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柯明期
民國93年，我學業有了成就，但工作卻出了問題。「台灣盲人重建院」的主管秉持日本教育下的價值理念，他的領導風格是絕對服從與威權，與我的理性思維程序正好對衝，我總安慰自己為了五斗米，只能百般忍耐與妥協。有一次，重建院主管邀請第一兒童發展中心的賴美智主任到院指導，賴主任是台灣智障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她也自認為是身心障礙者的代表性角色，當日她問我：「為何不邀請附近輔大社工系的教授來輔導學員呢？」我說：「他們不懂中途失明者，不適合扮演這角色。」賴主任好奇地問：「他們都是學者專家，為何你認為他們無此能力？」此時我的主管已火冒三丈：「柯老師，你以為只有你才能當中途失明者的心理輔導嗎？你太自大了。」後來在長期的壓力累積下，我罹患了憂鬱症。
民國95年6月起，我對很多事情都不感興趣，坐在沙發上或車上，不到5分鐘就睡著，我猜想可能是因為工作壓力大，才導致我身心俱疲，對什麼事都興致缺缺且有嗜睡的情形。到了那年10月，我突然晚上睡不著，每晚只能睡兩、三個鐘頭，白天也完全沒睡意，我到診所看診，醫生開鎮靜劑給我，但吃了無效，後來開始服用安眠藥，也是無效，甚至是最強的安眠藥，仍然沒有絲毫效果，一個月折騰下來，我筋疲力竭。偶然我在收音機裡聽到憂鬱症患者會失眠，於是我立即上網搜尋「憂鬱症」的資料。
天啊！症狀一模一樣，原來六月份起我嗜睡，對許多事情沒興趣，便是憂鬱症的初期徵兆，我已失去治療先機！立即請朋友載我去新莊署立台北醫院精神科掛號，向醫師描述我的症狀，醫師立即認定我已經得了憂鬱症。他連試了幾次藥都未見好轉，這段日子以來，我日漸消瘦，臉色慘白，每日上班已如行屍走肉般。到了民國96年1月，睡眠總算被控制住了，每晚可睡六個鐘頭。我與妻子商量先請假，想好好調養身體，我總共有17天特休假，另外，依勞基法還可請30天病假（只是薪水減半）。於是我從1月9日請特休假到一月底，同時把阿娜送還給惠光導盲犬中心。
到了1月底，我繼續請病假。2月份正值農曆年，當時我身心狀況滿好的，所以事先與住在左營的呂亮儀聯繫，一家三口利用春節搭高鐵南下；高鐵給我的感覺很舒適，有種天涯若比鄰之感。我的病假總共請到3月29日，事先我已被告知降職減薪，從副院長一職降為導盲犬宣導員，薪水為2萬5。但從3月起，憂鬱情緒又逐漸出現，儘管我這幾個月都按時服藥。現在回想，我當時的情況非常不好，但想到又要妻子一人負擔家計，且承恩又在補習班準備重考大學，若我沒上班，家計是有點為難，二十年前這個家是靠妻子一人月入1萬2起家，二十年後仍要靠妻子兩萬多的薪水來維持，因此我選擇重新回到盲人重建院上班。
第一天回去上班，一早在會議室裡，主管宣布我的職位為導盲犬宣導員，對我造成相當大的衝擊，我一再告訴自己，人生起起落落，一定要看得開。到了中午，心情較為平靜下來，萬萬沒料到下班前，院方要求我請醫師開一張證明書，證明我不會攻擊、危害周遭同事；我聽得渾身顫抖，心想這分明是要我走路，憂鬱症只會傷害自己，怎會攻擊別人呢？罷了罷了！院方擺明是要我自動請辭，因為我年資已有十七年，院方當然不願支付我五、六十萬的資遣費，當時的我幾乎只剩一口氣，內心有萬箭穿心之痛，更有一種徹底的無助與絕望。
拖著沉重的腳步，打著手杖一步步走回家。腦海裡一片空白，憤怒的思緒佈滿胸懷，我內心吶喊著：「上帝啊！在哪裡？」等妻子下班回來後，我告訴她整件事的原委，她也為我叫屈，並立即打電話到重建院，可是大家都已下班，沒人接電話。妻子安慰我：「明天我們到台北縣勞工局申訴。」當晚我思考了許多問題，結論是，我隔日即自動請辭，我沒有對不起重建院，十多年來我在台灣盲人重建院謹守分際，認真負責，至少上帝會有公正的裁決！
第二天到了重建院，我立即辦理離職手續，就這樣，我二度歸零了。第一次是26歲失去靈魂之窗，第二次是罹患憂鬱症，兩次都是在我前程似錦的關頭，變成一無所有。家裡陷入一片愁雲慘霧，妻子最是辛苦，承恩眼看我每天攤在床上、沙發上，距大學聯考只剩兩個月的他，恐怕也難以專心念書。
從4月起，我整天躺著，我不想也害怕接到電話，聲音沙啞，體重掉了5公斤，妻子的體重也掉了4公斤，妻子問我：「你每天一個人在家裡不好，要不要去學學電腦、參加活動？」我沙啞地回話：「我氣已散掉，我不敢去搭公車，我害怕與人接觸。」爾後才瞭解，憂鬱症可分兩階段，初期是「心理症狀」，此時透過諮商輔導再加上藥物就可穩定病情，但當整天攤在床上，連電話都拿不起來，什麼也不想、不敢做，已是進入第二階段為「病理狀態」。此時只有住院就醫，憂鬱症的醫學專有術語叫 melancholia，取其諧音是「沒人call你」，所以若周遭有親友電話拔掉，沒人 call 他，此時就應趕緊採取就醫行動，否則恐會出事。
我每天什麼都不想做，只想躺著，更怪的是，連煮個麵我都開始覺得有點困難。本來我滿擅長烹調料理，煎虱目魚與馬頭魚，我都能讓魚皮毫無破損。到了5月，情況更糟，我聲音沙啞到連說話都很吃力，整個人元氣蕩然無存，奄奄一息。妻子見我情況不妙，更是憂心如焚，孩子要面對聯考，又擔心我的健康，內心自是著急、害怕整個家就要垮掉了。
此時我腦筋還清楚，只是像個活死人般攤著，已是過一天就覺得多賺到一天的處境了。5月30日上午10點左右，我躺在床上，朦朦朧朧中腦海裡出現一個念頭，自殺！這個念頭逐漸在腦海裡擴散，我的心情隨之快樂起來，我愉快地想著如何自殺。去新莊中正路上撞車，但我又看不到來車，弄個不好，只是斷手斷腳；若是跳樓，我住在5樓，跳下去恐怕一時片刻死不了；對了！一週前，我剛買了一把菜刀非常鋒利，我忙拿出菜刀，可是我一直摸不到手腕動脈，如此一刀下去，只是皮開肉綻也死不了。正無計可施，忽然想起當天是回診日，我可以拿到一個月份的安眠藥，我曾聽人說過，安眠藥吞下後，若再灌入高粱酒，很快就會走到奈何橋畔。正巧前年有兩位學生來家裡吃飯，我買了一瓶金門高粱，他們只喝了一半，還剩一半在我這裡。太好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回診時間是下午兩點半，我預約看診掛的是二號。
隨便吃碗大鍋菜後，我就到頂樓加蓋的5樓房間，當時氣溫約有34度，我只穿著一條內褲。冷氣、電扇都沒開，我拿出點字電話簿，找到新莊合成計程車行的電話，樓下咕咕鐘響了兩聲，2點了，我該準備打電話叫車來載我去拿藥，我的手摸著電話簿，卻沒有任何動作。頂樓非常悶熱，我全身溼透，身子也微微顫抖著，咕咕鐘響了三聲，我該趕快撥電話，但腳就是無法移動到電話機旁，就這樣咕咕鐘響了四聲，到了第五聲，我倒在地上，渾身溼透又抽搐著。
妻子6點回到家，她問我一切可好，我沒有搭腔，其實已經有十多天我都不想說話了，她卻告訴我：「不知為什麼，我今天整天淚水汨汨滴個不停。」當晚我勉強吞下幾口飯，根本沒有胃口，洗完澡，我上了頂樓，躺在床上，頭腦一片渾渾噩噩。我沒開冷氣，也沒開電扇，我覺得我快要死了。整晚我都沒睡，整個身子不停顫抖著，早上6點，妻子見我沒下樓，忙上頂樓查看我的狀況，我嘶啞的嗓子勉強擠出兩個字：「就醫」。 妻子隨即下樓，火速進行危機處理，她是個臨危不亂的女中豪傑。
她要求承恩留在家應變，她到了上班的勞保局，立即與大哥聯繫，並透過教會的朋友詢問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有無病房。大哥打電話通知我，他要來載我到醫院急診，我氣若游絲地婉拒他的好意，他很著急地問：「為什麼你不要？」我說：「我怕」。可是我一點也不知自己在害怕什麼。接著他又打了兩通電話來，我都沒接，承恩兩次衝上5樓告訴我，大哥要跟我通話，我都揮手拒絕。後來大哥與妻子商量，妻子堅持要把我送到醫院急診。
到了11點左右，大哥來了，他見我身著一條內褲，渾身是汗又不斷抖動，臉色憔悴成死灰色，著實吃了一驚。大哥斥令說：「走，去醫院！」縱使我毫無意願離開浸溼的床鋪，大哥也知道情勢危急，哪容我攤在床上等死？他一手把我從床上拉起，承恩立即從衣櫃裡抽出一件圓領衫，幫我套下去，接著又幫我穿好褲子。我的健保卡、身分證、殘障手冊，妻子早就交給承恩，於是大哥與承恩把我從5樓攙扶下樓去，臨上車前，我抬頭面對我的家，心想，這也許是最後的眺望——雖然我什麼也看不見。
到了醫院急診處，大哥與承恩讓我坐在椅子上，然後去辦住院手續。我告訴大哥，我很難入睡，希望是單人房，醫院急診病房只有兩間單人房，幸好大哥行事穩健，機智過人，總算幫我爭取到一間單人病房。要住進病房，先得做心電圖、Ｘ光等檢查，我坐在輪椅上，承恩推著輪椅，完成必要的檢查後，我就被送進病房。不久，主治醫師來問我病情狀況，我勉強把在署立台北醫院精神科的治療情況概敘一遍，並提到近日有輕生的念頭，我聽到醫師對大哥說：「看來不太樂觀。」
由於我沒有帶署立台北醫院的病例去，所以醫師無法判斷怎麼開藥，又因急診病房從來沒有盲人住進來，故要求晚上須有家屬陪伴。我請承恩與妻子聯繫，並討論可以找哪些人晚上來與我住，第一個晚上是我的外甥，接下去三個晚上都是重建院的同事。他們主動編隊，輪流看護，從新莊到醫院有一段距離，且晚上每半個鐘頭護士就來查房一次，所以睡眠很容易被打斷，我實在無以回報他們的即時援助。
5月31日星期四，是我住進醫院第一個晚上，醫師給我吃了藥，但我的心臟狂跳不停，約每分鐘兩百下，且頭部左右太陽穴似乎有拳頭猛烈撞擊。我痛苦得不得了，也不知道半夜幾點，突然出現一個念頭，若照當下的心跳速度，我想三天內必死無疑。想到死，頓時又讓我快樂起來，只要再忍耐三天，就可永遠解脫了，雖頭痛欲裂，但心境反而平穩下來，我開始擬遺囑，但每當背好一句遺囑，不到一會兒又忘掉，我的兩邊太陽穴不斷被撞擊，思緒無法專注；我一遍又一遍背著遺囑，因為隔日下午兩點大哥與承恩會來看我，我必須向他們交代遺囑。
終於到了清晨，我把遺囑熟背在心，外甥一夜沒睡好，我叫他先回家休息。外甥見我說話條理分明，以為我沒什麼問題，就先離開醫院，他哪知道我正愉快地迎接死亡。
我忍著痛苦，吃了早餐後，又複習幾遍遺囑內容。雖心臟仍狂跳不停、頭痛欲裂，然而我的心卻是雀躍的，暗想著三天後我就可從人生這場苦海裡解脫。用完中餐，我急切地等待家人探訪，我一再按有聲手錶，1點、1點20分，1點半，到了1點50分，突然腦海裡又升起另一個念頭：「我不想死。」我感到莫名其妙，求生的念頭越來越強烈，兩點時，大哥與承恩走進病房，我沒有提起遺囑的事，我開始積極面對憂鬱症的治療。
一般大眾都認為住進台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就是精神病，也就是瘋子。很多人不想讓人知道，或不想住進此家全台對精神疾病最專業的醫院。有不少人得了憂鬱症卻羞於讓他人知道，這是社會教育得再加強宣導的地方。其實精神科疾病分為精神分裂症與精神官能症，前者的確難以治癒。急診病房裡總共有30多人，只有我是憂鬱症，其餘都是精神分裂症。憂鬱症、躁鬱症、恐慌症、強迫症、幻聽等等，都屬精神官能症，只要經過良好諮詢與復健，患有精神官能症的病患多可恢復正常。
起初我也不知道周遭所住的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經常有病友在我房間裡走來走去，本來很不習慣，後來就習以為常了。醫師為確定患者睡眠狀況，每半小時就來查勤一次，我每晚總是凌晨1、2點醒來，就無法再入睡，也許這種查勤措施，反讓我有預期心理而無法睡好，醫師一再加重安眠藥的劑量，直到出院都沒能解決我睡不著的問題，我也一直擔憂該怎麼辦，沒想到出院回家後，卻可以一覺到天亮。
我的病房正對面就是公共電話，我常會聽到病友打電話跟家人說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有一位男病友每天都會打電話給他母親，一再懇求：「阿母啊！趕快來把我帶回家，這裡住的全都是瘋子，我不要整天跟瘋子住在一起。」他不知道他自己也是個精神分裂症患者。又有一次，我聽到一位女性與家人正常對答，我深感好奇，等她講完電話，立即上前問她為何住進來，原來她也受憂鬱症所苦，為時已5年了，她說以前住過長庚，這回是第二度住院，這可把我給嚇住了，憂鬱症是絕症嗎？她一再說她很想跳樓。後來又住進一名女患者，我聽她與別的病友聊天，得知她以前是政大法律系畢業，後來罹患躁鬱症，從此進出醫院無數次，有回我問她：「妳為何進來這裡？」她說：「因為我把媽媽與妹妹揍了一頓。」躁鬱症比憂鬱症更不易復健成功，如果當事人與家人對此症狀瞭解不夠，往往一段時間就會轉為憂鬱心境，而過一段時間又會躁症上身，兩者來來回回。多數躁鬱症患者呈現躁症時，會狂買東西，覺得自己無所不能，若此時不儘快就醫，容易產生攻擊行為，所以憂鬱症與躁鬱症是兩類不同的精神官能症。
急診病房的主任叫陳坤波，有一天他來看我，我問陳醫師憂鬱症是否會導致記憶力退化，他反問我：「你覺得記憶力有衰退嗎？」我不是很確定，於是他說：「我是台灣人，你顛倒說一遍。」我試著說：「人灣台是我。」他拍拍我的肩鼓勵我：「沒問題啦！」原來這樣就可以測出一個人的記憶力有無退化。
整棟病房上午與下午都會安排職能治療活動，如打籃球、打麻將、跳舞、寫書法及音樂欣賞等，我選音樂欣賞。常因晚上沒睡好，所以音樂一放沒多久，我就睡著了，一旦醒來，一顆心常跌落到谷底，全都是負面思緒。這種莫名其妙低落到谷底的情緒不定時襲來，每當低落時，我就不斷禱告，說也奇妙，禱告詞其實一再重複，卻可以蓋過那份無來由的憂鬱。有一回音樂欣賞課，我旁邊一位先生說他再半個月就可出院了，他也是新莊人。他進出醫院已經數不清幾次，長達20年之久。但我不相信憂鬱症是絕症，我一定要弄清楚這是怎麼回事。
住院一個月後，有一天護士帶我到一個房間，一進去，陳坤波醫師對我說：「房間裡總共有5位醫師，經過一個月診斷，認為你的病是憂鬱症引發過度恐慌症。找到病因，就有方法治療。」抗憂鬱劑有很多種類，適用不同症狀患者，但抗憂鬱劑要服用4到6週後，才會展現效果，要完全治癒需吃9個月到13個月。我大概明白有些人為何20年都無法根除，大多數的病患服用憂鬱劑4到6週後，病情就有明顯改善，往往自行調節藥劑量。他們無法堅持按指示服用9到13個月的抗憂鬱劑，導致病症時好時壞。憂鬱症起源（註二）於壓力過大，當壓力過大且一直存在時，就會帶來焦慮，此時若壓力源仍沒改善，很容易轉為憂鬱症。我詢問了5、6位醫師及1位待過憂鬱症支持團體的資深護士，關於憂鬱症復健的方法，但我無法得到完整的答案。
住院期間，有很多親友、同事來看我，我的會客率是第一名。最令我驚訝的是，有一天，一位來自花蓮的視障者特地帶他的導盲犬來探訪。而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的執行祕書洪錫銘（兼「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妻子張悅薌兩度到醫院探訪，並熱誠邀請我日後到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工作，這一對夫婦投入盲界三十多年，不愛名也不愛利，奉獻心力，始終無悔。張悅薌小姐還是我與妻子的媒人呢！這位阿薌姐，在我生命裡兩度歸零時，總會伸出溫暖的手，宛如在大海裡浮沉時出現的一塊浮木，讓我平安渡岸，再度重生得救，她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7月承恩考完試後，他會騎機車載妻子遠從新莊，頂著攝氏38度的高溫來陪我，妻子的負擔最重，後來，她因壓力過大到診所問診，吃起抗焦慮劑來，可憐的小女子一人扛下全家大小事。往往我們都把關心焦點放在病人身上，其實家屬更需要被關懷與支持，因為家屬也是憂心如焚，焦慮不已，更需要心理支持。
南京東路禮拜堂及新莊靈糧堂都一再傳遞禱告訊息，很多人為我禱告，南京東路禮拜堂曾有兩位同工到醫院來唱詩歌給我聽，並為我禱告；他們是兩位姊妹，一位名叫幼蘭，另一位是珍妮，每週必開車載我的妻子來看我，還會帶些好吃的東西給我，提起這兩位教會的姊妹，真令我與妻子欽佩。她們是早年北一女中的同學，現今都有份高階工作，但在她們身上卻感受不到驕氣，反倒是百分之百的真誠與用心。她們是基督徒的典型代表，因為她們都親身實踐了許多聖經上的教誨。
儘管已受洗多年，但我並不是個虔誠的基督徒，這回上帝在我臨死邊緣拯救我，祂悲憫且寬恕我的罪，祂認為我還能為社會所用，生命二度歸零後，重新給我一次機會。為了回應上帝的愛，無論如何我務必努力勇敢地站起來，而且要徹底改造過去的我。
到了7月中旬，波動不定的情緒已不復在，醫師已能控制住我的病情了。我開始檢視自己過去的一切，也開始為未來種種設想，對於憂鬱症復健的細節也著手仔細推敲。醫師通知我8月3日可出院，當時我已把憂鬱症的復健方法弄清楚，整個復建可分為四要項：
一、須完全與醫師配合服藥，絕對不能自行當醫生。因為抗憂鬱劑服用四到六週後會有明顯改善，但原則上需服用9到13個月，甚至還需更長的一段時間，患者及家屬需百分之百遵照醫師指示服藥。
二、要有家人的支持，家人要瞭解憂鬱症的病徵，儘量給予正向思維，特別要避免隨便指責患者。
三、須與社會互動，當義工也好，等情況越來越穩定後再找工作，那份工作最好不要充斥負面能量或壓力過大，在工作中尋求成就感，也是克制憂鬱的有效良方。
四、自我調適，這是一輩子的事，不能太完美主義，能哭就哭，想笑就笑，讓情感、情緒自然流露出來。憂鬱症患者裡，女性患者約為男性患者的兩倍，但男性患者自殺成功率約為女性患者的四倍，其理由是，多數男性患者的情緒沒有管道抒發，因女性多愛說話、掉淚，反而適時幫助她們發洩情緒。其實在3、4月間我很想哭，但就是哭不出來。另外，憂鬱症患者要多與人說話，這是復健的好方法，同時可藉由宗教、諮商、閱讀、思考等方式調適身心。
民國96年因憂鬱症住院63天。歷經此劇變，出院前我就有個想法，我要修正自己、改造自己。我要成為一個全新的我。
出院後，我開始聯絡朋友及同事，請他們誠實地告訴我，與我相處最令人受不了的是什麼。他們都告訴我：「你太嚴肅了」。回想在台北工專時，我被視為班上的開心果，後來卻從高空跌到谷底，遭遇了難以想像的人情冷暖。加上長久處於一個扭曲的工作職場裡，使我變成一位人前嚴肅、悶騷，時時眉頭緊蹙，令人難以親近的人。而現在我逐漸在轉變，很多人覺得我越來越聒噪，而且說話常喜歡胡謅一番，還會裝無辜、裝可愛，其實這就是原本的我。昔日同事都認為我現在比以前較容易親近，我將調皮、愛搗蛋的真我融入多年來歷經滄桑而被扭曲的心性。
現在的我已經回歸正常生活，想起鍾老闆那句智慧名言「神仙、老虎、狗」，25年前我就咀嚼過當狗與老虎的滋味，後來在視障界從狗逐漸變為老虎，最後幾乎達神仙的層次，而如今我又變成狗。我相信只要勇敢面對，努力奮鬥不懈，我仍可成為猛虎，為家人、為視障界盡力，我甘願永遠當一頭猛虎，來護衛周遭所有的親友與夢想。
民國97年，我看得見與看不見的人生正好各一半的歲月分界。看不見的26個年頭裡，一路歷經生命高低起伏，有不計其數的好心人，幫盡我生活中的大小忙。我雖看不到你們充滿真誠、愛心、善良的眼神，但我卻可以領受你們那份真心。今日的我，除了感恩還是感恩，回首已過天命之年，生命看似曲折坎坷、高低起伏，但若從另一角度來看，我的生命何嘗不是絢爛璀璨，人生圖畫上五彩繽紛？
（作者26歲因打籃球意外而失明，曾擔任「台灣盲人重建院」副院長。本文摘錄自《與盲同行》一書第184～198頁，感謝宇宙光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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