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芸英
大二那年暑假，柯燕姬得到美國兒童基金會家庭輔助中心的實習機會。美國兒童基金會在世界各地都設有分支機構，台灣亦是如此。凡13歲以下，無父或母或父親殘廢、家庭貧窮的兒童，都可以向該基金會申請補助，該基金會將按月付給每位兒童生活費，而每一個受補助的兒童背後都有一位在美國的負責人（贊助者），用意是盡可能解決兒童的經濟問題，他們評估這種方式比把孩童送到孤兒院更好。
柯燕姬對「特殊教育」的興趣便從這個時候開始。
室友伸出援手，合作家庭訪問
實習工作就是利用一個月的暑假，按照該中心的規定做家庭訪問，但每個工作人員必須先學會騎摩托車才能擔任這項任務。「這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柯燕姬講到這兒搖搖頭，隨後露出一點笑容，「很幸運的，我的一位室友願意犧牲她的暑假，陪我實習。」
然而，這位歷史系的室友也不會騎摩托車，但是她很有毅力，在柯燕姬第一天實習的早上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學會騎摩托車；從此，每天載著柯燕姬做訪問，從不喊累。
她們的合作方式是，室友拿著基金會提供的地址載著她找路，有時找得到，有時撲了個空。找到的時候由柯燕姬做訪問，室友做紀錄，回到基金會後兩人再整理個案，決定是否該接受補助。
那一個月的時間她們住在基金會提供的宿舍裡，白天工作很忙，晚上則有時間聊天，甚至逛街。住在她們隔壁同時期實習的兩位男生對她們也很友善，「我記得有一次他們請我們過去看一部國語片，其中一位男生一邊看一邊翻譯影片內容給我聽，但那是一部打鬥片，我沒有興趣，不知不覺睡著了。」
那一個月的實習讓柯燕姬看到很多弱勢家庭背後隱藏的問題，因為有些兒童的家庭除了貧窮之外，更嚴重的是心理不健全、父母不和睦、環境不佳……等因素，這個現狀更加決定她往特殊兒童教育發展的決心。
統計學和天文學，兩大頭痛科目
升上大三，多了統計學和天文學，「這兩科我都很頭痛，因為不知道老師到底在講什麼。」
天文學老師上課常輔以錄影帶教學，老師很熱心，常在私下找一節課的時間幫柯燕姬「補習」，只要聽不懂的都可以問，老師願意再講一次。「可是我不懂的部分常常跟眼睛看不到有關，連問都不知道怎麼問。」例如，地球到某一星球之間的距離、太陽和地球及月亮轉動的關係、自轉和公轉……都聽不懂。儘管老師願意講得更仔細一點，但柯燕姬無奈的說：「我對這一類自然現象的不了解，就好比一個盲童可能知道鳥是什麼，也聽過鳥叫的聲音，但根本不知道鳥長得什麼樣子。」不過，經過老師不厭其煩的講解，總算有一點進步，有了概括的認識。
統計學也很困難，有時候一節課算一題，「我盡量用聽的來理解。」教授對全校唯一的盲生很禮遇，經常主動問：「柯燕姬，老師剛剛講的你有沒有問題？」
其實她的問題明眼人很難了解，「像加、減、乘、除的符號我就很陌生，有時候統計學的表格無法用點字呈現，非常頭痛。」
相對於統計學和天文學，「特殊教育」讓她十分感興趣。如果聽到同學討論「特殊教育」的內容或提出特殊見解，她都會主動過去聽，最後提出自己的看法。
從一些哲學家們的教育觀點看，所有的兒童在享受教育的權利上，應是一律平等的。然而，對於那些沒有能力適應正常教育制度的兒童，應該安排另一種教育的方式和教學法，使他們也能和一般兒童一樣享受到教育的機會。「我越有興趣，越覺得自己不足，因此，『繼續升學』的想法一直在我腦海醞釀。」
申請柏金斯盲校，如願以償
不過家人並不贊成。
他們覺得盲人根本不可能在學業上與明眼人競爭；但是柯燕姬認為上大學是為了充實自己，盲人因為視覺上的限制，追求外界的知識時比一般人困難得多，若自己再不上進，而困在狹隘的視障圈，更容易被社會淘汰。
「我曾在外國雜誌看過一篇報導，內容敘述盲人成功的故事，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引起大眾對盲人教育的重視。」因此，柯燕姬對台灣缺乏視障教育感到遺憾，這更激發她繼續求學的鬥志。
當時陳淑靜（「台中縣私立惠明盲校」校長）剛從美國留學回來，帶回一只盲用手錶給柯燕姬。她們聊起惠明學校的盲教育應該要跟上國際腳步，柯燕姬趁機表達「繼續升學」的想法。陳淑靜不但沒反對，而且表明願意支持她的理想。
後來柯燕姬主動寫信到美國幾個有「特殊教育」課程的大學，表示她有出國深造的意願；陳淑靜知道後建議柯燕姬申請美國麻州的柏金斯盲校（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註一）的研究所，也就是她剛念的學校（類似台灣的師範學院），因為該校被公認為全美國設備最完善的一所盲校，柯燕姬從善如流，寄出了申請書。
一個月後，柯燕姬返回惠明學校參加院慶運動會。陳淑靜特地走到柯燕姬面前告訴她，柏金斯盲校不但接受她的申請，還決定提供美金3,200元給她。聽到這個消息，柯燕姬簡直不敢相信這麼幸運的事會降臨在她身上，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陳淑靜說，這所「盲人師範學院」設有實習課程給將來教盲人的老師念；換言之，只要通過該校的考試就具備「老師」資格，明眼人也可以就讀。
為了準備出國，陳淑靜安排一位美籍教授為柯燕姬補習英文，希望她能順利前往美國入學。
畢業論文，探討盲人福利
身為台灣第一位就讀大學的盲生，柯燕姬的畢業論文備受關注。
「我當然是以『盲』為主題。」這是毫無疑問的，教授也贊成，於是她決定以「台灣盲人的福利」當作研究方向。但問題來了，台灣有關盲人福利這方面的書籍一本也沒有，「我決定自己做一次全省盲人福利機構的調查訪問，當作我撰寫論文的參考資料。」柯燕姬說時帶有幾分慷慨激昂。
訪問時間就利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這次她單槍匹馬，獨自前往。
她分三個部分研究台灣盲人的福利問題：一是預防失明，一是盲人教育，一是盲人職業。她計畫訪問的機構包括盲聾學校、盲人訓練所和盲人福利協進會；包括她從來沒去過的花蓮、屏東、台東、宜蘭等地。
柯燕姬很有計畫的將訪問機構表列下來，當時台灣的盲人機構還沒有人整理，但像是遙遠的台東盲人之家和仁愛之家，她都找出來，一一寫信問對方地址和交通狀況，確定訪問日期之後，再接洽附近的旅館以便住宿。
那是七月的盛夏，全台籠罩在熱氣流裡，走在戶外沒多久就汗流浹背，的確是件非常辛苦的事。她的訪問由北而南，先到台北盲聾學校、新莊盲人重建院，然後搭火車南下到豐原、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再回到台中，乘車經橫貫公路到花蓮殘盲女子教養院習藝所和台東太平的榮民之家，再北上到羅東參觀盲人福利館。
這一連串的訪問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在於找地址。通常是徒步找，有時叫計程車，更多是按寫信時對方回信的指示，尤其是每一個點的銜接，柯燕姬都問得很清楚。「我當時遇到很多困難，現在一時也想不起來，但我很清楚記得一點，那就是我一心一意想完成這計畫，我的心願很強烈，所以不論多大的障礙我都願意克服。」
柯燕姬訪問後發現，台灣的盲人福利機構是在1961年之後才得到政府和社會的重視。訪問發現，「就業」是盲人所面臨最艱困的一項問題，當時盲人所受的職業訓練，雖然包括按摩、針灸、電療、電話接線生等，但真正進入職場的卻少之又少。
她的論文指導教授正是社會系的系主任，從大四上學期期中考以後，每週必須交出論文的一小部分，並約定時間聽取教授的指導和建議。「我每次都先用點字打好，再請惠明學校的老師或東海大學的同學翻成國字，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才完成論文的初稿，然後請同學幫我從頭到尾抄一遍，才算是正式的論文。」柯燕姬說，當她看到論文出爐時，對那位協助她抄稿的同學有著說不出的感激。
1968年夏天，柯燕姬以每學期平均分數80以上的成績從東海大學畢業，成了台灣社會的焦點。當天東海大學聚集了很多記者，大家都很好奇這位盲生大學生活是如何度過的；隔天，他們在報章雜誌描寫了這位眼盲女學生扭轉命運的過程和努力向學的精神，可當作時下年輕人的榜樣。
採訪後記
我在採訪期間，志萍（廖志萍為視障者，是柯燕姬的學生）跟我聯絡，談起他2001年夏天代表台灣盲棒隊到美國克里夫蘭參加世界盃盲棒賽的「意外收穫」。他說，當時由於經費不足，主辦單位緊急透過慈濟功德會聯絡當地同鄉會幫忙，球隊抵達後果然受到華僑熱烈的招待，第一天他們以晚會方式迎接他們。晚會有許多餘興節目，志萍唱了一首「清平調」，唱完之後有個義工張菲菲跑過來說：「你唱得很好聽耶，給我的感覺很有古人的韻味！」兩人就開始聊起天來。
「你知道嗎？我念大學的時候班上也有一個同學是盲人喔！」志萍立刻問：「你是哪一所大學畢業的？」她說：「東海大學。」志萍笑了一陣子，「你的同學該不會是柯燕姬吧？」她也笑了，用非常驚訝的語氣反問：「啊，你怎麼會知道？」志萍說，那個年代只有東海大學招收盲聾生，盲生就柯燕姬這麼一位（另一位聾生叫謝茂昌）。「柯燕姬也是我的老師呢！」兩個人高興得大叫。
盲棒比賽在克里夫蘭的小村落舉行，平常很少有台灣團體到這兒，而且他們旅居美國多年，並不知道有盲人棒球這件事，他們的到訪讓當地華僑開了眼界。
我聽到這消息喜出望外，採訪過程中，我一直缺乏柯燕姬就讀東海大學的內容，趕緊透過志萍與張菲菲聯絡。
很巧，隔年，張菲菲的夫婿被新竹科學園區聘為顧問，從事協助視障朋友科技開發的研究，張菲菲也有了常回台灣的機會。我在取得聯繫後，直奔科學園區見張菲菲，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場不可思議的緣分。
張菲菲1964年以第一志願進入東海大學社會系就讀，那個年代的大度山一片荒涼，周圍都是稻田，學生得住宿。但她的宿舍和柯燕姬不同區，彼此雖互有交流，但不算親密。1967年大學畢業後，張菲菲赴美，一待就是三十多年。她回憶大學時代的求學經歷，對柯燕姬有點愧疚。
那時的東海大學還是小班制，班上同學不到20人，全校都知道他們班上有一個盲生，他們是全台灣極少數與盲大學生同班的同學，她也有考前念書讓柯燕姬打點字當講義的經驗，但跟她的互動僅止於課業上的討論而已。「那個時代我們不會過問別人的私事，總認為那是很不禮貌的事，甚至假設問了可能傷到她的自尊，所以我們不知道柯燕姬失明的故事，也不知道她的娛樂是什麼，也許她希望參與我們的一些娛樂，但我們年輕時候都沒想到這些，直到最近幾年才知道盲人娛樂不應該只是聊天和聽音樂。」
張菲菲說，當年的教育訓練盲生如何獨立生活，卻沒有訓練盲生周圍的同學該如何協助他們；現在回想起來，柯燕姬在大學時代應該有很多需要別人幫忙的地方，但是那時的她是那麼的安靜、那麼的堅強、那麼的客氣、那麼的獨立，以至於大家都忽略她是盲生。
「當年上課的狀況是，如果這一堂課我跟柯燕姬坐在一起，下課換教室時，我們就一起走；如果她和別的同學一起坐，就和別的同學一起走。班上同學只是把柯燕姬當作班上的一分子而已，誰碰到她，誰就扶她一把。」或許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這種態度是健康的。
柯燕姬給她的印象就是很用功、脾氣很好；可以想像一個看不到外面世界的人一定會把注意力全放在功課上。
柯老師進入台北縣三芝「雙連安養中心」前一年，張菲菲返國，並到柯燕姬位於民權西路的家中拜訪，其實柯燕姬對張菲菲已經很模糊，不過，張菲菲的幾個死黨正是柯燕姬當年的室友，話題繞啊繞的，終於她記起了張菲菲。
「當時柯燕姬的身體狀況還不錯，我說，柯燕姬啊，你看不到我，但我看到的你和大學時一樣，這三十多年來你一點都沒變。」柯燕姬還記得張菲菲的聲音，幽默的回答：「你也沒變，你的聲音跟三十多年前一樣。」輕鬆的開場白，逗得陪同她去的先生和志萍都哈哈大笑。
張菲菲說，柯燕姬把家裡打掃得一塵不染，跟當年乾乾淨淨的她一模一樣，表裡如一。到了吃飯時間，柯燕姬開口說：「張菲菲，你來看我我很高興，我要請你吃飯。」張菲菲夫婦搶著要請，但柯燕姬說：「我已經是個盲人了，你們就不要再欺負我，跟我搶了。」他們只好從善如流。
爾後張菲菲回國都固定跟柯燕姬聯絡，感情回到從前。
附註
註一：柏金斯盲校是由赫宇醫生（Samuel G.Howe，1801──1876）於1832年創設，並於1837年因教導盲聾啞者羅拉（Laura Bridgman，1829──1889）採用點字及手語教育成功而受到全世界的矚目，柏金斯盲校因而聲名遠播。約五十年後，蘇莉文老師試著採用赫宇醫生的教育方法指導海倫‧凱勒，後者在1889年進入柏金斯盲校接受正規盲聾啞教育（並寄宿到1893年），期間又接受所謂振動法（Vibration Method）的發音訓練，最後使海倫‧凱勒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柏金斯不但是有名的盲校，也是盲聾啞教育的發源地，世界各國有關盲教育及盲聾啞教育機構均受到該校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該校的教學內容和方法不但最為充實，也受到最多教育界的關心，堪稱楷模學校。
（本文取材自盲鬥士──柯燕姬傳奇》一書第109～120頁，感謝「寶瓶文化」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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