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孩子移民紐約後，外子維中仍留在台北工作，只要有假期就飛到紐約陪我們，就像很多在台灣的「內在美」家庭一樣。
2008年3月底，我照往常一樣打電話給姊姊，請姊姊準備東西，好讓維中帶來紐約。
不料姊姊說：「我不能去買東西啦！我現在連走路都是拖著兩條腿，行動很困難，妳要維中自己去買吧！」
跟姊姊相處四十多年，她極少拒絕我，這下我緊張了，為什麼會連走路都不方便了呢？以後幾天，我每天密集打電話給姊姊，想知道她的健康狀況到底出了什麼 問題。但姊姊多半報喜不報憂，讓我更擔心。
我再三催促姊姊就醫。姊姊去看了好幾家醫院，經過檢查後，都說是「椎間盤突出」，和爸爸當年的病一樣，我想難道連這樣的病都能遺傳嗎？
醫生給姊姊的處置方法是先做復健，若是做完復健療程還沒復原，就得開刀。因為姊姊過去有照顧爸爸生病的經驗，於是完全遵照醫囑，上復健課程，一次都沒 有少，希望能早日痊癒。
5月27日我突然接到維中台北來電，說姊姊送進醫院急診室了。
我心急得沒辦法聽別人轉述，乾脆直接打姊姊手機。
姊姊是在5月26日因一整天沒有尿意，27日緊急送中山醫院急診室導尿，結果一次導出近1千3百CC尿液。醫生覺得一定有問題，於是囑咐姊姊回家收拾 用品後再住院詳細檢查。
不久姊姊自行坐計程車返回中山醫院，辦好住院手續，躺上病床。過一會兒醫護工來請姊姊下床坐上輪椅，準備帶姊姊去做檢查。
當姊姊想起身時，卻發覺全身上下沒有一塊肌肉聽她使喚，沒有一個關節跟她合作。姊姊說她好像孫悟空被如來佛的緊箍咒捆住似的，全身動彈不得。
醫院方面盡最大努力救治姊姊，馬上做全身核磁共振攝影，以便了解姊姊的脊椎問題有多嚴重。
我第二天打電話給姊姊的時候，姊姊很鎮定的說可能很快就可以開刀，開了刀就好了。她還在電話的那一端安慰我，要我不要著急。
當時媽媽和我帶著三個法定上還不能獨自留在家的小孩子，住在離紐約曼哈頓約一個小時路程的郊區。我每天上班早出晚歸，媽媽幫我打理家事及照顧孩子。當 時三個孩子正遞件申請居留權，不能離開美國隨我回台灣，也就是說我和媽媽哪一個也不能離開紐約的家。
心裡為姊姊的病急得跟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但除了流淚禱告外，我還能做甚麼呢?
5月31日那天上班時間，維中在姊姊的病房裡，電話一通又一通的打來，先是說姊姊下半身癱瘓了，再又說姊姊的右半身全癱瘓了。接近中午時又急急告訴 我，姊姊神經麻痺若持續擴散，兩三小時後會達到肺和心臟，屆時性命將不保。醫生現正施打類固醇藥物（Corticosteroids）搶救中。
我顧不得是上班時間，放下電話後跑到茶水間放聲大哭。我該怎麼辦？那時候我在紐約工作尚未滿一年，沒有年休假。就算我請事假回台北，那孩子們和媽媽的 生活又怎麼辦？如果姊姊就這樣的離開我，我沒能見她最後一面，我會自責一輩子。
當時有長官和同事見我失魂落魄的樣子，安慰我說：「你別急，吉人自有天相。你在半個地球遠的地方，急死也沒用。」辦公室的基督徒同事也為姊姊和我禱 告。
發生這麼大的事，我回家不敢跟媽媽提半個字，深怕她老人家擔心，以致於血壓升高。我也不敢跟孩子們講，姨媽是三個孩子的寶，孩子們要是知道他們的姨媽 就這樣不見了，一定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我除了跟電話另一端的維中講之外，只能獨自默默承受這巨大的身心煎熬。
我心裡一直向 神祈求，雖然我們姊妹不論個性，不論見地，不論境遇一直都處在世界的兩極，但我們真心的相親相愛，從小到大，彼此扶持，我只希望上帝再多給我們一點彼此相 愛的時間。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有多一點時間陪陪姊姊。
維中告訴我，如果姊姊真的走了，現在連幫她在死亡證明書上簽字的家屬都沒有。我聽了心都碎了，怎麼辦？當時懷恩堂的王師平牧師也在姊姊身旁迫切的禱 告，我要維中把電話給王牧師聽。
我很傷心的跟王牧師說：「如果姊姊真的就這麼走了，請您全權處理，把她燒了，放在罈子裡，等孩子們的移民手續都辦妥，我們可以回台北的時候，再為姊姊 舉行追思禮拜。」
我跟維中說：「你現在是她身邊最親的家屬，就代我簽這個字吧！」
除了見到爸爸斷氣那一剎那的心痛之外，我的心沒有這麼痛過。難道我最愛、最愛的姊姊真的就這樣撒手人寰？我有千百萬個不願意，恨不得插翅立即飛到姊姊 身邊。
好久好久，我沒有辦法克制自己的哭，我沒辦法把我的眼淚擦乾。從小到現在，和姊姊相處的情境一一浮現在我眼前。她的笑，她的哭，她的好，她的壞，她的 歌聲，她的怒罵，她抱江意，她餵江念，她寵江恕…，我沒辦法在辦公室多待一秒鐘，我想奪門而出，到對面的公園大哭一場。
6月1日大清早，再跟維中通電話時得知，類固醇藥物產生效果，神經麻痺的現象被控制住了。但是另外一個危險又來了，因為給姊姊施打高劑量類固醇，醫生 擔心她的心臟負荷不了而停止。真是「有一好，沒兩好」。
我問維中可不可以跟姊姊講話，維中馬上把電話交給姊姊。不跟姊姊講話還好，講了之後我更擔心。姊姊在聽筒那端像是靈魂出竅，聲音奇怪，不同於平常，說 話反覆，顛三倒四，語無倫次，我差點認不得跟我講話的就是姊姊。
問清楚原因後才知道這是使用過重劑量類固醇藥物的後遺症。這種不正常的狀況維持約一星期之久，醫師逐漸減量施打藥物，姊姊的意識才慢慢恢復正常。這時 候醫生宣布姊姊已沒有立即的生命危險，姊姊的命總算是保住了。
到這個時候，我才敢告訴媽媽和三個小孩。只記得那一天的晚飯，沒有一個人吃得下飯，大家都泣不成聲。孩子們為姨媽禱告，媽媽甚至在禱告時捶胸頓足，我 怕媽媽太激動，可是我自己也克制不住。
江意求上帝說：「求耶穌保留姨媽的性命，醫治姨媽的病。我以後要跟姨媽學畫畫，學做菜。主耶穌我愛姨媽，求你不要把她帶走。」
江念禱告上帝：「求耶穌救救姨媽，醫治姨媽，讓我長大以後有機會報答姨媽的養育之恩。我現在還小，我不能做什麼，求你為我留住姨媽的性命。」
小江恕也禱告：「耶穌爸爸我錯了，我答應給姨媽寫信，可是我都沒有寫。求你不要因為我沒寫信就把姨媽帶走，求你讓她活著，以後才可以看到我寫給她的 信。」
上帝最喜歡聽小孩的禱告，不管是認罪式的禱告，或是還願式的禱告，我相信他們的禱告都達到上帝面前，蒙神垂聽。
上帝留下姊姊的性命，但姊姊仍然癱在病床上。姊姊的頭還可以動，可以講話，但頭腦不太清醒，四肢中只有左手勉強可以動一動，其它部分則完全停擺。如果 終身是這樣，留住姊姊的性命又有什麼用呢？
當時在台北照顧姊姊的楊大哥幾次打電話來，哭說：「怎麼辦？一個好好的、活蹦亂跳的人，怎麼就這樣癱掉了？以後要怎麼辦？」
醫生說姊姊得的病是「多發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是一種罕見疾病。
多發性硬化症是一種慢性的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它會引起感覺改變、視覺障礙、肌肉無力、講話困難、嚴重的疲勞、認知障礙、平衡障礙、體熱和疼痛等，嚴重 的可以導致活動性障礙和殘疾。
多發性硬化症影響腦和脊髓的神經細胞──神經元。神經元是人體傳遞信息，形成思維和感覺，以使大腦控制身體最主要的元素。保護這些神經元的脂肪層稱為 髓鞘，協助神經元進行信號傳遞。
嚴重的多發性硬化症會破壞大腦和脊髓中斑塊性的神經髓鞘（俗稱脫髓鞘），髓鞘逐漸形成瘢痕，以至於影響神經軸突的信號傳遞，大腦和脊髓因而漸漸失去對 身體器官的控制能力，終至多部位的僵硬或喪失功能。
截至目前，多發性硬化症的病因仍然不明，多半被認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Autoimmune Disease），意思是自己的免疫系統攻擊自己的身體組織。對多發性硬化症的病患來說，就是自己的免疫系統攻擊自己的髓鞘質。醫學界承認目前尚無有效的 治療辦法。
醫生甚至認為姊姊42年前眼睛失明是她「多發性硬化症」第一次發作，這次全身癱瘓是第二次發作。醫生警告可能會有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出現。
姊姊一輩子做甚麼事都做得轟轟烈烈，連生病都生個非比尋常的病，聽都沒聽說過、治都沒辦法治的病。我才說過去姊姊所闖的禍我都能掩飾、善後，可是這一 次要怎麼辦？
我拜託楊大哥，能怎麼治就先配合醫生怎麼做，不能治的時候，只好找安養院。我和媽媽則積極請教專家，是否能安排姊姊回美國治療，我們多麼希望姊姊能跟 我們在一起，即便是生重病的姊姊。
可是姊姊一口拒絕回美國醫療的事，她說，一定要康復到可以自己照顧自己的時候，才願意回美國，以免給我們添太多麻煩。姊姊就是那麼愛我們，體恤我們。
當時在我工作的教會 Fort Washington Collegiate Church 有一位女牧師 Mary Virginia，她也是多發性硬化症的病患，從她那裡，我得到好多的常識及安慰。Mary 花了五年的時間才再站起來，邁出步伐。2007年我見到她的時候，已經有11年病史。Mary 看起來行動自如，但動作很慢。可以自由走動，但需要柺杖，並且很容易摔倒。她可以寫字，但手一直顫抖不停。
媽媽的乾女兒 Lucy 的女婿是在紐約專門診治多發性硬化症的醫師。他告訴我們，有許多多發性硬化症患者，從發病後就再也沒有下過床，直到過世。
Mary 的例子帶給我們希望，罹患多發性硬化症並非就完全絕望。雖然要痊癒到如常人是不可能的，但憑著病患自己的努力及毅力，仍有再站起來的一天。
姊姊雖然已沒有立即性生命危險，但橫在她眼前的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復健之路。我告訴姊姊 Mary Virginia 牧師成功戰勝病魔，再站起來，成為現代版的「癱子得醫治」（馬太福音九章六節）， 希望姊姊也能振作起來，努力復健。
（書中主角郭惠恩幼年因莫名的病導致視力微弱，中年又因多發性硬化症而全身癱瘓。作者為郭惠恩的妹妹郭臨恩。本文摘錄自《生命如此豐盛——郭惠恩的勵志故事》一書181～191頁，感謝「張老師文化」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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