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昭如
從高鐵站下車一路趕到法院時，凱林媽媽在大廳裡像是正在與人交涉，旁邊站個扛著攝影機的人。凱林遠遠站在一邊，看來有些不知所措。
「怎麼回事啊？」我把媽媽拉到旁邊，低聲問道。
「就記者啊。唉，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媽媽一臉苦惱地說。
凱林媽媽是少數願意面對媒體的家長，也有過幾次受訪經驗。她曾在記者會聲淚俱下訴說內心的痛苦煎熬，也曾參加談話節目指責校方的推託卸責。這回是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從我們家一路跟拍到學校，然後又跟到法院來……我跟他們說不要再拍了好不好？這樣對小孩子不好，他們一直說不會啦，一定會上馬賽克。一台機器跟了我們半天了，我是覺得說已經拍那麼多，夠了啦。」
「他們是怎麼找上你的？」
「張萍說有記者要採訪家長，問我願不願意，我想說好啊，只要讓更多人知道學校的事，是沒有關係啦。可是這樣一直跟一直跟，我是覺得很誇張啦，以前的（記者）都不會這樣。」
記者應該沒有惡意，電視新聞不能只收音，沒有畫面，所以希望媽媽能站在攝影機前講點話，如果可以的話，順道也訪問凱林。他們再三保證，一定會盡到保護的責任，絕不會曝光，媽媽雖不情願，卻開不了口。
「如果你覺得不舒服，可以拒絕啊！」
「我答應過張萍跟慧嫻，只要需要我幫忙，我一定配合。」
「她們絕不希望你勉強自己。」
「我知道啦，可是我虧欠人本太多了。」媽媽是很重承諾的人。
這時記者又走過來說服媽媽，一面勸說，一面就逕自將麥克風往媽媽身上掛。媽媽勉為其難地戴上口罩，背對著攝影機，配合地說了一小段話。（張萍得知以後非常自責，要求對方將這段新聞畫面從網路上撤下來，對方也很配合地照辦了。）從頭到尾，她沒有失控，沒有情緒崩潰，只是客觀地描述事實。她怎麼能如此冷靜？
「沒有喔，剛開始的時候，我也是每次講每次哭，是到後來才慢慢習慣的。反正哭也不能解決問題。」她告訴我，很多家長也很想出來，可是不敢，怕被貼標籤，怕會害到小孩。「不像我啦，我是覺得又沒做什麼壞事，是沒有在怕的。如果不是怕會影響到小孩子的話，我才不要戴口罩、戴漁夫帽咧，看起來好好笑。」
雖然戴著帽子，外加口罩，但還是有鄰居認出凱林媽媽來，因為她美麗的髮型與戒指。
「ㄏヽㄡ，我簡直快昏去了！後來想想，那就是我啊，不然要怎麼辦？」
凱林媽媽很有正義感，也很有勇氣，因為凱林無法親上火線，她決定代子出征，也代替其他孩子及家長發聲。不過，像她這樣願意挺身而出的，是少數，多數當事者寧可選擇沉默，以免受到精神凌遲。
為什麼要說出來？把一切都說出來，好嗎？為什麼要把最私密的傷痛公諸於世？
我知道有孩子告訴爸爸自己被欺負， 爸爸跟他吵了一架； 他告訴媽媽， 媽媽要他別再提了。他很痛苦，必須找到宣洩的出口，於是偷偷告訴同學，老師知道了竟諷刺他說：「自己到處講，哪像受害啊？」
很多人對「受害者」有種純潔的、可憐的想像，認為他們必須是畏縮的、沉靜的，就算有愉悅也不能表現出來。這真是殘忍的要求。我永遠記得耀華聊起最愛的跑跑卡丁車時，臉上露出的興奮紅光，也不會忘記珊珊追著小旺又跑又跳開心的模樣。他們有時歡笑，有時快樂，不表示內心就沒有痛苦創傷。他們必須找到支撐自己活下去的力量。
出身愛爾蘭勞工家庭的凱西‧歐拜恩（Kathy O’Beirne）從五歲就遭受凌虐及強暴。她年紀小，什麼都不敢講，可是長年慘痛的記憶憋在心裡，就像是隨時會爆發的火山一樣，讓她痛苦到想要自殺。直到長大成人，隱藏多年的傷口逐漸重見天日，她決定承認自己的無助與害怕：「我覺得應該公開自己的遭遇……我心裡在吶喊：公理正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是過日子的方法。」 (註1)
勇敢說出來， 有時是為了別人， 更多時候是為了自己。性侵倖存者米樂生‧ 柯林渥斯（Mi l l i cent Col l insworth）說：「性虐待或強暴的受害者就好像番祭的存活者，他們必須說出來，因為說出來的過程具有一種清淨作用，是對自我的再確定與肯定。 (註2) 」」作家南方朔曾用「疽化」 ( 註3) 這個概念， 說明受害者說出被性侵經驗的必要性─ 唯有讓傷痕腐熟爛盡地脫落，才可能長出新肉。
對年幼又有口難言的聽障生來說，「說出來」尤其重要，他們必須認識性侵是什麼，用言語或文字表達出來，才能解除罪惡感及羞恥感；他們必須感受痛苦、讓羞恥感成為過去，才能撫平內心的裂縫與空洞。這是他們讓痛苦被外界理解的機會，也是勇者才做得到的事。
然而很多（大）人卻不這麼想。他們嚴厲下達封口令，要孩子乖乖閉嘴，不要多說，否則會被看不起，一輩子抬不起頭來。這樣的擔心，這樣的猶豫，究竟是為了孩子著想，還是源於對真相的恐懼？或許，是真相太教人屏息、太教人不知所措了，我們還沒準備好傾聽孩子的聲音，寧可他們保持沉默。
打破沉默、揭發事實，是走向療癒的重要步驟。但也有人不以為然。
事發之初，官員便要人本「注重保密，不要造成任何人再度傷害」，也有聲障團體對於事件被媒體大幅報導「對學生的隱私權有深深的憂慮」，質疑「難道學生應該被二度傷害？」(註4)
人本有沒有保密？有沒有造成二度傷害？至少就我了解，他們保密功夫做得極好，不曾洩露學生身分，小元爸爸也說：「張萍很保護小孩，從來不提他們的名字，有些小孩是誰，連我都不知道。」
的確，如果揭露真相時態度不夠謹慎，方法不夠細膩，受害學生身分曝光，可能會成為一輩子洗刷不去的汙名。然而當性╱性侵被塑造成恥辱的印記，甚至被賦予道德的枷鎖，是否反而會成為受害者被控制的手段？正如史英說的：「有人說，我們可能會對學生造成二度傷害，我覺得不會，因為如果真的去接觸他們跟家長就會知道，沒有什麼傷害會把他們現在的處境傷得更重！」反倒是校方曾在接受平面媒體採訪時，透露不少足以辨識涉案學生的特徵，讓他的身分差點曝光。 (註5)
外界對公布真相的疑慮，倒非憑空想像。記者瘋狂追逐當事人，把他們的一舉一動變成賣點，將受害者的傷痛與淚水當作高潮，我們已經太熟悉了。聲暉聯合會祕書長江俊明指出，這是「台灣特殊教育一百二十年最大的傷害」「南部某特教學校，全台灣誰都知道他是什麼，但是我們又難以對號入座，這是我覺得媒體對我們不公平的地方。」 (註6)
公開，會對某些人造成傷害，不公開，會讓孩子繼續受害，到底該怎麼做？是難解的矛盾，也是價值的抉擇。人本不是不了解揭露事件的風險，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們不得不有所取捨。其實以人本手上掌握的資料與證據，他們大可直接公布校名，也不會吃上誹謗官司，但他們沒這麼做，就是怕外界模糊焦點，把事件簡化成是「特教學校」「特教生」特有的問題。只是這樣的善意卻一直被媒體忽略，只是一再繞著受害人數、受害情節、家長的眼淚、人本的指責、校方的辯解等問題打轉，不斷地重複又重複，光看這些零星片段的報導，既無助於了解事件全貌，也加深了校方對人本的惡感。
凱林媽媽談起上節目的經驗，也是語多感歎：「我覺得主持人對這個議題不熟，錄完節目以後我是有點後悔啦，我跟慧嫻說，怎麼好像都沒有講到重點？」廖慧嫻也說：「對啊，rundown的問題都不錯，怎麼後來都沒問？」
這也是人本的無奈：明知喜於獵奇的媒體可能抹除揭露事實的意義，最後只剩下雞零狗碎的閒言閒語，卻又不得不冒點風險，借力使力。每次開記者會，媒體便有如正義之士，疾言厲色控訴不義，可是過沒幾天，新聞價值消失了，正義便有如過季時尚，被徹底掩埋在新的流行裡，消失不見了。
一窩蜂的、簡化的報導只是無趣無聊，還不至於駭人；真正駭人的，是認真過頭、鍥而不捨的媒體。有記者從張萍那邊打探不到線索，竟透過臉書採訪到一位受害孩子，還好，孩子的照片打了馬賽克，一般人應該認不出來 (註7)。我急急發簡訊問孩子：
「你為什麼要答應接受採訪？」
他天真地回說：「因為你們都是好人呀！」
我很慶幸現在新聞的壽命都很短，並暗自禱告看過的人馬上忘掉。
註1：《地獄童年》，凱西．歐拜恩著，謝儀霏譯，台灣商務出版社，二○○六
註2：引自《暗夜倖存者》，徐璐，皇冠出版社，P.53，一九九八
註3：<祝福所有艱苦成長的孩子－－代序二>，南方朔，徐璐《暗夜倖存者》，P.33，一九九八
註4：<學生隱私應在言論自由之上>，莫素娟，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聲暉聯合會新聞稿
註6：<特教學校性侵新聞處理孩子受害>，公視手語新聞，二○一一年十月七日
（本文摘錄自《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一書第184～190頁，感謝「我們出版社」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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