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上晏
1.錯誤的同理，就是情緒勒索、以牙還牙的報復心態
用一個比較不同的角度來討論同理心的實行：我想談談霸凌。
很長的一段時間，霸凌是我生命中的重要旋律。其頻繁與嚴重的程度，甚至讓我一度以為，一個學期腦震盪一次，是每個小學生都會遇到的事情。小學時因霸凌受過的最嚴重的傷，是曾經在學校的平衡木上，被人從背後推了一把，摔斷了自己的左手。
母親曾嘗試向我解釋，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會有霸凌與欺負的行為產生。她告訴我，許多時候，他人之所以用言語逗弄人，是因為期待看到被逗弄的人反應過度的樣子。「你不要中了他們的計，越是難過，越是要表現出不受影響的樣子。」有些時候，她還會告訴我：「原諒他們，因為他們還不成熟。」
我還記得，在某些被同學用言語欺辱，感到難過與受傷的時候，母親總會告訴我：「把這些人當成瘋狗亂吠就好。」我試著照做，有時有用，但大部分的時候沒有。我曾試著去思考，為什麼我的同學要欺負我，卻始終找不到答案。
後來意外的發現，某些時刻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才是立即且有效的方法。當別人用言語欺辱我時，用同樣的方式反擊，當別人採取攻擊的行動時，以暴力回應，比起忍讓、無視，更能夠避免自己受傷。因此有一段時間，我刻意選擇讓自己成為一個尖銳的人。小學畢業了，升上國中以後，更是變本加厲。
體諒他人是沒有用的，只會讓自己受傷而已。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都是這樣告訴自己的。連帶的，對每個告訴我要學會同理，學會原諒的人，我都抱持著不信任的態度。即使他們總在我受傷時安慰我，也想盡辦法治癒我身體上的傷痛，但當我無法從他們的行動中感覺到自己的委屈被理解與支持時，每一個要我同理他人、為了他人改變的要求，都使我痛苦與煎熬。
我的母親，也被包含在這些人之中。
2.在承認彼此的想法「沒有高低、只是不同」以前，溝通難以進行
如今我已經明白，阻擋在我與母親之間的溝通難題，就是同理心難以展現的經典示範。
那個時候，儘管我們時常交流意見，交換想法，但卻鮮少達成有效的溝通。於是談話演變成爭執，爭執演變成衝突，許多時候，這些衝突都像是一場壓力山大的賭注，我們將對對方的重視與關懷搬上擂台，賭誰先認輸，承認自己願意為了對方的感受而妥協。
大部分的時候，妥協的人是我。畢竟當我們互不理睬時，我將失去的，會是佔據我人際關係最大比例的存在，對一個十三、四歲，罕有朋友又有社交障礙的青少年來說，那是不亞於天崩地裂的災難。
我總在每次冷戰開啟的下一秒，就開始害怕從今往後失去與她對話的可能。
但因為害怕而選擇妥協，其實只是加深了不被理解的委屈感。母親或許能在冷戰裡取得局部性的勝利，然而當壓力累積到了極限，我再也壓抑不住情緒的時候，衝突就會演變成威力驚人的核子武器。在連我自己也無法控制的暴怒與自我傷害面前，情況會完全顛倒過來。
從步入青春期開始，即便我們竭力自制，努力溝通，衝突仍然周而復始的循環。使事情雪上加霜的是，我心裡理性的那一部分相當明白，我的母親已經是相當樂意傾聽且積極溝通的家長類型。因此只要衝突無可避免的升級到前述兩種發展中的任何一種，不論最後結果如何，對我來說那都是雙倍的挫折。
多年以後去回顧那些情境，我發現問題與衝突的立場無關，我們只是難以理解，橫亙在亞斯與非亞斯之間的溝通狀況，並非出在是否同理，而是來自於兩套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
許多時候，家長會因為聽不懂孩子的表達，而認為孩子沒有完善的思考。而孩子會因為以為自己已經做出了完整的表達，而忽略了家長可能自始至終都沒有聽懂自己的意思。這樣的狀況當然並不只發生亞斯患者的親子之間。因溝通誤會而產生的障礙無處不在。我們可能因對他人的誤解或者刻板的標籤，而優先做出了不適當的行動；或者因錯誤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在某些時刻無視他人的感受，過度自信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或者在團體中做出自以為合宜的行動。無論是不是患者，在這些情況下，衝突與因衝突所造成的情緒勞動、創傷都會在不經意間發生。
同理心的培養曾被視作一種解法。但有些痛苦、是深藏在日常生活之中，唯有擁有的人才能體會。
當我們要求其他人「同理自己」時，我們往往不是要求他人的理解，而是要求他人「表現」出理解。要憂鬱症患者快樂起來，要亞斯伯格症患者不要那麼固執、就像要一個先天的視障者透過課本的描述「欣賞」一幅畫作的藝術價值，要求一位聽障者參與交響樂團的演出，「看著」舞台上的樂團欣賞快樂頌的歡欣鼓舞一般。
缺乏「感同身受」的必要功能時，我們頂多只能模擬。
人是會成長的，隨著年紀與歷練的增加，我與母親逐漸培養出了一套溝通的方式，算是初步的完滿了我們兩人之間的人生課題。但並不是所有患者都如我一樣幸運。
（作者為台灣第一批被診斷為亞斯伯格症的患者，也是台灣第一位具名患者身份的亞症倡議者。本文摘錄自《我與我的隱形魔物：成人亞斯伯格症者的深剖告白》 一書第75～77頁，感謝「註異文庫」 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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