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薇真
星期五，台北101大樓的午後，泛起即將過週末的放假氣息。在等待咖啡的同時，視線觸及店外二位年輕少女，正停下腳步指著某個櫥窗內的秋冬新款討論起來，女孩的吱喳喧鬧與活力笑聲，引人注意，一種屬於夏天的年輕正閃耀著。
不知怎地，覺得這不設防的笑顏是青春的一部分。
回頭看向剛拿出來的資料，上面簡單寫著：陶漢琳，精神障礙，中度，21歲，來自低收入戶單親家庭。
同樣是花樣年華的少女，這會兒卻感到心情陰鬱了起來，不忍去推想那樣的生命曾經歷過那些悲苦，又深恐觸及她家人心底的慟。
「我是陶漢琳的爸爸。」他帶著和善笑容走了過來。出乎意外地，出現在對面座位上的父親，並沒有適才想像中有著被生活磨難所壓垮的疲憊神情，看來年輕且精神奕奕，娓娓道起女兒的身心狀況。
單親家庭，愛給得不完整
陶漢琳4歲那年父母離婚，與2歲的妹妹跟著爸爸一塊生活，從小生長在單親家庭的條件下，所能得到的愛就已先少了一半。也許是身兼母職時仍不脫男性的粗線條，單身父親在照顧上不及女性來得細心，難以發現孩子在成長中心靈的細微變化。
剛離婚時，陶爸爸顧及幼小孩子獨自在家的安全性，選擇自由形態的工作性質，邊忙賺錢之餘也能就近自己帶孩子。為了維持家庭運轉正常，他搬過多次家，換過很多種工作，他就曾經在市場擺臨時攤做販賣小型工藝品的生意，以跑跑生意賺取夠用的現金，既求得溫飽，又能時間自由的趕回家煮飯、照顧小孩。如此工作家庭兩邊忙的奔波下，獨自，將二個女兒拉拔長大。
在照顧孩子的溫飽上，他從未失職，也儘量做到工作與家庭都兼顧。但於親子的互動與溝通上，他卻有著傳統父親其笨拙木訥的一面。或許，是男性不善於扮演與兒女談心的角色，「老大從小愛眨眼，個性上就是會想很多，有心事也不願意說出來。」陶爸爸坦言自己為了想更瞭解孩子，做過幾乎是每位父母都曾經做過的事：偷看孩子日記，說完還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
「她小學時我曾偷看過她的日記，才知道原來在學校裡同學不喜歡她，有的排擠她，比較欺負人的還罵她白癡。可是我覺得她很好啊，也不懂為什麼會被人孤立。」雖然沒有具體的打架受傷行為，言語也是種傷人利器，校園中潛在的隱形暴力無形中也影響到她日後的個性障礙。
強迫妄想，世界動彈不得
像個滿懷心事與秘密的孩子，她放學回到家都很少跟家人講話，有一部分的她開始變得越來越陌生，陶爸爸對女兒也就更難以瞭解了。上南港高工夜間部後，她更是變得越來越怪異，不是屬於青春期的叛逆，而是行為與作息都不正常了。
最初的前兆是，她開始晚上不睡覺。幾乎每晚都和同學講電話到天亮，「這對白天要上班晚上又睡不得清靜的人來說，每天這樣忍受很累。有次，凌晨4點，我為此與她大吵一架。激烈的爭吵下，我打了她。」語畢，迎上他眼底的哀傷與自責，至今，甩了女兒的那個耳光，仍是這個父親心中的折磨與內疚。
接下來的變異是，她開始動作越來越慢。學校晚上10點放學，只需40分鐘的回家路程時間，她卻能拖到12點才回家，為此異狀，陶爸爸還特地去學校瞭解情形。事實上，並沒有特別的事情會耽誤她晚歸，只發現，她的動作真的比人慢很多很多。
最嚴重的情況是，她開始覺得自己不能動。常常，她像個木頭人似的坐著一動也不動，眼神越來越呆滯，連去個廁所都會在浴室待上4個小時不出來，因為她說自己的手腳動不了。
這樣動不了的情況，讓她根本就無法唸書；陶爸爸有時還得像個鬧鐘，在她要上學前二、三個小時就開始不斷提醒她，「該準備上學囉！」等她準備好還要帶她去學校上課；遇到考試時，陶爸爸可能是校園裡最常見到的陪考家長，由於她動作很慢，常要拖很久才能到學校，往往都拖過了應考時間而不准進教室，陶爸爸只好請老師通融，准許她在教室外寫考卷，並耐心的陪她在走廊將考卷寫完，也幸好老師們都知道她生病了而體諒這一切。
她是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輕，卻不知病從何來。陶爸爸束手無策的帶她去試過中醫針灸治療、到廟裡求過濟公問因果、去過台大醫院看病等等，輾轉的四處求醫下，最後帶到馬階醫院掛了精神科，才給了一個病因證明：強迫、妄想症，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許是心理、環境，及壓力的因素下，讓她選擇沉溺於幻覺和妄想的世界，來與現實生活脫離，漸漸地，她躲在迷失的羽翼下，失去活動力、神情呆滯、社交力退縮、言語溝通力漸弱，連思考力也逐漸下降。
「夜間部四年裡，她的上課出席率連三分之一都沒有，但是若非我這樣一路陪她上學，苦撐過來，她跟本就畢不了業，而我的精神卻也陪同耗盡了。」那幾年，父親彷彿陪同孩子一併經歷著身心煎熬，他驟然老上十歲，最後，只好在高三下學期，帶陶漢琳去馬偕醫院開立身心障礙證明，才得以被轉到特殊教育班而勉強畢了業。
藝術，與社會互動的開始
「她雖然不喜歡唸書，對畫畫卻有特別的天份。高二那年雖然是她病得最嚴重時期，她還是有能力得到全校繪畫第一名。」陶爸爸談起女兒的繪畫才能，從她小學的日記本即可見端倪，那本圖文並茂的手扎裡，記載許多她私密的心底話與可愛的手繪圖；她最常畫小桃子的喜怒哀樂，親暱的喚自己為小桃，或是今天被同學排擠而心情難過時，她就畫個可愛的人正在生氣的樣子。「她沒學過畫畫，完全是無師自通的，這也可能是遺傳，我本身也很愛畫圖。」見他難掩得意地稱讚女兒，才曉得當年讀台北商專的陶爸爸也很喜歡畫畫，還常常拿自己畫的山水國畫送給朋友。
不難從陶漢琳的繪畫創作中感受到，藝術家敏銳與纖細的情感，陶爸爸明白女兒的才能與發揮的世界在此，於是2004年北銀舉辦第一屆身心障礙才藝賽時，在陶爸爸多次鼓勵下她報名參加繪畫組，「畢業後，那算是她第一次參加校外的大型比賽，想不到還得獎了，我知道她心裡很高興，只是她不講也不表示出來而已。」那一次，也是她第一次願意與這個社會做互動。
為了不讓她一直將自己悶在家裡，也明白她其實還有願意走出去的動力，因此第二屆才藝獎報名開始時，陶爸爸又不厭其煩的從旁鼓勵她去參加今年的攝影比賽，為此跟她表哥借了一台數位相機，希望她能趁這機會多走出戶外動一動。偶爾，她精神情況好一些時，會自己出門從樓上坐電梯下樓，拿相機拍拍樓下附近的貓或鳥這些她喜歡的小動物，得獎作品「屋簷下的雛燕」就是其中一張。
得獎的意義不在獎賞有多少，對陶漢琳而言是外界對她的肯定，對陶爸爸來說是女兒的病會好起來的希望，只要她還願意走出去，做父親的即便再辛苦、再累，都無怨言。
用生涯經歷，寫人生日記
「為了她病能好我用心良苦，不斷鼓勵她走出去。她這一年多來，都不出門，也不到床上睡覺，整天就坐在沙發上動也不只動。我每天出門前就把吃的東西準備好，放在沙發旁邊的小桌子上給她用。下班回家後，我還要忙整理家務，連擦地板時她腳都不抬起來的。每天家裡的電燈與電視永遠24小時開著，這個月電費帳單一萬四千塊，這還能受得了嗎？」一連串不停歇地說及女兒的現況，儘管陶爸爸語帶心酸，卻不曾放棄過她，也不怪過任何人。
從他選擇離婚、決定獨立撫養孩子、竭盡心力照顧生病女兒的那一刻起，就清楚於，繼選擇而來的是責任問題，既然做了選擇就要有承擔的能力，而隨之來的苦難，也得有微笑面對的勇氣。
「我一直想，自己的快樂就要到了，快樂是從痛苦中萃取精華，我不曾認為老天不公平，祂給了我一個健康的身體，否則這個家早就垮了。」陶爸爸並未辜負這個健康的恩賜，為了有更自由的時間能夠工作與家庭兩邊跑，曾於陶漢琳病情較嚴重的時期，他連清道夫都當過，每天清晨5點上班，早上8點回家，下午再去巡視一下看看是否還有需要清掃的地方。像這種風雨無阻、不時會掃糞便或動物屍體的基層工作做了二年，他倒一點也不覺得苦，還認同那月薪兩萬一的工作是個好差事，讓他有充裕時間可利用外，還能免費保險兩百萬。
現在，陶爸爸於台北醫學院附近開間洗衣店，店面小小的，業務性質很單純，只要簡單收下客人的衣服再送去給別人洗。這其實是他為了女兒而選擇的工作，原本是希望能由她來做，想說藉此她能試著走出家門，接觸外界。「不過，想歸想，希望仍無法達成，洗衣店的生意也因競爭對手多而撐不下去，我準備收了。」人生的種種經歷，他說來輕鬆，雖然面帶微笑，移向窗外的視線卻難掩一抹憂傷。
「再二年吧，我就能看見春天了。」短暫的靜默裡，突然冒出令人不解的話，他再度微笑以對的解釋著，多年來的人生煎熬，更痛的試煉他都已嘗過，最苦的高峰他已去過，接下來將會是順風的下坡，自認為就快苦盡甘來了。
陶爸爸其實是個心底很陽光的人，會轉換想法讓自己覺得快樂，只要孩子們都健康快樂，能自己照顧自己，他就能很欣慰的放心，到那個時候，才是他真正的快樂。「頂多再二年，她就會好起來的，這是一段她必走的路，逃避只會更糟，因此她要去面對它。」雖然女兒的病為他帶來生活與精神壓力，但他自認能一路走到現在，也全因為有女兒的存在，而她的所有喜怒哀樂，讓他體驗一種歷練過大風大浪的人生，受到打擊也不會倒下。
若說陶漢琳是以書繪方式來寫日記，陶爸爸則以自己的生涯來寫日記。「陶漢琳，精神障礙。」這一章，即將在二年後被翻閱過去，進入下一章，充滿色彩的春天。
笑容，已好久不曾看過了
星期天，台北中山堂才藝獎頒獎。
典禮即將開始前，一個單身父親，是那種累壞了的疲倦神態，與第一次見面時精神奕奕的模樣大相逕庭，正攙扶一個女孩姍姍入座。才一日之隔，父親的瞬間蒼老或許與身旁的女兒有關，想必這天出門前，他又再度費了不少心神，很有耐心的鼓勵女兒，一定要多出來走走。
始終垂著頭，縮著身子的女孩，一路避開與人的眼神接觸。父親則在一旁頻頻以眼神抱歉著他們來遲了。
不敢過於刺激女孩的情緒，忐忑的請攝影師為她拍個照。本以為會看見退縮或是不安的害怕神情，沒想到卻迎見一幅燦爛的笑顏，一個屬於年輕女孩的青春笑容。
彷彿第一次看見女兒能笑得這麼快樂，父親原本心中盤算的二年期限，或許能縮短些吧。一個多年不見的女兒，不再迷路，能提早回家了。
（陶漢琳為中度精障朋友，以「屋簷下的雛燕」榮獲2005年「第二屆北富銀身心障礙才藝獎」攝影類遊學組蘭花獎。本文取材自《生命在歌唱》一書第72～79頁，感謝「相映文化」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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