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徐啟明
「從依附到獨立」是成長心理學研究的課題，也是家庭和學校培育下一代的重要過程。我很幸運，母校的環境和氣氛既能訓練我的紀律和責任感，又能促進我和同學間的互動和合作，這正好體現在我從學校回家的進程–先是家人接送，繼而是與同學聯群結隊乘車搭船，最終是獨立上路。
我是在1967年3月23日入讀香港「心光盲人學校」的。心光是一所寄宿學校，位於港島南區薄扶林道，距離瑪麗醫院和鋼線灣（現稱數碼港）不遠，矗立在一個斜坡下，背山面海，環境優美。我們需要在星期日下午回校，星期五放學後回家。不過，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政府開始發放傷殘津貼之前，除了聖誕節、農曆新年、復活節和暑假，校方容許學生留在學校，周末上午會有紅十字會的義工帶我們出外遊玩，他們都是來自一般中學的「大哥哥」和「大姐姐」。沒有他們，我的童年不可能有機會到維多利亞公園、太平山山頂、巴黎農場（位於現時的海洋公園附近）、兵頭花園（現稱動植物公園）及海運大廈等地方一遊。
我剛上了兩天課便需回家，因為碰巧是復活節假期，這是我第一次由家人接送回家。之後數年，除了有一次發生特別事件，上學和回家都是由哥哥、姊姊和弟弟接送。
1967年是香港動盪的一年，因為發生暴動，學校提早放暑假，由於家裏沒有電話，校方來不及通知我的家人，我被迫多留在學校數天，最後由宿舍保母陪同乘搭校車回家，這是我第一次乘坐校車（似乎是七座位的），八年後我才每天早上乘坐校車到聖保羅書院上課。
小學階段，周五放學後，大家執拾好旅行袋，把需要洗熨的衣物放進裏面，便蹲在飯堂旁邊的石階等候家人。有些同學的家人早來，便與他們傾談，他們有時會給我巧克力或其他零食吃。那時，香港沒有地下鐵路和過海隧道，住在九龍、離島和新界的家長需花上數小時接送子女，路途是迂迴的，需要轉車、轉船再轉車，暈車浪和暈船浪是當時的一點回憶。
到了高小至初中階段，我們開始長大，便抓來同路的同學（有些是弱視的），聯群結隊回家，一起乘坐巴士到中環，然後再乘渡海小輪。出了佐敦道碼頭，有時會光顧街邊的熟食檔，在回家前，品嚐街頭美食。
1974年左右，學校開始提供行動定向訓練。我學習了使用手杖的方法、領路法（Sighted guide techniques）、行動技巧及不同交通工具後，無論是回家、上學或是參與活動，我都能獨自上路。當時的行動定向導師曾提議我到澳洲學習使用領路犬，但由於我要到普通中學繼續升學，故不能成行。
去年年初某個星期日，回母校參加校友會的活動。恰巧與一位小師弟同坐一輛從中環開出，路經母校的小巴。上車前，有路人協助他，他向那路人道謝後便坐下。下車後，我覺得小師弟的行動有點蹣跚，便上前問他是否需要幫助，他很有禮貌地婉拒。我說我也是回「心光」的，我們便一起走了一程。他除了失明，一邊身還有點痙攣，但他勇敢地詢問小巴的路線，禮貌地婉拒別人的幫忙（因為他能應付），態度不卑不亢，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路上，他談到暑假後會到一所普通中學重讀中三，又說很喜歡海洋公園的機動遊戲，他姊姊在一所大學念新聞系，遲些日子她會陪他到海洋公園玩。我想小師弟也經歷了我在回家和上學路途上的進程——從依附到獨立的進程。在這進程中，有家人的關懷、同學的友情和自己的成長。
（作者為視障者。本文摘錄自《殘疾無常–一位視障者對生命的感悟》 一書第23～26頁，感謝香港「初文出版社」慨允轉載。）
Tags: 一位視障者對生命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