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柯明期
我的目標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碩士班的推甄。師大特教系碩士班只有兩個名額，其評量標準為筆試占百分之二十，相關著作、證書、推薦信、成績排名等占百分之四十，口試也占百分之四十。這樣的比例，擺明關鍵在口試這一關，審慎地自我評估，參加者必定多為國中小的特教老師，年齡也都在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我既不是特教老師，年齡已近中年，更何況我是個瞎子，勝算並不高。當時師大特教系碩士班還未曾有過全盲的學生。
甄試當天，上午進行筆試，只有少數題目我會做，其餘就亂猜了。中午工作人員將甄試者安頓在一間教室裡用餐休息，等待下午兩點的關鍵口試。
我向一位特教老師詢問總共有多少人參加甄試，她告訴我在場共有十四人。這下我更覺希望渺茫了，但又想，加演的這齣戲，本來就不是原先劇本的內容，只是應觀眾要求才臨時加演。無欲則剛，得失心頓時消失無形。
終於口試開始了，平均每位應試者約五、六分鐘就完成口試並離開。輪到我時，有位工作人員帶我進入一間辦公室，等我坐定，就聽到一位教授對我說道：「柯主任你好，這裡總共有三位老師，我是特教系主任，另一位是特教中心主任，還有一位是特教系教授。」我向她點點頭，接著就開始進行口試。幾個問題不外是自我介紹、為何要來念書、如何克服閱讀上的困難等等。我心想，口試如此簡單，怎麼測出程度呢？我逐一回答考官的提問。時間似乎已超過五分鐘了，突然那位特教系教授以冰冷的語氣問道：「你憑什麼理由說服我們，你可進來師大特教系念研究所？」我心裡一凜，果然出手了，我明白，這一題就是勝敗的關鍵了。
我腦海中略為思索，隨即昂首應答：「貴系多年來所培養出來的研究生，全都在一般學校服務，對象都是學齡身障生與資優生。可是台灣有許許多多社福機構，有許多中途因意外殘障的身障者需要被協助，讓其接受更好的服務與照顧，其實多數人都想儘快回到社會，繼續就業。以視障者為例，先天盲的學齡兒童越來越少，反之中途失明的成人越來越多。後者非常需要獲得更多的協助，才能儘早自我獨立，不會成為家庭的負擔，也不至於成為社會的負擔。若我能在貴系碩士班學習更多專業學理，畢業後我就更有能力，幫助更多的中途失明者的心理適應與重建教育。」
我一口氣說出這個真實的現況，頓時一片寂靜，大概那教授聽我說得有道理，且又看到阿淇虎視眈眈望著她，最後系主任說：「好，今天就到此為止。」我口試時間竟然用了十二分鐘。一個月後放榜，總共錄取三位，我大概是額外被加上去的第三位，阿淇居功厥偉。日後若再碰到考試或應徵工作，我一定要把這隻大狗帶進場以壯聲勢。
我能攻讀碩士學位，這是從沒想過的事，如今卻真真實實成為碩士班的研究生，我明白念研究所不像念空大，純粹「貝多芬」。我立即開始學習盲用電腦，那時仍用 DOS 系統。我只學會打字與收發電子信，找到輔大英文系，原是愛盲隊員的陳贏昌，請他來幫我報讀英文資料。他非常有愛心，又幫我找了好幾位英文系的學妹來協助我，令我感動在心的是，有位輔大社工系的郭惠瑜同學。她從空大到研究所，幫了我三年，她本身是肢體殘障，每次要爬上五樓來為我報讀，此等心意刻骨銘心。
研究所不需要背東西，只要寫報告與大量閱讀文獻、書籍。我把需要上的課集中在一天，每週就去師大一天，從早到晚，相當吃力。阿淇也趴在我腳下一天，牠始終忠貞盡責。由於大學並非念特教系，所以我還要修十個學分，三年能畢業就是最高極限了。
師大有個資源教室，協助師大所有身障生念書與考試，特教系大學部多年來，每年招收一定名額的視聽障與腦性麻痺等身障學生，資源教室工作人員就是來協助這些身障生。由於我是第一位全盲碩士班學生，資源教室更費心力來處理我要閱讀的大量文獻與書籍。
負責幫我的工作人員叫陳婉瑜，她聲音很甜美，熱誠，但我電腦能力太差，又無法以點字閱讀，第一學期就讓她疲於奔命。最後她把我請到資源教室，不留情面地告訴我：「柯明期，你這個寒假需把點字搞定，否則你要畢業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她見大學部的全盲學生都很會運用電腦，且點字摸讀速度也快，就要求我必須達到那樣的程度才有辦法跟上進度，可是她不知道中途失明的人，哪有辦法用點字來學習，任憑我一再向她解釋我的難處，她就是不同意，語帶威脅地說道：「下學期開學後，我要看你點字努力的情況。」我心想，我不理妳，我用語音聽書，照樣可完成學業。到了下學期，她看我成績很好，頗感驚訝，從此也不再要求我摸讀點字，至今我們還偶爾聯絡，雖然當年她好兇，其實她是個很有心、很熱誠的女孩。
研一上學期選了一科聽覺障礙教育專題研究。期末報告是訪談一位聽障者，抑或撰寫一篇報告，主題是聽障教育近年來在國內外的發展狀況。由於經常被媒體採訪，訪談對我較容易，只是要透過手語翻譯。當時我透過關係，訪談到台北啟聰學校一位從小就聾啞的女老師，整個訪談過程進行得很順利，我把記者那套思維模式全都使上，但其中有道命題是—若妳只能選擇看不見或聽不見，妳如何選擇呢？她毫不猶疑地說：「當然選聾啞啊！看不見太可憐了，沒人會選看不見的。」她還繼續說：「你看不見，很悲慘，你可要多加注意自己身體健康，好好照顧自己喔！」原來，視障真的是最低一等，連肢體障礙與聽障者都有這種觀念，更何況是一般大眾！
研究所的重點是論文，有人比喻寫論文宛如孕育一個小孩，由此可見其難度。到了研二，我選了杞昭安老師作為我的指導教授，有一次他請我吃飯，告訴我：「論文通常沒人在看，但你的論文會有人想看。」聽他如此說，令我錯愕，我忙問道：「為何我是例外？」杞老師笑著對我說：「因為你是師大有史以來第一位全盲的碩士，當然會有人好奇，想看看你到底寫些什麼。」我內心暗忖，糟糕，我又抽到籤王了。
論文題目雖早已在我腦海中，但我需要文字功力相當好的義工協助我，這是最大的難題。上帝實在愛我，有一天我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表示他想當義工，我覺得他談吐不俗，心想他文筆應該不錯，也許可以幫我處理好論文。果真他整整幫我一年，完成七萬多字的碩士論文，他家住輔大附近，第一次來家裡幫忙時，更訝異地發現他竟然是我的學弟。
他叫王明宗，台北工專五年制電子科畢業，整整差我二十年，他也不喜歡電子工程，而後他選擇插大，進入中央大學英文系就讀。大學畢業之後，明宗學弟還前往英國念完碩士學位，目前正著手準備攻讀博士學位。雖然他不喜歡電子工程，卻是台北工專班上第一名畢業，其功力是我難以望其項背的。他既是我學弟、文筆又非常優異，正是我夢寐以求的不二人選。此外，師大有一位學妹姓喬，文筆也在我之上，人又熱心，論文幫了我許多忙。我的學弟王明宗每週來一次，協助處理論文，整整費了一年功夫，他從沒缺席，風雨無阻，一路到底地幫我，這點點滴滴的愛心與情誼永遠留在我心中，我的論文可以誕生，是明宗與我各占百分之四十的努力，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則由師大姓喬的學妹所貢獻。
論文的完成，原則上要歷經一年的煎熬，但也有狠角色，不用一年就可解決的；也有寫不出來，最後變成碩士肄業的。國內大學社會、教育領域的碩士論文審核，通常需歷經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完成論文前三章之口試，第二階段則為整本論文口試。我與指導教授杞昭安商量，最後敲定邀請彰師大特教系教授，及台南大學當時的特教系系主任，加上我的指導教授而組成口試委員會。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委員會進行過程是怎樣的一個情形，我把前三章印了四份，所謂的前三章，依序為序論、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我坐在指導教授身邊，聽說若口試委員特意刁難時，指導教授會跳出來幫忙解圍。推甄口試時，三位教授都是女性，而論文口試的三位委員都是男性，一開始我如坐針氈，內心忐忑不安，不知他們要問什麼問題。事先我就聽人說過，口委總是把你批評得體無完膚以彰顯他們的功力，兩位外來的口委看了我給的前三章後，首先發難的是台南大學系主任，他笑著說：「你的文筆還不錯，看起來很像金庸的武俠小說。」此言一出，我心涼了一半，接著彰師大的教授說：「我看你重寫算了。」我心裡更是七上八下，雜亂無章，所幸我的指導教授適時為我解圍說：「針對部分不合宜的內容予以修正即可。」我真的很感謝指導教授。
民國93年5月底，主管派我前往瑞士參加國際導盲犬聯盟會議，我一直很不想出國，因為過去兩度去日本都是不愉快的感受，且6月3日是論文第二次口試，但無論我如何推託，最後還是必須前往。途中在新加坡停留5個小時，我們就順便出關逛逛新加坡。
我對新加坡一向沒有好感，這是一個威權且極度強調優生學價值的城市國家，雖國民所得遠超過台灣，但新加坡對視障者非常歧視。全國約有4千多位視障者，多數在工廠做粗工，月薪是台幣8千元左右。新加坡與香港的計程車多數不載盲人，因為他們認為若載到瞎子，會帶來霉運，是不吉利的。
5天的瑞士之行，最讓我滿意的是新加坡航空的餐點很好吃，另一點是瑞士的空氣很新鮮，行程中有安排搭纜車到阿爾卑斯山。當時是五月底，阿爾卑斯山頂積雪仍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摸到雪，有綿綿冰的觸感。瑞士的物價與日本一樣都貴得出奇，瑞士人的餐點也像日本一樣，無法與台灣相比。日本食物是食不知味，而瑞士的食物則是太鹹，多數的餐廳不提供開水，喝水得用錢買。想到台灣，一進餐廳，通常就立刻一杯茶水奉上，我早視之為理所當然，真又應驗了「身在福中不知福」這句話。我實在無法瞭解，這個全世界人人欣羨的瑞士，何以吃那麼鹹的食物，且連一杯水都無法免費供應。這趟瑞士之行，幫妻子買了一瓶茉莉百合香水以及許多口味的巧克力，幫孩子買了一只瑞士手錶。
返國後三天就要進行論文最後的口試。出國前，我已準備妥當，也胸有成竹。我的論文題目是《中途失明者適應與重建之研究》，感謝老師的厚愛與抬舉，口試在平和氣氛中結束。民國93年7月15日，我收到師大寄來的一份郵件，打開後請辦公室的眼明人幫我看，只聽到一陣歡呼聲、恭喜聲，原來是碩士畢業證書，我兩手捧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碩士學位的畢業證書，內心百感交集，為了這紙功名，多少人前仆後繼地協助我，同事包容我，家人支持我，才得以成全。
（作者26歲因打籃球意外而失明，曾擔任「台灣盲人重建院」副院長。本文摘錄自《與盲同行》一書第163～171頁，感謝宇宙光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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