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玉蕊
在人生的舞台中，當你遇到困境的時候，背後總會有幾位好朋友支持著你，幫助你完成任務。
老兵的故事
去年的除夕，我專程去拜訪一位二十幾年的老朋友。他已經是80幾歲的獨居老人，平常我們會通電話問好，我好想去看他，於是我們全家人開車到中壢。當時已是晚上8點多了，他準備好一鍋熱騰騰的火鍋等著我們。吃飽後在聊天的時候，我給他一張名片說我的電話改了，如果有事隨時可以打個電話給我。當他看到名片的職稱時，問我說我們「高雄市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協會」的經費從哪裡來的？我說需要募款來完成協會的計畫，他怪我為什麼多沒跟他提過著件事呢？他就進去房間拿了一個紅包給我，說是要給協會的，如果以後有什麼困難時再找他。當我從他手接過紅包時，我情不自禁的留下眼淚，因為他是一位老兵，靠領退休薪俸生活，卻把省吃儉用的錢捐出來。
小時候的好朋友
我有一位同在孤兒院長大的朋友，已經有十幾年沒聯絡了，前年因為南非的朋友回台時，我們通過電話聊到孩子及我的工作狀況。她說，她和先生這些年來多很努力的工作，上帝也很照顧他們，她自己種菜、養豬來維持家計，把工廠的盈餘及房租收入拿出來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今年9月的一個夜晚，她來電要存摺號碼，要匯款過來給協會，讓我很驚訝。我們已這麼久沒見面了 她還那麼的信任我，把錢捐獻給協會。我告訴我自己，這種被信任的感覺真好，我一定會好好的運用這筆善款，才不會辜負她的一番美意！
社會大眾對注意力缺陷的孩子缺乏認識，在不了解的情況下，總因這些孩子的行為不符合社會期待，而將他們貼上「壞孩子、不合作、說謊、不聽話、不可救藥、沒教養」等標籤，其實這些孩子普遍具有「樂觀、不計較、隨和、熱情、喜歡和他人做朋友」等優點。當他們與別人發生爭執時，只要經過溝通，他們都能很快釋懷，且不會記仇。但是這些優點，卻很少人能發現。孩子長期面對周遭眾人負面的評價，在沒有接收正向的對待與鼓勵之下，喪失自信，遂逐漸自我放棄。社會大眾如此，那家長呢？大部分的家長初期和大家一樣，認為自己的孩子只是「比較皮、好動、愛玩」。
「哪個孩子不愛玩呢？他只是坐不住。」但當確知自己的孩子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時，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家人及社會大眾的眼光？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及教導這樣的孩子？害怕別人認為自己的孩子是有問題的，否認、憤怒、逃避、害怕、徬徨無助等心情一湧而上。在沒有接受到適當的訊息及適時的尋求資源協助下，許多家長自我責備之外，選擇將自己的孩子「藏」起來，這樣不僅無法給予孩子正當的教養觀念及資源，更可能讓孩子在「錯誤」的教養環境下，一再的受到傷害。
每個孩子都有優缺點，關鍵是要發現孩子的優點。有的孩子視覺敏銳，有很強的圖像分辨對比能力，對色彩層次反應敏感；有的孩子聽覺敏銳，對聲音的分辨能力很強；有的孩子身體協調性很好，有的思維能力很強，有的語言方面有天賦，還有的交際能力很強，喜歡扮演領導的角色。其實人生都是一樣的有圓有缺，有滿有空，這是你所不能選擇的。看人生的角度，應該多看人生的圓滿，然後帶著一顆快樂、感恩的心去面對。
人性的優點是極有價值的東西，我們的老師和家長一定要賞識孩子的特色。古今中外，凡是有成就的人，無不堅持自己的個性和特色，才能從流俗中脫穎而出。發現孩子的優點，孩子不能只是因為失敗了才更努力去做，而是因為成功的完成了某事，獲得鼓勵後尋求自我突破。反覆失敗的孩子會越來越差，反覆成功的孩子會越來越好。善於發現孩子的優點，並加以因勢利導，無疑的對孩子的成功才有積極作用。
「高雄市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協會」有感於此，希望能提供 ADHD 家庭更多服務及協助，因此開辦許多家長支持團體、親職教育講座、社交技巧訓練、才藝類課後照顧等課程及其他相關課程，鼓勵家長組成互助團體，為家長增能並組成資源互助網絡。也藉助這些課後照顧課程，給予家長喘息服務，更期待讓孩子在符合他們能力及特質的學習環境中，培養興趣及引發潛能。在我們開辦課程的過程中，發現孩子在藝術課程裡，不僅能促進他們的手眼協調及傾聽能力，更讓他們學習等待、合作，進而改善人際關係，且不定期辦理成果發表會，讓孩子展現學習成果並增加自信心。對孩子來說，這也是一種另類的鼓勵及新奇的體驗。
在 Mike Kersjes & Joe Layden 所著的《愛因斯坦的孩子》一書中，記述作者柯思耶和他的同事羅蘋‧麥肯尼(Robynn McKinney)兩位密西根州林山北方中學特教老師，實現第一批特教生組團參加美國太空與火箭中心「太空營」的夢想和經過。這兩位老師為了這批有著不同程度智能或學習障礙的孩子奮鬥不懈，為了幫他們爭取原來是為資優生設計的太空營，飽受眾人白眼、嘲笑與挫折，但卻無悔地勇往直前，用執著轉變了身邊對他們不抱希望的人的看法。他們用勇氣對抗那些「這些笨孩子憑什麼參加太空營」的嘲諷，他們用智慧克服了每一個橫在面前的困難挫折，他們用愛心、細心與耐心，教導那些「笨孩子」原本資優生才會做的事情，並以此燃起他們的信心。然而，思考現今台灣教育體制，對 ADHD 的孩子很少安排適當的教育環境，升學主義的思維下，給予這群孩子過高的期望。當孩子無法滿足大人們的「虛榮心」，或讓大人們「方便」時，遂成為被犧牲的代罪羔羊。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要求老師們能做到像 Mike Kersjes 和 Robynn McKinney 一樣為孩子積極爭取，但至少不要輕易將孩子放棄、排斥，剝奪其學習機會。若有老師對這群孩子的特質不甚清楚，導致教學困難或與家長溝通不良，可向學校資源班、輔導室或相關機構求助，轉介教育局特教資源中心或情障種子老師提供協助，亦可向本會尋求資源與諮詢服務。這樣不僅可以減低老師的挫折感，也能讓家長學習正確的教養態度，才不會導致「學校不斷要求孩子轉學或家長不斷期待下一個老師會更好」的惡性循環，這對孩子來說，無疑白白浪費一段學習的黃金時期。
若校方可以適時給予老師協助，老師給予孩子基本的尊重與公平的對待，不要一味指責家長對孩子行為管教放縱，而家長也能夠體諒老師教學辛苦，多方理性分工合作與良性溝通，必能夠給予孩子更佳的成長與學習環境，進而創造孩子、學校及家長三方共贏的局面。
（作者為「高雄市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協會」常務理事。本文由該會提供，感謝該會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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