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聖弘
第一次在別人的土地上過中秋，透過msn與國內的同事連線，她開玩笑的問我：「外國的月亮有沒有比較圓呀？」再熟悉不過的一句玩笑話，卻讓我心中湧起一連串複雜的情緒。當初決定報名參加「94年美國麻州地區視障機構職業重建實務工作考察團」的甄選，其實只是為了讓自己多一次機會，到異鄉尋找失落許久的服務價值。而對於美國的視障重建服務系統，是否真如所聽聞的那樣完美，坦白說，是有不少的質疑的。然而，經過實際的觀察與了解後，我卻不得不說：這裡真的有太多我們所不及的了！
「態度」決定了被服務者的命運
「美國視障者都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兩年多前，佳樂盲人中心（The Carroll Center for the Blind）的朋友們到國內訪問時，這是我對他們提出的第一個疑問。而當我踏上這個傳說中視障者可以從事三百多種行業的國家時，我仍然對於這樣的問題充滿了疑惑與好奇。從我們的服務思維與經驗中，我幾乎認定，這樣的數字有著被誇大的嫌疑！
也許只有親身的體會，才能夠真正的理解，原來是這群服務者的「態度」創造了這種對我們而言不可思議的傳奇！
美國西密西根大學定向行動教授李亞俊（James Leja）曾說：「我們對一個人的預期，通常就決定了他最後的極限。」來到佳樂中心的這兩個星期，最讓我感動的，便是所有的工作者，對於視障個案所表現出的那種「相信你可以」的信念與態度。我們的文化從小訓練我們，要主動對不方便的人伸出援手，而在這裡，過多的幫助卻可能被解讀成「對身心障礙者能力的懷疑」。兩個星期的課程，所有的講員都在告訴我們一個最基本的視障重建概念：讓視障者可以獨立、做他自己，才是重建的最終目的。因此，來到這裡接受重建的朋友，需要學習如何打點自己的三餐、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主動開拓自己的人際圈，甚至透過一種名為「模擬職場」的方式，學習自己解決各種職場可能面對的問題。
也許正因為文化的不同，我有點難以想像，如果這樣的服務方式原封不動的在國內出現，會遭遇到多少的責難？身為視障者，我很清楚了解，要一個視障者接受自己必須獨立自主的要求，會面臨多少的排拒與困難？而我們的社會價值觀，也期待我們給予這些身心障礙者多一點的照顧，於是，整體的環境對視障者的要求便自然的減少了，強調身心障礙者必須獨立的觀念，也被鼓勵提供更完善的照顧服務所取代了。同樣是出於善意的社會價值，卻延伸出迥然不同的結果。如果我們要說，國內的視障服務觀念不如美國，那實在又有些太沉重了，但是假若我們期待視障者能有更廣闊的職業發展，那麼，相信誰都會同意，一個能夠獨立自主的人，才能夠符合一般職場最起碼的要求。
「制度」讓服務者看到工作的價值
來到這裡，另一個讓我感到好奇的是，每一名工作者對於視障服務所表現出來的專業與熱忱。嚴格來說，這似乎應該是從事這份工作必要的基本要求，然而對於已經習慣於服務人員流動頻繁的我們而言，卻又是令人感到難以置信。我當然不認為國內的視障服務工作者的熱忱比不上他們，但是，經過三、五年的「考驗」後，仍能維持服務的熱忱，確實令我感到相當的佩服。奇怪的是，這樣的例子在美國似乎並不怎麼特別，顯然除非有民族性的差異，否則，關鍵應該不是在人的問題。
經過兩個星期的觀察後，我終於了解，原來是完善的制度，讓他們看到個人工作的價值。
在一次的課程中，佳樂中心找來了一位個案管理員，和我們分享她成功協助一位智能障礙的全盲個案就業的故事，聽完後，同行的團員每個人都深受感動。「這樣的個案如果在國內，會得到同樣的服務嗎？」、「耗費好幾年的時間，投注在同一個困難度這麼高的個案，國內的體制能夠接受嗎？」、「長期看不到個案順利就業，我們的社會還會相信這位服務者的專業嗎？」這些疑問，在我心中不斷的迴盪，而心中也不禁感嘆：「同樣是服務，我們的工作者必須為往後的資源而拼業績，他們卻可以為個案的長期成長而努力；我們的服務者似乎必須為保住飯碗而工作，他們呢，工作的目的可以更單純的只是為了讓個案能夠更自立，而這不正是每一位助人工作者最夢寐以求的價值嗎？
雖然只是短短的兩個星期的考察，對我而言，卻宛如經歷了一場全新的觀念洗禮。在回程的飛機上，同行的夥伴問我：「想帶回台灣做點什麼？」我想也許是觀念的宣導吧！畢竟有太多太多我們該學習的，然而如果沒有從基本的觀念改變，依樣畫葫蘆的結果，所有的努力都將大打折扣。因為他們的成功，不在於只有死板板的制度，身心障礙者、服務者與社會大眾的觀念，才是這個制度可以持續運作、甚至不斷進步的關鍵。
（作者為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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