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柏穎
大學期間，學校有一個百萬圓夢計畫徵選，我報名參加了。原本計畫是透過演戲，把妥瑞症患者會遭遇到的生活經驗詮釋出來，並拍成微電影。後來經由國中學弟介紹，認識了導演張明右先生，經過討論之後，我們決定改拍紀錄片，能夠更真實地反映生活。但因為與大學所提供的計畫內容不符，學校方面不予補助，使這部紀錄片冷凍了好一陣子。
最後，導演注意到新北市紀錄片獎的資源可以角逐。我們在入圍後受到補助拍攝的肯定，這部紀錄片才得以順利運行下去。
鏡頭下的真實
導演費心在我身上達兩年之久，期間陪我上山下海，從大學拍到研究所。當一個被鏡頭拍攝的人，要保持自然的模樣，平常怎麼做，被拍攝的時候就該怎麼做，因為我的個性較為外向，有個鏡頭隨時在我身邊，並不會讓我緊張，反而有種另類的安全感。
拍攝期間我受到許多的震撼教育，即使是在隨時有鏡頭跟著我的情況下，受霸凌的情況依舊發生。報考研究所時，我前往台中筆試，到了現場才發現考場跟事先溝通的特殊考場條件不相符（若在資源充足下，個別考場的定義應該依照學生的個別需求來設定）。因為我的妥瑞症狀在考試的時候會很嚴重，尤其是聲語型的症狀，所以個別考場周圍不能夠有其他的學生，否則一定會被干擾，在考試前我與該校溝通過，學校也跟我做過兩次確認。
但到了現場令我傻眼，我與其他身心障礙考生共用同一間教室，而隔壁緊鄰的都是坐滿數十個考生的教室，眼看第一節考試即將開始，我只好等到考完後的休息時間再反映。當下課時間一到，由於考試期間我的聲音過於干擾，所以從我踏出考場那一刻起，便要承受無數考生與家長的不友善眼光，我急忙校方反映，但該校並未挪動考場位置，只回應我這樣的安排是為了方便他們管理。這樣的回應令我十分錯愕，也不是對所有考生友善的作法。
休息時間我仍會發出聲音，使得許多家長不僅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也一群一群地在討論，這對當時的我來說簡直是雪上加霜，因為情境令我越焦慮，症狀只會越嚴重。鏡頭這時候仍圍繞在我身邊，但偶爾也會離開一下子，可能是去拍空景或是從遠方側拍。
有些家長看到鏡頭便上前詢問：「這是在幹嘛？」
我的製片回應：「這是在拍攝柏穎生活的紀錄片。」令我驚訝的是，某位考生的家長就算知道有鏡頭在拍攝，仍然詢問製片：「這麼吵老師會讓他考嗎？他從高雄大老遠跑來考試幹嘛？」等不友善的問題。
深耕台灣
我與導演明右對這部紀錄片有許多憧憬與共識，我們都想讓紀錄片深入台灣每個角落，並透過巡迴放映，讓更多人看見、了解妥瑞症。因為我們知道，唯有透過一步一腳印地耕耘，才能創造出最好的改變契機。
（作者患有妥瑞症與強迫症15個年頭，2015年總統教育獎得主，目前就讀國立中山大學社會所碩士班，未來計畫赴美就讀博士班。本文摘錄自《我生氣，但我更爭氣！》一書第36～39頁，感謝張老師文化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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