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蘇湘雲
熱血投身 SCA、SMA 治療戰役
神經醫學領域的範圍非常廣，從中風、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乃至頭部創傷、頭痛、各類中樞神經病變，都屬於神經醫學範疇。在這領域，可看到少數學者、醫者，如神經醫學先鋒宋秉文教授、鐘育志教授等，皆是不問名利地投身人類遺傳學領域；也因為有這些學者、醫者的付出，屬於弱勢、少數族群的遺傳疾病患者，例如小腦萎縮症、脊髓性肌肉萎縮症患者，才有一線生機，生活中的艱辛，也才得以稍微減輕。
恩師一句話，燃起宋秉文的研究魂
在國立陽明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神經學科專任教授，同時曾任臺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周邊神經科主治醫師、主任的宋秉文，就是因為看到罕病患者、家人不斷受苦，懷著「惻隱之心」而踏入神經基因學、小腦萎縮症（又稱脊髓小腦運動失調症 Spinocerebellar Ataxia；SCA）研究治療領域。談起為何選擇走人類遺傳學這條路，宋秉文教授回想起他在美國讀書受訓的點點滴滴。那時的他正站在學術生涯的起點，茫然不知該走哪個方向，當時研究人類遺傳學的人不多，指導教授Roger Rosenberg 的一句話「基因學的研究是未來神經醫學的主流」如醍醐灌頂，讓他立定志向，決定往人類基因學領域前進。
「宋醫師，我好累，我們整家人都得這種病，自己沒辦法照顧自己，有時我實在好想掐死弟弟、妹妹。」在病房，一位婦人講到自己的家族故事時哽咽到幾乎說不出話來，宋秉文醫師聽了也因同理心而跟著潸然淚下。
一家七口罹病，宋秉文滿心不捨
這位婦人有6位手足，媽媽是小腦萎縮症患者，早逝的父親去世時，交待她照顧好媽媽和6位弟弟、妹妹，由於對父親的承諾，她一肩扛起照顧家人的重擔。沒想到不只媽媽，6位弟妹都遺傳到小腦萎縮症基因變異而陸續發病，肢體動作逐漸失去控制，癱瘓在床需人照顧，弟妹們的配偶好幾位都因不堪壓力而離去，這位婦人雖然已婚為人妻、人母，但為了照顧弟弟、妹妹，完全沒時間照顧自己的先生和孩子。
後來，因為經濟的壓力，她不得不將其中兩位手足送到中國大陸鄉間居住，自己則勤跑對岸去探望他們。某個冬夜，忙碌了一天後，她沉沉睡去，天上飄著雪，氣候非常寒冷，其中一位弟妹將她喚醒，想要換尿布；好不容易忙完了，過了一會兒，另一位弟妹因背癢難耐，又將她喚醒，請她幫忙抓背止癢，這樣折騰了一夜，她根本沒睡好，幾乎快要崩潰，長期累積的壓力到達臨界點，讓她浮現掐死弟弟、妹妹的念頭，但一想到對爸爸的承諾，這樣的念頭又令她非常內疚，宋秉文醫師能深刻感受到她內心的煎熬與掙扎。
期待透過研究，減輕罕病家族痛苦
小腦萎縮症會隨著時間演進讓病患逐漸喪失行動、語言的能力，但他們的神智卻是清楚的，病友彷彿是一個孤獨的靈魂被囚禁於自己日漸衰殘的軀體內，若照顧得宜，病程可以延續10～20年之久。但由於上述婦人一家的經歷，讓宋秉文教授決心鑽研小腦萎縮症致病機轉、治療方法，希望透過研究，幫助這樣的家庭脫離神經基因疾病的折磨。
「中風、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症這些疾病，多半都是患者一個人生病，但小腦萎縮症這類家族基因疾病經常是一家子多人罹病，真的很慘！」經由上述婦人的家族案例，宋秉文才發現國外學術圈已投注資源在此病的研究。一家七口都罹患小腦萎縮症的震撼，激起宋秉文教授的研究魂，他開始投注大量精力，率領臺北榮民總醫院、國立陽明大學團隊（簡稱榮陽團隊）鑽研小腦萎縮症的致病基因、致病機轉與治療。
過去30多年來，經由世界許多研究團隊的努力，前後已經發現40多個小腦萎縮症致病基因，宋秉文教授團隊在其中也做出很大的貢獻。
研究成果領先國際，開發新藥造福病友
經過多年的努力，宋秉文團隊終於在2002年首次發現第22型小腦萎縮症（SCA22）的存在，之後再接再厲，於2012發現SCA22小腦萎縮症的病變基因KCND3，團隊也建立了SCA22疾病小鼠模式，讓小腦萎縮症研究有了更深厚的基礎；有了帶SCA22小腦萎縮症基因變異的小鼠模式，便能在小鼠身上進行各種治療方式的安全性、有效性測試，對研發小腦萎縮症新藥有很大的幫助。
上述研究成果不只領先世界，也陸續刊登於《Annals of Neurology》（神經學年鑑）等神經醫學頂尖期刊，許多美國、日本與法國團隊也投入宋秉文教授研究行列，研究成果獲得了全世界醫界的重視。
除了第22型小腦萎縮症，宋秉文團隊也相繼在台灣發現了較少見的第35型與第36型小腦萎縮症家族病例。為了發展小腦萎縮症的治療，宋秉文教授近幾年來與生技新藥公司合作，研究運用異體脂肪間葉幹細胞治療小腦萎縮症，並進行臨床試驗，在2014年成功完成第一期臨床安全性試驗後，已順利於2017年進入第二期臨床試驗，他期待研究成果可以為小腦萎縮症病友帶來更實際的助益。
倡議成立腦庫，讓研究更紮實
由於小腦萎縮症和罕見疾病的基礎研究無法在短時間立即產生經濟利益，宋秉文教授常面臨研究經費不足的窘境；除了經費不足，也因國內法規限制，他與許多神經學學者無法運用腦部組織做研究。對於這點，他感覺非常惋惜，在其他先進國家，患者可以選擇在過世後捐出腦部，督促研究人員研究病因與治療；但在國內，礙於法規很難實行，患者辭世後，雖然可以器捐，但研究人員卻無法摘取腦神經組織，進行深入研究。
「現在雖然可以透過核磁共振攝影、臨床檢查等診斷小腦萎縮症，但卻無法了解腦部實際病理變化，也無法觀察腦部某些特殊 RNA 及蛋白質的轉變，針對這些變化設計研究、治療方案。台灣嚮往成為科技、經濟大國，但法規對基礎研究卻不是很友善，這實在非常可惜！」
宋秉文教授一直想突破這樣的困境，於是在2016年與其他在台灣的神經學學者共同成立「台灣神經罕見疾病學會」，期盼政府修改不合時宜的法令，成立本土「腦庫」（臺灣腦組織資源聯盟） ，讓患者在過世後，醫師與研究人員可以運用捐贈的腦神經組織進行研究，造福後世更多相同疾病患者。2019年2月22日，在國家衛生研究院舉行的國衛院論壇當中，宋秉文教授與台大醫學院副院長謝松蒼教授報告「臺灣腦庫」的推動，與會人士包括中研院吳成文院士、國衛院院長梁賡義與衛福部醫事司司長石崇良等皆給予很正面的回應，表達支持意願，讓宋秉文教授與謝松蒼教授燃起信心，相信臺灣本土腦庫終有成立的一天。
研究能量增長，必須仰賴雄厚基礎
不只成立腦庫，宋秉文教授也希望透過「台灣神經罕見疾病學會」推動「轉殖基因動物庫」、「IPS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庫」，建議政府成立國家型「難診斷疾病研究網絡（Undiagnosed Disease Network）」等，幫助台灣的研究環境更友善，讓所有神經醫學研究可以事半功倍。
以「轉殖基因動物庫」為例，一旦有了「轉殖基因動物庫」，想針對退化性疾病進行研究的學者便能以動物模式做為入門，臨床前的研究有了紮實基礎，進入臨床研究的機會就大為增加。宋秉文教授認為，中華民國要成為臨床研究的大國，目前已有很完善的健保資料庫為根基，再加上這些「難診斷疾病研究網絡」、「動物庫」、「細胞庫」的支援，研究基礎勢必更為雄厚，研究能量也可大幅增加。
雖然小腦萎縮症目前還是「不治之症」，但許多患者仍持續奮戰，願意加入臨床試驗，讓更多其他患者受益。
期待最終目標──滅絕疾病
「做研究最大的希望就是滅絕疾病！」宋秉文教授說，對於疾病，希望可以找到治療方式；若是還沒發病的族群，也希望能在發病前就進行治療，避免或延後發病時間，例如藥物療法、基因療法與幹細胞療法等，都是可行之路。小腦萎縮症如果有方法可以治療，就是一整個家族的人都得到醫治，疾病能夠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得到改善。但前提是研究學者要有想法、有方向，政府科技部門也願意投資預算，研究才能大步往前邁進。
中華民國人類遺傳學會 已成立 20 年，許多會員投入罕見疾病的治療與基因相關研究，宋秉文教授深知，了解罕見疾病基因研究「非常有意義」。
眾志成城，期盼更多人加入
宋秉文教授解釋，透過研究，有新的科技輔助，便更有機會明白疾病發生的原因，發現致病基因，就能到實驗室進行細胞及動物研究，藉由藥理、生理與解剖學的研究，不僅對疾病機轉有更深層的了解，也可以找尋適合的治療方式；找到可行的方案時，可在病人身上進行臨床試驗，這樣的循環，從無到有，基礎研究學者、臨床醫師都可以加入，因此這領域可提供很廣闊的舞臺，讓加入研究的人員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也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
「想投入罕病研究，建議要有定力、耐心，也要耐得住寂寞，外面的人，不會主動給經費、給掌聲，要快速賺錢，這條路可能沒辦法，但只要持續往前走，研究之路終會得到許多豐碩的成果。」宋秉文教授說，因為中華民國人類遺傳學會許多學者的努力，如今願意加入人類遺傳學領域的專家越來越多，期待政府更願意投資，讓台灣的研究環境向上提升，研究人員更有機會展現潛能，為罕見疾病患者的診斷、治療一起努力，共同朝「滅絕疾病、改善患者生活品質」的方向前進。
（本文摘錄自《深耕台灣–人類遺傳學會與先天性疾病的二十年歲月》 一書第P.145～151頁，感謝「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山谷文化教育協會」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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