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芸英
柯燕姬的父母都是彰化人，爸爸在當地是有名的醫生，和別人合開一間診所，每週固定到台北進修。她的祖母知道父親是塊念書的料，為了籌學費供他念書，自己吃了不少苦頭。父親為了擴展醫術，帶著老大和太太一起到北京行醫。
父親行醫，童年在北京
柯燕姬在家排行老二，她2歲時，弟弟出生，6歲時妹妹出生，他們都生在北京，加上左右鄰居的小朋友不少，她的童年玩伴其實很多。
「我對5歲以前發生的事，大多是從鄰居和長輩口中知道的。」據說，她父親在北京的應酬不少，有一天出門前，母親告訴他當晚可能會生，希望他早一點回來；父親雖然如期提早回家，但喝了一點酒，一沾枕就呼呼入睡。晚上11點左右，母親把他搖醒，他有點神智不清，迷迷糊糊的，但還是順利的完成接生手續，當他定神，發現是個白白胖胖的小女孩時，非常高興，為她取個暱稱叫「大胖」。
她印象中的爸爸個子不高，和藹可親，尤其疼她。她任性、鬧脾氣，一不高興就躺在地上，父親都依她，從不說一句重話，極度包容；家人猜測這可能是父親對女兒「補償」的一種心理。
「大胖」2歲以前的發展跟其他小朋友完全相同。她的眼睛能夠辨別東西，也分得清生人和熟人；她很早就學會說話，而且愛唱歌，隔壁鄰居有位太太在小學教書，常教她唱一些學校教的歌，她跟著哼哼呀呀的，親友都說：「好聽極了！」但兩歲以後，家人發現她拿東西時得靠摸索，玩具掉了好像也找不到，母親發覺異常，立刻把她送到眼科醫院檢查，醫生當場斷定她的眼睛有缺陷。至於是什麼缺陷，身為醫生的父親安排她住進一家頗為高級的醫院，動用很多關係找來名醫診治，包括外國醫生，但都找不出問題的癥結；從事西醫的父親連中醫也找來，她在醫院住了一年半，仍然查不出原因。
鄰居的小朋友許久沒看到她，都知道怎麼回事了。不過，他們很善良，從不對她另眼相看。出院後，他們仍然在一起玩很多遊戲，例如拍球、扮家家酒、捉迷藏。有一次大家玩嫁娶的遊戲，她當新娘，坐在一張小凳子上，四個人抬著她出嫁，好不風光；不到一會兒，他們不小心失手，她從小板凳上摔了下來，摔得哇哇叫：「好痛喲！我不玩了啦，我不要嫁給你！」那時候擔任新郎的弟弟卻說：「哼，我才不要娶瞎子呢！」
家境富裕，老人討乞
柯燕姬從小愛漂亮，這跟母親有關。她母親長得非常標致，注重打扮。有一次她趁母親不在的時候偷偷把門關起來，拿起母親化妝用的粉，學著化妝，但一個不小心，把一盒粉撒得滿地都是，她很害怕，用手把粉放進盒子裡，卻總是撿不乾淨。於是她趕快拿一塊布把它擦一遍，心想，這樣乾淨了，母親一定不會發現，沒想到母親一進臥房就發現有人動了手腳，馬上猜到是她，一直喊著她的名字，她看苗頭不對，拔腿就跑。
她在北京過得很富裕，父親當時在一個部隊裡擔任醫務處長，家裡除了有三、四個女傭外，還有兩個負責對外工作的勤務兵幫忙，上上下下的人都在父親的影響下，當她是寶貝。
印象中的北京經常吃麵食類的「窩頭」，「你知道什麼叫『窩頭』嗎？」我不知道。她有點興致，開始敘述：那是一種用麵粉、玉米粉、黃豆粉、糖、水等材料攪拌的食品，用手捏成上尖下圓約三、四公分大小且底部中空的形狀，「像金字塔形，我們小孩都說是小窩頭。」窩頭放入蒸籠大約蒸個十幾分鐘就可以吃。據說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慈禧倉皇出逃，途中又飢又渴，兩天沒吃東西，百姓端來窩頭，慈禧讚不絕口，一邊啃一邊說：「好吃，好吃！」回京城後便要御膳房做窩頭；後來窩頭成了慈禧晚年最愛吃的一種小點心。她記憶裡，傭人常嚷著要他們吃窩頭。
住家附近常有乞丐到她家裡要東西吃，他們吃不完的窩頭就留起來，等乞丐來時分送給他們。「我現在還記得那時有個老公公，拿著一根柺杖，好像每走一步路都很困難，看起來特別可憐，我每次看到他來，就把自己留的窩頭統統拿給他吃，他說很好吃，我就請他每天中午都來，那個老公公聽了非常感動，我也很開心。」
搭船返台，沿途風光好
1946年，她6歲，母親生下妹妹，一家人都很高興，那時台灣已經光復，家人決定重返家園。其實在北京時，她就常常聽父親提起祖母，當時正逢抗戰，回不了台灣，但爸爸很思念台灣的家人，有時候講到自己的媽媽都哽咽得快哭了；所以台灣光復後，他迫不及待想回家。「我聽媽媽說是在五月天，春夏交接之際，我們一家人從北京搭船回台灣的。」
那是她生平第一次搭船，雖然年紀小，但對船還有印象。「船很大很大，但走起來搖搖晃晃的，感覺很新奇。」她和哥哥、弟弟都在船上玩得很開心，有時他們拉她到甲板上看海，但她總是看不到海，只好悻悻然地回到船艙裡；媽媽因為暈船，一直躺在床上。
這趟行程一共11天，其中在青島停留一天，就在這一天，她爸爸頭痛得很厲害，當時沒人注意這件事，因為舟車勞頓，幾乎忽略了他；他也因頭疼而很少出來。
但快抵達台灣時，船上的人都搶著奔上甲板眺望遠方的台灣島，爸爸也難得走到甲板上，跟大夥一起高興地、大聲地喊叫，還拍拍她的肩膀說：「大胖大胖，那就是台灣島，你看到了嗎？」那時的她還有一點視力，順著爸爸手指著的方向，看到一塊像陸地的地方。心想：「喔，祖母就住在那裡！」
柯燕姬回憶說，爸爸很孝順，抗戰期間，台灣和北京無法通信，每年吃年夜飯，他都會因為太思念家人而掉淚。
父親病逝，家道中落
他們從基隆港下船，轉搭火車回到彰化老家。
回家後，爸爸的頭疼劇烈發作，她經常晚上聽到爸爸呻吟的聲音而不知所措，她細心地撫摸著爸爸，心裡很難過；爸爸在床上常喃喃的說：「我快死了。」家人聽了淚如雨下，頻頻安慰：「你不會死，過幾天就會好起來。」
很多人來看爸爸的病，送了一些水果來。有一天，爸爸拿一個蓮霧給她吃，她在北京從來沒吃過這種水果，若在平時，一定會高興地品嘗，但那一天她卻難過得一口都沒吃。
回到台灣第五天左右，家人為爸爸請了一位大夫到家裡看病，大夫說，他的情況很嚴重，要立刻送到醫院開刀，後來發現他後腦長了一個瘤。
在醫生的建議下，爸爸被送進醫院開刀，從此沒有再回家。「我聽祖母說，爸爸死前15分鐘一直喊著『阿母，阿母！』是流著眼淚走的。醫護人員用一張白色床單蓋住他全身，家人眼看著爸爸被抬走，攔下來，幾乎哭倒在他身上；祖母說我哭得特別厲害，後來被許多人抱住才讓爸爸走。」但小小心靈已經領悟到，在這世界上，已經失去一個最愛她的人了。
爸爸走後，家境大不如前。母親只好外出工作，把家裡的四個孩子分別送到親戚家暫時收養。哥哥因為要上學而留在彰化市的祖母家；她和弟弟、妹妹則寄住在彰化縣水尾的外婆家。
母親找到的工作是擔任彰化女中校長的翻譯，依規定住宿。
當時台灣剛剛光復不久，地方上的語言很亂；受日本教育的說日文，說台語的不會說國語，她媽媽通日、國、台語，便成了翻譯的最佳人選。當時的校長是外省人，有時候說的話師生聽不清楚，例如週會時，她就得把校長濃濃的外省口音用台語或日語和普通的國語解釋給學生聽；而求見校長的地方政要，有些人說日文，有些人說台語，她也得翻譯成國語。
其實她媽媽在國小只念了三、四年，與大學畢業的爸爸學歷差距甚大。在北京時，爸爸特地為媽媽請一些家教到家裡教她念書，偏重說和寫，幾年下來，練就她的國語說得很溜。
寄人籬下，學會容忍
母親只有週末回家看他們，都會帶來好吃的東西，但到了星期日下午就必須回彰化女中。每次分開時刻，弟妹都嚷著媽媽不要走，有時候，媽媽會趁他們不注意時偷偷溜走，當他們發現後就大哭一場。有一次，媽媽剛跨出大門，就被她和弟弟發現了，他們緊緊拉住媽媽的衣服，媽媽只好騙他們說要換一件乾淨的衣服再走，弟弟比較聰明，要她先看住媽媽，但最後他們都被大人強行拉開。
失去父親後，柯燕姬變得沉默寡言。和村子的小朋友一起玩時，他們常常罵她是個「瞎子」，她就躲在角落裡哭。那時候，村子裡和她一樣大的孩子都很會做家事，有的甚至會照顧弟妹或煮飯洗衣；但她什麼都不會，因為以前在北京有很多傭人，根本輪不到她做事。
這裡的小朋友和北京也不一樣。有一次她和鄰居的孩子一起玩沙子，可能是玩得不太投機，吵了起來，其中有一位小朋友竟罵她：「活該，沒有爸爸又瞎眼！」她一氣之下往外跑，向一個山坡跑過去，想去找爸爸的墳墓，走了好久遇到一位老先生，她問他怎麼走，那位先生了解她的狀況，費盡口舌把她帶回家。
對於眼盲，她還記得另一件事。有一天，她和外婆用肩膀共挑一桶水到菜園裡澆菜，那一條小路的左邊是一條大河，村莊裡的婦人都在大河洗衣服，因為她個小小，重心不穩，走著走著，一不小心就掉到大河裡。她害怕極了，抓住河畔的青草，幸好沒溺水，外婆緊急把她拉上來，她沒受傷，卻大受驚嚇，當天晚上，她發著高燒，夢囈著，覺得整張床都在搖動似的，還不時喊著：「我掉到河裡了，我掉到河裡了！」親戚們都說她得了瘧疾，外婆請來一位醫生，打過針吃過藥後，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她在外婆家住了一年多，寄人籬下的環境中，她學到了謙讓和容忍，無論遇到任何不愉快，都不會向人說一個字。有一天她一個人在家，不禁想起過世的爸爸，就大聲哭起來，後來聽到外婆和弟弟回家的腳步聲和說話聲，趕快擦乾眼淚，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村子裡和她一樣大的小朋友都上學了，不過念書的大部分是男生，因為那還是個「重男輕女」的社會，女孩大都留在家裡幫忙做家事。男生放學後常跟她們說一些學校的事，例如做體操、寫黑板、打板擦兒、跟老師一起念課本、寫字……，她很想念書，但村裡連明眼的女孩都沒有機會，豈會容許一個看不見的孩子？「我知道北京有盲校，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她一直有這個疑問。
入盲啞學校，欣喜若狂
1948年9月初，母親到台北辦事，她的一位朋友林太太剛好認識「台北盲啞學校」教聾生的老師劉惠英，「我媽媽在她的建議下，決定把我送到那兒讀書。」
柯燕姬清楚描繪這關鍵性的一天所發生的事。「我記得那天我正在外婆家吃午飯，舅舅收到媽媽的信，我放下碗筷跑過去，舅媽接過去拆開來，把信的內容念一遍給我聽，我一聽到自己可以上學，高興得手舞足蹈。『喔，我可以念書囉！我要到台北讀書囉！』又叫又跳，我還特地到很多小朋友的家跟他們說：『我可以上學囉！』他們半信半疑，直到祖母特地帶我到文具店買上學該用的鉛筆和筆記本他們才相信。」
過幾天，她爸爸生前的好友林叔叔到家裡準備接她到台北念書。她記得那天的午餐特別豐富，但她的食量卻只有平常的三分之一；吃完飯後，鄰居的小朋友都到她家送行，客廳裡充滿著濃濃的離愁。她想到即將離開親人和小朋友們，突然覺得感傷。
飯後，她準備行李時，林叔叔把鉛筆和筆記本拿出來說：「這些不用帶！」她很納悶，讀書不是都要鉛筆和筆記本嗎？鄰居小朋友念書都有這些啊，沒有這些怎麼念書呢？但林叔叔執意不用帶，她感覺很遺憾，只好拿出來。
他們從彰化搭「慢車」到台北，一路上，她默默的想著未來的事：學校是什麼樣子？跟彰化水尾的小學一樣嗎？有沒有做體操、擦黑板、跟著老師大聲朗讀？老師是很兇還是很溫和？小朋友會跟我一起玩嗎？住在學校，誰會照顧我呢？
坐了好久的車，好不容易到了台北。一下車，她就看到媽媽，原來媽媽早已經在火車站等著她了。
隔天早上，媽媽帶她到劉惠英老師家，那時劉老師正巧要到學校，就把她交給劉老師。離開時，她看到（當時她的眼睛還可以模糊的辨別東西）媽媽流著眼淚，她心裡也很難過，難過的心情幾乎掩蓋入學的喜悅。
她跟著劉老師到了學校，劉老師把她帶進一、二年級的教室（盲生人數少，低年級合在一起上課）裡，和一位正在上課的女的盲老師打聲招呼後，拍拍她的肩膀就走了。這是她受教育的開始。每次柯燕姬跟別人談到這一段，都對林太太和劉惠英老師感激不已，視她們為一生的貴人，令她終生難忘。
採訪後記
劉小萍（柯燕姬的好朋友）返美後，我單槍匹馬赴會幾次。柯燕姬果真住進了（台北縣三芝「雙連安養中心」）單人套房，也有看護照顧。
「柯老師您好，記得我是誰嗎？」
「我記得，你好。」
「今天外面出太陽，帶你出去走走，好嗎？」
「不用，謝謝。」
每一次見面，我們幾乎都先上演一段上述的對話，然後我再說明希望訪談的目的，她有時說：「我今天狀況不好，不方便。」有時說好，但最多聊不到5分鐘，還有一次輕聲問了看護，「她走了沒？」我只好自己找台階……。這讓我十分受挫，也開始質疑自己的堅持。
從我家到安養中心，來回得花4小時，常常待不到10分鐘就離開，有時是她需要休息，我被迫離開；有時是談不上話，自己離開。我持續一個星期一次造訪柯老師近一個月左右，幾乎沒有收穫。
有一次離開安養中心搭公車返回台北時，我因心神不寧搭錯了車，在偏僻的台北縣我心生恐懼，急著問司機路況，他竟不耐的回我，語氣充滿敵意，我下車後心茫茫，無端地坐在陌生的站牌下，不由自主地啜泣起來。當晚我孩子氣的告訴志萍（廖志萍為視障者，是柯燕姬的學生）：「我不想寫了。」志萍很失望，他說：「如果你不寫，應該沒有人願意寫了，她的故事不寫出來真的很可惜。」志萍的話似乎帶給我另一股力量，我隱約覺得這是一種使命。志萍為了協助我，給了我一個重要線索，她叫周榮惠，是當年和柯老師一起教盲聾啞生的老師，也是當年和柯老師在惠明盲校一起教書的室友。
我很幸運的聯絡到她，更幸運的是她提供一個非常關鍵的資料──當年柯燕姬從美國留學回國時，聲名大噪，《婦女雜誌》做了一份她的專訪，內容豐富，還影印一份給我，我簡直如獲至寶。
這篇名為⟨柯燕姬的心路歷程⟩，自1972年5月開始刊登，一共刊登十期。引言上說：「她不是中國的第一位盲女，卻是中國的第一位盲女碩士，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子。她接受了本刊的建議，每天對著錄音機講自己的奮鬥故事，由本刊編輯翁秀琪記述，逐期連載。」
由於她寄的內容不完整，於是我到中央圖書館找到四十年前的雜誌，並影印全部內容，我就拿這內容當採訪的基本資料，這一趟我去安養中心時，有了實質的收穫。
「我先謝謝你願意寫我的故事，但我說實話，我的人生實在沒有什麼可以供給別人參考的；如果有一點點，也不值得張揚。」
「您太客氣了，我知道您花了很長時間在盲聾啞生的教育上，光這一點就彌足珍貴。我希望讓別人知道，即使盲聾啞生也有接受教育的權利，這一點沒有人可以剝奪，而且值得教育部重視。」我的這一番話大概打動了柯燕姬，她頻頻點頭稱是，而且強調盲聾啞教育的重要性。最後，她說，你要寫可以，「但你只能寫好的一面，不能寫到別人不好的，尤其是你採訪到其他人寫到別人的事情的時候更要注意；我可能很快就會離開，我走就走了，但那些人都還在世上，如果你寫的內容對他們造成困擾，他們以後的日子將一直受到干擾，這不是我的原意。你可以答應嗎？」這番話大概就只有我聽得懂了。因為她旁敲側擊，知道我採訪到一些消息，這消息有一小部分是說她在某些事情上受到一些委屈，她強調自己沒有委屈，不想影響他人；從某些角度來看，算是跟我「交換條件」。我同意了，她也同意了，再下一次與她正式訪談時，我嚇了一跳。
她穿著套裝（在這之前她大部分時間穿睡衣），略做打扮，端正的坐在椅子上，在我們之間貼心的擺了一張茶几，並請看護為我倒一杯咖啡，允許我使用錄音機，相當正式的進行訪談，看得出她對自己故事的慎重。
「穿得好漂亮啊！」我忍不住讚美她，她說是妹妹買的，住在台北市的兩個妹妹常常輪流來看她，她們和其他兄弟約好，最好分散時間探望，才能讓她感覺時常有人來。
（本文取材自《盲鬥士──柯燕姬傳奇》一書第36～50頁，感謝「寶瓶文化」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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