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明里
我在社會福利界的日子是生命中最精彩的時刻，從我進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工作伊始，就有做不完的事，驅使我向前行；有學不完的東西，吸引我再學習；有辦不完的活動，鞭策我去實現；還有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與我分享喜樂。這些人事物與生活點滴，至今仍讓我無限回味。
1983年的端午節，我邀集俱樂部傷友報名參加台北市舉辦的全國性划龍舟大賽。這是國內第一次有身心障礙朋友參賽，所以意義非凡。但大會基於安全理由，將身心障礙者安排為表演性質，不分入競賽組。而身心障礙組隊伍分為肢障隊、聽障隊、顏殘隊。
競賽場地就在淡水河七號水門附近河道，一趟龍舟划下來，大伙被臭汙水濺得全身臭兮兮，但覺得很有意思。
身心障礙者需要生活休閒及育樂活動，給身心障礙者一個機會，就是給社會一個學習機會。有互動，才有了解；有對話，才有生機。沒有人想當一輩子的蟑螂，永遠躲在陰暗處過生活。
1984年間，道德重整協會全時無薪工作者劉仁州先生幫基金會成立「陽光合唱團」。每週一次晚上會員固定聚會活動，安排專題講座與經驗分享，有MRA（道德重整合唱團）歌曲練唱與學術活動，以道德重整所標竿的誠實、純潔、仁愛、無私為四大絕對標準，化之於生活上及待人處事裡，至今仍受益良多。在團員厚愛下，我當了三年團長，三不五時帶著陽光團員，四處與友團同學一起表演，交流觀摩。
有一年，機會來了，仁州兄應主辦單位邀請，承接國慶晚會一個單元節目，陽光團員當然也是現場表演者之一。
1987年北投區大度路上青少年大玩飆車風，讓我們這些傷殘者深感此風不可長，亦不可取。輕傷者可能來陽光基金會，重傷者可能去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更嚴重者可能到創世基金會安養也。這股歪風如果繼續擴大，受害者就不只一個人了。
1987年11月29日～12月12日，我策劃執行「迎向陽光、騎向世界」單車環島。成員有顏損傷友9人及志工5人，花二週時間完成1千3百多公里的行程，以行動表示關懷青少年，主動出擊宣導預防嚴重外傷四場座談會，希望飆車族愛惜生命，不要再發生事故，造成終身遺憾，留給家人一生的痛苦。
我去拜會自由車協會彭劍勇總幹事洽商辦理單車環島事，他熱心的幫我引荐胡榮華、王瀚、黃金華等相助，還陪車隊從台北市騎到基隆郊區，並請郭金仁、林榮隆、黎煥財等帶隊指導環島行。
向捷安特公司募得15輛變速腳踏車，供活動騎乘與事後義賣。當環島車隊走西部海岸線北上，到中部路程行經捷安特公司前，我們特地拜會捷安特劉金標董事長。他與同仁熱情接待，安排參訪公司全自動化自行車製程，讓我們這一群人大開眼界。親切接納傷友的感覺，既溫馨又溫暖，也感謝在心。
人生總在失去後才會珍惜，生命也在過程中調整步伐，看看別人，想想自己，想活得精彩有意義，活得健康快樂，端看自己是否有歡喜心與責任心。
1988年7月10日，我策劃辦理「再見螢橋」活動。於街頭義賣茶葉包募款，為籌募「陽光育幼所」購屋基金，照顧失親的小陽光，做好重建（醫療、就學、生活照顧）服務，及學習適應新生活。這是一個綜合性服務，也是一項嘗試性計畫。
陽光育幼所計畫的展開，是因為工作同仁發現部分小陽光家庭資源薄弱。他們在醫療、就學、復健與生活照顧上，需要給予整合性服務與專業人力支持。例如有些家長無力照顧手術後的復健；有時安排的手術期可能與小陽光就學時間衝突，耽誤了學習進度。有了短期安置地方，家庭、個案、專業服務與資源整合，就可以串連起來，讓小陽光的醫療、教育、生活快速恢復。
我特地去拜會天仁茗茶行負責人，尋求贊助茶葉包10萬包作為義賣品，他們慨然應允贊助。原本預估以1小包茶葉包10元為計，全部賣出的話，可進帳100萬元。結果當日短短6個鐘頭，在志工與全體工作人員賣力促銷下，就賣得近120萬元。
義賣茶葉包的點子源自孫越為伊甸基金會義賣麥斯威爾咖啡包的模式。我如法採用不同的生活茶品為素材，小單價的義賣品負擔不大，路上行人出得了手，可以增加購買率。
那幾年間，街頭義賣如雨後春筍般流行起來，一些團體也跟著如法炮製，大量招募志工動員起來，真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另外，南投縣埔里鎮曾爺爺也爽朗響應，捐贈一塊近五分的山坡地給陽光，作為建築用地或園藝種植場。幾經探勘評估，礙於水資源取得及鄰近通路用地無法解決，於12年後，歸還其繼承人孫女。
接著8月13日起，我隨「大衛魔術」義演去宣導。這三場為台北、彰化、高雄。很遺憾該義演最後所得，並未如經紀公司所言，將所有盈餘利益捐給陽光，僅在記者會宣傳時捐了20萬元。
奉勸各團體不要相信這些一次公司的「假公益」行銷，他們慣常以「金蟬脫殼」模式脫身，即活動後，宣布公司解散，撤銷登記，讓你找不到負責人。如此這般以愛心為幌子，遂行撈錢的玩法，說穿了不值錢。還是做好自己的個案服務，把自己的服務成果秀出來，社會上自然會有一群支持的人，才是比較實在的經營方式。
社會上確實有不少有愛心的人，他們以各種方式參與，用不同的形式來奉獻心力，這就是社會最寶貴的資源。
有一天，登山教育專家歐陽台生打電話來找我，他說他想要為螢橋事件的小陽光，辦一場登玉山活動。又說他在火車上見到一位傷友很勇敢，他被她所感動，想要邀約陽光朋友一起去戶外走一走。
1989年2月1～4日，在歐陽台生的策劃，與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協助下，舉辦「登峰造極玉山行」活動。我邀集了大、中陽光朋友一起登玉山，享受大自然的洗禮。這是一場考驗耐力與毅力的行程，可惜玉山頭積雪皚皚，基於安全因素，一行人在塔塔加鞍部望山興嘆。
延至4月6～9日，一行人二度出發，大、中陽光再次結伴攀登玉山主峰，走過八通關，下東埔休息。這一趟，我們登上了東亞最高峰，在冷風吹拂與低溫氣候下，迎接第一道曙光，讓人讚嘆大自然的美麗，感染玉山山頭的雄偉壯闊。
整個登山過程，即刺激又驚險。讓人見證：有志者，事竟成。這一趟玉山行，我們做到了，也留下美好回憶。
1990年1月11日，行政院李煥院長率內政部許水德部長、台北市吳伯雄市長等官員蒞臨陽光基金會，少不了要準備接待長官的指導。第一次陽光有院長級官員來訪，李文董事長及所有工作人員深受鼓舞，感受到同仁們的努力與付出有代價，得到政府肯定。
1990年1月15日，我與社福團體同道一行數人出國，到香港及澳門考察有關老人與身障及社區福利服務機構的運作，了解香港行政特區如何提供資源給民間機構，如何用「公設民營」方式，委託合作經營，提供更完整服務，有效應用民間資源。
夢想一步一步的實現，我加緊腳步，希望在出國讀書前，把手上的夢想計畫落實展開，尤其是「路邊攤的夢想」案。
1990年5月間，我見開設洗車場時機已成熟，即著手企劃「陽光洗車中心」評估報告案給李文董事長及董事會，建請創設「陽光洗車中心」，開創傷友投入身障「庇護職場」，創造就業機會及社會、政府、身障者多贏局面。
創會以來，有數位傷友在台北市中原路路邊洗車，工作環境非常辛苦，收入也不穩定。當時全民健保尚未上路，傷友醫療手術費與賺錢養家的經濟壓力糾結在一塊，讓我心疼傷友的生活處境。他是我兄弟，豈能視若無睹？
我答應老傷友一起打拚做夢，為爭取工作權奮鬥，向公部門要土地發展。基於身障人力合作，我邀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宗景宜，一起拜會時任台北市議會民政委員會召集人闕河淵市議員（現為陽光基金會董事），請託他協調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並向國有財產局爭取國有地，或新生高架橋下閒置空間地面，做為洗車場用地展業。
1990年7月11日，我出席台北市議會民政審查委員會召開「高架橋下停車場規劃洗車中心」請願協調會議，闕河淵議員及白秀雄局長均表支持，願意協助爭取設立。
後續董事會改選由方慶榮董事長接任領導籌備洗車中心，台北市政府黃大洲市長特准提供建國南路與和平東路間南側高架橋孔下做為場地，直到1992年12月22日，陽光洗車中心正式開張營運，獲得政府好評與社會認同支持，展現殘友自食其力的成績，殘福團體與地方政府競相觀摩與學習移植，國外的日本、韓國、香港、中國等國家亦相繼來訪取經。
對於洗車中心地租租金，我認為相當不合理。以土地使用者來看，洗車中心上面有建國高架橋，依土地稅法精神，不能將稅賦全數灌在陽光身上，即使用者應共同分攤。個人因緣際會擔任台北市政府顧問，我向阿扁市長當面陳情，爭取中央國有財產局應降租。歷經二年的努力，終於有成果，從每月29萬8千餘元，減半為14萬9千餘元，另視年度公告地價調整計價，為陽光每年省下不少租金費。
投入社福工作將近10年，我一直埋頭苦幹，樂在其中，希望盡己最大力量，把工作做得更好。我的工作也很穩定，自覺很有成就感，我一向以助人的心情面對工作，把全部的時間投注在工作上，相對的自己也在當中獲得成就感與自我實現的滿足感。
我喜歡這個工作，在於能實現當年「捨我其誰」的使命感與心志，並在過程中有所學習與自我成長，且在有「礙」的社會環境裡，幫助一樣受苦難的人。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本文取材自《阿里疤疤——台灣最醜的男人陳明里的故事》一書第194～201頁，感謝「健行文化」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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