一段捍衛身障兒受教權的血淚史

文/鄭淑媛

9年前(1998年),我生下了第二胎,是一個女兒,大家都紛紛的給我祝福,而我也滿懷喜悅的接受,因為老大是兒子、老二是女兒,在一般人的眼中是100分的,理所當然的,不會有再生一個孩子的壓力。怎知100分的幸福下,才是我人生最大的轉折點。

小妹4個月大時還不會翻身,婆婆認為孩子可能「大雞晚啼」,安撫我不要太過緊張。之後在台北榮總注射疫苗並做健康檢查時,醫生覺得小妹頭圍及整體發展曲線落後同齡孩子太多,覺得有異,並幫我安排了染色體配對、基因檢查、核磁共振、生長激素等一連串的檢查、報告結果正常,查不出任何原因,於是建議我去掛復健科。

小妹6個月大時,我帶去復健科門診,當時我掛的是北榮最有名的醫生,在國內也是首屈一指的名醫,光等候看診的時間就得花上一、二小時。好不容易輪到我進入診間,醫生只看了一下病歷便對我說了一句話:「抱歉我幫不上忙,妳的孩子我沒法子開藥給她吃。她有可能只是發展遲緩,也有可能一輩子都需要復健。妳去櫃台登記,安排復健時間。」就這樣,我被請出了診間。

當時我才26歲,對身心障礙毫無概念,醫生告訴我的當下,腦中一片空白,忘了那天到底是走了多久才回到家的,只記得眼框中的淚水沒有停過。此後每天過著渾渾噩噩的日子,除了定時到北榮復健外,在家也拼命似的,一直複習復健師教導的動作。

我的先生是職業軍人,因工作的關係在南部工作。先生為了能就近照顧,並安撫我的情緒,於是在小妹9個月大時申請官舍,全家移居南部。

移居南部不久,先生因公外赴國外受訓半年,剩我獨自一人帶著2個各為3歲和1歲的孩子。一週7天有5天,我都在醫院的復健科度過,醫院成為我第二個家。

隨著年齡增長,小妹的生長曲線也越來越落後正常兒童,從原本的發展遲緩到領得輕度的身心障礙手冊,內心更感無助。於是我開始尋求宗教,只要有人說那個廟的神明很靈驗、乩童很厲害,我就會去。最遠曾到內壢,聽說那兒有間神壇的神明功力了得,於是遠赴當地,排隊掛號近12小時才得到神明治療。每次車程及看診就得耗去近20小時,每週看診2次。這種日子,為期好長一段時間,可是我的孩子並沒因此有所進步,只要情緒上來,她便不停的哭鬧,最高記錄曾背著孩子32小時(因為只要我一坐下,她便嚎啕大哭),所以到最後是我哭她也哭。我無助到幾近精神崩潰,好多次興起自殺的念頭,但每每在夜深人靜後、望著老大及小妹熟睡的臉龐時,又打消了念頭。

在小妹3歲時,偶然的機緣下得知,岡山有一個公辦民營的早療機構「高雄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對於生養到這樣身心特質不同的孩子的家庭,提供諮詢及其他相關服務,便鼓起勇氣打電話過去。經由社工員的個案訪談,並轉介至中心3樓的早療中心,由當時的教保組李佳恩督導訪談評估,安排進入中心就讀,於是展開小妹的早期療育,而這也是我對特殊教育的初步認識。

小妹進入中心就讀的第一年、我好比在大海中抓到浮木。我把小妹丟給專業老師後,便躲在家中,不想面對現實。不管老師或社工員如何鼓勵,我都不想也不願意去和同樣家有身障兒的家長互動,更不想去接受相關的資訊。只因為內心太過沈痛、受創太深,以致讓我無法面對真實的自我。

讓我真正面對自我、並願意接受相關資訊,是在接受孩子早療後一年多(這期間,我還是維持一週5天的醫院復健,不曾間斷),小妹的情緒及肢體上開始有了明顯的進步,從原本的不停哭鬧,到哭鬧的時間慢慢縮短;從只會爬到可以獨立由爬轉坐,我開始看到,孩子可以經過特殊、個別的方式訓練,慢慢提升能力。於是我開始願意和其他家長互動,也願意去參與中心開辦的各種家長成長講座。那時小妹的身心障礙手冊已由輕度,換發為肢體中度合併智能障礙中度,領冊時更成為多重障重度。

小妹4歲那年,適逢國科會和成大醫院有筆研究經費,針對腦性麻庳、肢體高張力的孩子進行肉毒桿菌注射,但家長須自付一半費用,施打一次須自付約9千元,3到6個月需施打一次。在和先生商量下,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開始了小妹第一次肉毒桿菌施打。第一次施打時,因注射的部位在小腿肚上,非常疼痛,孩子不停的哭吼。打在兒身,痛在娘心,我內心幾乎快被撕裂了。第一次施打後,3個月後的某天,孩子忽然間竟能扶著桌腳自行站立,我欣喜若狂般的打電話告知先生及親朋好友。此後信心大增、於是更加積極的給予大量的復健,並加上在父母成長講座所吸收到的訓練課程:游泳、騎馬、針灸,從一週5天增加到一週7天,通通投入給小妹,而且每天傍晚利用助行器的輔助,教導孩子走路,並按時回診注射肉毒桿菌。

小妹7歲那年(2004),從早療機構畢業進入國小。當時小妹已訓練到可以獨自放手,歪歪扭扭的自行行走數步,情緒上也比較少用哭鬧來表答她的需求,並可安靜的坐在小馬桶上訓練如廁。當下我決定申請緩讀一年,希望能有多一年的時間,把孩子訓練到較穩定時,再進入國小。當時鑑輔安置的教授並不同意我的申請,我為了孩子緩讀問題,在安置會議上與教授爭執。當時我生氣的說:「不管你答不答應,我已經決定了。我的孩子一年後才會讓她入小學。」當時教授氣得說,我耽誤孩子的教育,會錯失孩子去接觸學校更大、更多元的學習環境。他並說,既然我如此堅決,且看在我是軍眷、獨自擔起母兼父職教養一雙兒女的心酸歷程,勉強同意小妹的緩讀,但是我要為孩子錯失的教育,負起最大的責任。

我很慶幸當初的堅持,因為早期療育的個別教育計畫中的六大領域,和學齡教育的六大領域有所不同,一個是著重在生活自理,另一個則是著重在知能提升。而此時特殊教育的主流,在於提倡回歸融合。教授們認為高功能的特殊孩童,需要鑑置到普通班,並在學科能力弱的部分接受資源班服務;而低功能的孩子才須安置到自足式特教班,接受個別化教育訓練。因此進入國小義務教育,對我的衝擊非常巨大。

一年後,孩子的能力如我預期的,在學前老師及復健師協助下,達成緩讀的目標。因放不下心孩子到國小就讀,安置會議前,便積極的參訪臨近學區內設有自足式特教班的學校,和老師談完後,選定心中理想學校後,並於安置會議上提出,以為孩子從此得以獲得如同早療般的照顧和教導。

豈知開學後,每天陪同到校讀書,才發現問題來了。自足式特教班的老師在回歸的主流下,並未準備好教導中重度特殊的孩童。因此我每天到校,除了固定時間帶孩子如廁、吃飯外,什麼都沒學到。一個月下來,我腦中一片空白、深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我尚且是個每天到校陪讀的家長,那些沒家長陪同就學的孩子,處境不就更慘?於是我開始利用復健、可以接觸家長的時間,開始找尋已進入國小就讀的中重度孩童的家長,詢問孩子入學讀書的情況。怎知大家給我的答案竟然是:「別笨了!學前和學齡的教育是不一樣的。我們和老師講多久,請老師要訓練我們的孩子,老師都不理我們。妳要調整心態,不要怪老師不會教,只能怪自己,誰叫我們的孩子障礙太重了。往好處想,反正最少有人幫妳安全照顧半天的時間,最少這半天中妳可以處理未完成的家務事。」

哇!我快瘋了,原來我投注心力在復健、早療、泳療、針灸、馬術復健,犧牲兒子童年和我們家的生活品質,換來的只是一句「想開點,別笨了!」我很生氣,既然早療教育銜接國小義務教育是如此不堪,那為何還讓我在早療看到希望,卻又在義務教育階段狠狠澆我冷水?

我很不甘心!我八年來的努力到底算什麼?怎麼可以因為老師不會教,就把我多年的努力化為烏有?況且國小老師所受的特教養成教育,應該比早療老師來得多,學歷又遠比早療老師高,那麼為何早療老師會教,而國小老師卻不會教?

那段日子我逢人便問,我不斷的打電話求救,也請社工數次到校訪視關心,但受教品質依舊沒有提升。於是我翻遍了「特殊教育法」及「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法規內明明規定,因孩子身心特質的不同,學校及相關單位應該提供生活自理課程給需要的學童,以及行政資源的協助。後來在北部親戚的幫忙下,我借到一台隱藏式攝影機,在沒告知其他家長的情形下,請其他學校的家長告知老師我想參觀教學的訊息。2005年9月底,透過參訪,我偷拍了特教班漠視中重度孩童受教權的普遍情形,10月初公諸於電子媒體及平面報紙(雖然此行為不對,對於被我偷拍的學校以及我女兒就讀學校的校長及老師深感抱歉)。此一報導在高雄縣的特教界投下一顆震撼彈,但義務教育體制中忽略中重度孩童的受教權,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事後我也拒絕再讓孩子到校去呆坐上課。校長及高雄縣政府特教課開始紛紛關心,並力邀我讓孩子回學校就學,都被我一口回拒。隔2週後,特教課排定時間,要帶著輔導團邀我到校協商,想以個案方式處理問題。因我認為,義務教育階段特教環境忽視中重度孩童受教權並非單純我一個案,而是普遍發生在高雄縣內我居住的臨近鄉鎮的學校,因此在協調會前,我電話邀約,說服和我有相同困境的家長,無論如何一定要站出來,勇敢的說出孩子在校是如何的被忽視。

2005年10月26日協調會召開當天,來了十多位家長,加上「高雄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秘書陳月瑛、社工,還有我向「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求救、指派來幫我的「高雄縣星星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林美淑董事長等人,一干人聲勢浩大,讓特教課長及校長反彈,不願意讓這些家長和我一起進入協調會會場。而我態度強硬的表示,若大家進不去,我將帶眾離席。在秘書及社工員的溝通下,一干人才得以進入。家長一一訴說孩子被忽視的情況,特教課長允諾改善特教環境,並行文各校,對於需要教導生活自理的學童,老師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

會後幾天,我開始讓孩子回校就讀,我們的校長聽到我的心聲、也開始協助整頓班級環境,並派老師每週到「高雄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見習如何教導中重度孩子的方法。慢慢的,教學品質提升了。而其他聲援我的家長也表示,老師教導孩子比以前認真多了。但是,這並不表示現今國小義務教育的問題都解決了,因為我發現很多家長對法律保障孩子受教權及福利的法令並不了解,甚至連唯一可保障孩子受教權的「個別教育計畫」(IEP),家長對參與制定的方式都不懂,以至於由老師主導設計 IEP,而家長卻不懂也不會參與內容的制定。因此,IEP 的設計通常與孩子本身能力不符,更別說能由 IEP 的制定與執行,來提升孩子的能力了。

看得越多,心越是傷痛,而籌組「小太陽身心障礙者家長協進會」的念頭也在此時興起。

總之,除了因為障礙而全癱、無自主能力的孩子需要接受養護外,所有的孩子都是可以教育的。沒有教不會的孩子,只有不會教的老師。請多給孩子一點機會,與學習的環境。

(作者為「高雄縣小太陽身心障礙者家長協進會」發起人,現任該會總幹事。感謝該會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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