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惠綿
我就讀中小學的年代，沒有營養午餐。鄉村小學，居家鄰近者回家用餐，偏遠者攜帶便當。我家距離學校騎腳踏車只需五分鐘，但我都在學校午餐。
每到中午十一點五十五分，母親準時出現在教室門口，她總是站在我視線可瞥見的位置，這對我是一種「安心」。一下課，母親隨即走進教室，將手上提盒放在書桌，然後用摟抱嬰兒的姿勢，在我背後，一手摟住我的前胸，一手托住我的臀部，急步直奔洗手間。那個年代只有蹲式廁所，十歲左右的我，應該頗有重量，不知道是母性潛能或是練就工夫，母親竟能以半蹲的姿勢，將我安穩地摟在懷裡把尿而不弄溼衣褲。
回到教室座椅，母親才開啟提盒，輕聲細語：「趁燒趕緊吃！我要轉去（回家）顧店」。鋁製提盒內有三層，下層裝菜湯，中層盛白飯和蔬菜，上層放煎魚或紅燒肉，分盤放置桌上，熱煙裊裊，香氣四散。三十年後我與小學同窗重逢，他說：「我還記得當年你的提盒便當，都是伯母送來，好羨慕！」我詫異他何以對此事記憶深刻，一問方知他自幼喪母。小學上全天課的年級，不曾用過菜飯混雜的單層便當，也不曾吃過青菜變黃蒸得熟爛的便當。午餐都是母親當天現做的飯菜，雖非山珍海味，卻是新鮮溫熱的家常菜餚。純淨不雜的便當深深影響日後我對飲食美感的追求。
那時母親大約四十歲，清晨五點起床，為就讀國、高中的兄姊做便當，不識字而善用顏色繫帶分辨。料理三餐、操持家務之外，還得經營小雜貨店，清楚記住貨品價目，沒學過加減乘除，論斤稱兩不含糊。很難想像，在忙碌緊湊的時間表中，母親仍能精準計算，每天準時送提盒便當給行動不便的小女兒。
小學畢業，為選擇無障礙環境，遠赴彰化仁愛實驗學校就讀國中。負責伙食的阿姨將食物分配到每個人的自助餐盤，三菜一湯各自區隔，頗像母親分層盛裝的提盒便當。為增進升學聯考的能力，國三毅然決然轉學回鄉，再度享受母親香噴熱騰的午餐。因為國中離家較遠，由父親騎摩托車送來，也是在十二點下課以前抵達。
教室在三樓，沒有廁所，整個上午不能如廁，滴水不喝。父親到教室，先陪到洗手間。我右手緊握扶梯，父親為我穩住左手雙拐，就這樣憑藉左右兩個支撐點，懸空而跳，一階一階，緩緩下樓。洗手間在一樓偏遠處，拄著拐杖需走十五分鐘。下樓容易上樓難，因穿著六公斤背架支架，上身直挺不能俯彎，上樓必須改換倒退跳躍台階的方式。父親扶持上下樓的過程，總是沈默，父女額頭上的汗珠沿著雙鬢滑下，成為彼此無言的淚水……。如今追憶此事，仍然覺得那是一段遙遠的來回路程。回到教室座椅，精疲力盡，看到提盒便當，如同行軍百里載飢載渴的士兵見到豐盛宴席。行路難的轉學生涯，午餐便當成為支撐求學意志的主要能量與生命甘泉。
母親和父親相繼以接力的方式，守護重殘的女兒完成中小學學業。南台灣的冬天雖然溫暖，也有寒流逼人；夏秋之間，也有颱風侵襲；炎熱暑夏，也有閃電雷雨，正午時分，更是烈日當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按時送到教室的提盒便當，恰似雙親的愛，永遠不缺席不遲到。
（作者自早罹患小兒麻痺症，重殘不良於行，現任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本文摘錄自《愛如一炬之火》
一書30～32頁，感謝「「九歌出版」 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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