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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身障大遊行，許多障礙者走上街頭爭取教育平權，各障別的學生也提出自己在校求學需要的協助，事隔5年，台灣障礙學生的受教權是否已經獲得改善、已經平權了呢?
助理員角色不明、專業訓練不足
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推動聯盟周淑菁以自己的孩子玟聿的助理員為例，分享了障礙孩子在校園生活遇到的困境。她表示如果學生申請的是「教師助理員」，那麼他的角色是代替老師來輔導學生，如果申請「在學助理員」，那就是協助學生校園生活。學生使用哪一種助理員是由學校決定與申請的，他們當初申請時並不知道這些差異。
她進一步說明，「教師助理員」的角色是協助老師來幫助孩子完成在課業上的一些操作，以老師的指令為主，而「在學助理員」則是以學生的需求、服務學生為主，所以障礙生能不能透過助理員去達到自主學習，助理員角色至關重要。
由於學校幫玟聿申請的是「教師助理員」，所以有時候玟聿希望助理員協助一些事項，會因為學校認為可能太危險而遭受阻礙，比如說她要自己跟同學一起行動、去做什麼，學校可能會覺得要有助理員陪同，可是玟聿使用電動輪椅，可以自己行動，跟同學一起行動也無大礙，但「教師助理員」一定要跟在身邊，這樣的安排讓玟聿很困擾，也間接限制了玟聿的人際關係發展。
學校以安全為理由要助理員陪同玟聿，但玟聿對自己的需求很清楚，她希望在接受別人協助的時候又可以有自己的空間跟自主權，可是在學校生活時，助理員、教師等常常會用大人的想法來告訴她這樣危險你不要做，例如大家會覺得校園裏學生很多，可能在奔跑的時候碰撞玟聿或對輪椅遙控器造成危險，因此若玟聿要獨自行動、離開助理員的視線是不被接受的，如果玟聿堅持要有這樣的空間，那就要簽切結書、要負責自己安全。
與近年非營利組織推廣的「個人助理」不同，「教師助理員」的訓練以照顧跟協助為主，但所謂的「協助」有時候對學生而言界線很模糊，淑菁分享她在協助玟聿時候的經驗：我是依照她的自我意志協助她，她希望我怎麼做、做到哪裡，如果我有不同的意見，我會先跟她溝通，但最終以她決定為主，但我也會跟她討論，如果你要這樣做，有可能會是怎樣的結果，那玟聿就要承擔。
學校助理員或老師則是不同的處理方式，比如說天氣熱或冷，需不需要加外套等決定，老師或助理員會覺得「我怕你感冒，所以我希望你加外套」，可是玟聿可能不覺得冷卻也只好勉強穿上外套，學校甚至針對這件事跟她討論過多次如果玟聿堅持不穿外套怎麼辦?她跟學校說還是要以孩子的決定為主，你只要告訴孩子這個決定可能會怎樣，要自己承擔。
不過雖然淑菁說要讓孩子自行承擔後果，但校方(助理員、老師)卻不敢這樣做，因為擔心「如果你感冒我承擔不起」、「你家人可能會怪我」，因此協助者會「先判斷再決定要不要協助你」，這是身障學生遇到的最大困擾。淑菁強調尊重對方意願是重要的，尤其是孩子，她希望你怎麼協助她就怎麼協助，但我們學校的助理員的培訓過程並沒有被提醒這一點。
說到助理員制度，過去淑菁也多次呼籲政府要多加重視助理員的培訓與待遇，因為目前助理員的薪資到了寒暑假就沒有勞健保，給薪也不高，這樣的情況下很難留住優秀的助理員。助理員在學校要負責不同障別的孩子，這樣專業的工作卻沒有應得的薪資報酬及升遷制度，如果透過服務內容的專業度來做薪資等級的區分，那助理員就可以再進修、再訓練來達到更好的專業服務與收入。
例如一位要氣切或需要抽痰的孩子進入學校後需要更專業的協助，這樣的情況下助理員就應該給予專業加給，甚至證照制度，而不是用時薪的報酬讓他做所有工作，否則這樣看起來就是一個兼差的工作，找不到人就由家長來暫代，可是家長有家長的角色，如果暫代助理員就像是媽媽一直在身邊叮嚀一樣，孩子沒有自己的空間也沒有校園生活。
著作權法限制視障生教材製作
2012年教育平權遊行除了呼籲落實在學助理員制度外，視障學生也提出了視障生教材的需求，希望可以提前取得點字書教材，關於這點，目前在實踐大學資源教室擔任輔導員的洪瑞聲表示：他們跟很多出版業討論過，學校願意付錢、付版權，只要出版社給電子檔就好，也保證只給視障生使用，但出版社就是不願意，怕學校會讓電子檔外流。另外，點字書之所以製作困難是因為全台灣153所大學的點字書只有淡江大學在負責，雖然也有少數的單位在做但數量真的不多。也因此轉成點字書的速度很慢，學校的視障生可以申請點字書，但何時拿到不曉得。不過學校有時候會有同儕輔導員來協助轉檔，例如他只是要把紙本變成電子檔、可以閱讀電子檔，就會幫他們掃瞄，甚至人工打字。
實踐大學資源教室會與學生討論、安排服務，例如聽覺障礙需要聽打員，就培訓同儕輔導員聽打服務，視障生需要人導課程或者是相關知識，學校也會請老師來教，不過他強調各項服務還是需要跟學生先討論，學校才知道要給甚麼服務，只是他也坦誠因為經費有限，有些服務必需透過其他的方式處理，例如聽障生一學期有八堂需要聽打員，學校可能只給三堂或四堂課的配置，其它課就要想辦法跟班上同學做合作，此外學校也會幫學生找校外資源，例如勞工局、其他協會培訓的聽打員等，學校也會申請外部資源給學生使用，除了同儕輔導員外，障礙生還可以申請課輔、課業加強服務，或請老師跟他一對一、一對二、一對三教學。
不過，資源教室願意幫障礙學生尋找資源、提供協助，但若遇到學生不說出自己的需求，或者他就是不想讓人知道我是障礙者，資源教室也會幫不上忙，資源教室的老師會一直與學生保持連繫，或者有些學生擔心會被標籤化，他們就改約學校圖書館、學校門口的咖啡館，不要在資源教室碰面討論，但不是老師努力就可以做好這件事，導師、家長也需要一起努力。
洪瑞聲以他過去的服務經驗來看，最常遇到的情況是學生也不知道自己需要甚麼，為此資源教室會多做一些活動讓學生更清楚自己的目標、未來的想像，或者拓展他們一點視野，只是學校做再多也要學生自己願意先行一步走過來，如果他選擇我寧願不想要這個身分，要靠自己打拼、自己去摔倒、跌倒，資源教室就會幫不上忙。
校園及宿舍依舊障礙重重
至於障礙生住校問題也是2012年教育平權遊行關心的權益，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畢業的周趴趴(化名)則分享了她的住校經驗。雖然台北大學的住宿法規是身心障礙學生優先住宿，但好笑的是學校並沒有無障礙房。校園無障礙推行多年，但法規卻只規定公共空間無障礙，也因此宿舍沒有無障礙，宿舍內的廁所更沒有無障礙。雖然台北大學是間相較新的學校，但當時建校時法規還沒有那麼細緻，沒有規範無障礙廁所要怎麼改，結果變成一個空間裏塞了馬桶、小便斗、洗手台等，全塞在裏面輪椅反而進不去。
她回憶當時12月放榜後，到入學前這一段時間，不斷跟學校溝通無障礙需求，陸續連絡了資源教室、系上老師等，後來到了7月還沒發包工程，又趕緊連絡系主任處理。不過她也體認到學校做無障礙的態度是「符合基本法規就好」，但這是最低標準，實際上還是要障礙生在學校生活、唸書時，才會更清楚知道哪邊要做改善，例如刷磁卡的感應式電動門，那樣的設計對輪椅障礙者來說高度太高，又或者大家都以為學校開放時間門基本上都開著，所以進出不會有問題，但實際開學後發現，研究生常常晚上跟同學在研究室討論，或者自己在研究室唸書唸到十點，結果門鎖了出不去。
她以過去在實踐大學唸書為例，當時她在實踐大學搭的電梯非常非常小，加上她手部功能比較差，進電梯後沒辦法轉過來按按鈕，因此即便電梯符合無障礙法定規，但她還是按不到，後來跟資源教室的老師反應希望改成遙控方式，才改善搭電梯的問題。
她覺得生活中使用的工具其實是對生活的一種想像，台北大學資源教室的門原本是感應式的，但按鈕太高她根本按不到，她也是問老師可否改成遙控式，後來經過討論，不能做突出式按鈕(為避免視障生碰撞受傷) ，一定要埋在牆壁裏，那就要挖空、打洞、重新粉刷，廠商估價後要好幾萬，她想說哪需要那麼複雜，買個遙控模組來裝就好啊，於是她自己上網拍找遙控模組，再問廠商可不可以裝在教室的電動門上，那種模組就像7-11那樣，紅外線模組3千多塊含安裝處理到好，她強調現在台灣各種工具很發達，只是要花時間找看看合用的。
一般的學生家長從來不用擔心孩子進出學校門感應不到、上廁所有困難這些小事，但對障礙生家長而言，總是得煩惱孩子在學校有沒有人協助、穿衣吃飯拉拉鍊等問題，而障礙生上了大學之後也無法放心求學，課堂上的需求與協助學校是不是能夠完全支援?或者硬體設施上不適用得自己上網找替代方式?從2012年的教育平權身障大遊行至今，障礙生的求學環境真的有改善嗎?
透過淑菁、瑞聲、趴趴的分享，讓大家了解到障礙生求學路上還有很多資源需要及即補上，讓每一個障礙生在學校都能夠像大家一樣，只要專心讀書不用擔心其它的問題、不用自己想辦法解決、不用上網GOOGLE找替代方案，2017年的現在，台灣障礙生的教育離平權還有一大段距離，到底還需要多久才能平權，教育部可以說清楚講明白嗎?
本文為「障礙新勢力」直播節目內容稿，本節目是由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補助，共同的主辦單位有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以、開拓文教基金會，以及余秀芷粉絲專頁，有任何問題歡迎至行無礙粉絲團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