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慧玲、周富美
民國四十四年，尹蔭芬出生在一個平凡的公務員家庭，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每天放學回家途中，巷弄裡總是飄出陣陣飯菜香，雖然年幼的尹蔭芬還猜不出左鄰右舍們煮的是紅燒肉或大蒜炒青菜，但她總會貼心地觀察到，母親總是努力地省吃儉用，靠著父親的一份微薄薪水，辛苦養大了一家五個小孩。
「小時候我們家境不好，全家跟著父親轉調工作，從台中搬到台東，但是我的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儘管如此，尹蔭芬的心中，始終有一個小小的遺憾。
考慮家計，捨棄大學從商
「原本我的第一志願是中文系，本來考上了普通高中，但是因為家庭經濟並不寬裕，『萬一』將來考上大學，還要付龐大的學費怎麼辦？」為了減輕父母的經濟壓力，尹蔭芬捨棄了讀高中的機會，選擇進入國立台東商專就讀。
在商專求學的日子裡，尹蔭芬與大學之夢漸行漸遠，約莫十七、八歲時，尹蔭芬經常感到莫名地頭痛、想吐，隨著症狀日漸頻繁，母親帶她到醫院就醫，照了腦波也查不出病因，雖然母親有輕微的青光眼，但尹蔭芬怎麼也沒想到，頭痛的徵兆居然是預告日後失明的前奏。
五專尚未畢業之前，尹蔭芬先參加了高普考「熱身」，沒想到後來連續考了兩年，眼看在台東的同學們都已金榜題名，自己卻因選錯考區而高分落榜，傷心之餘，她把自己關在家裡哭了十幾天。埋首苦讀、準備考試的日子裡，尹蔭芬的近視度數始終維持在六百度左右，長時間讀書，雙眼難免感到痠澀不適，當時卻不以為意，並沒有繼續追蹤檢查。
到了第三年，尹蔭芬終於通過乙等關稅特考（相當於特考），如願以償當上了公務員。此時的尹蔭芬，白天在國稅局上班，晚上考進逢甲大學念國貿系繼續進修，在穩定的學業、工作、愛情生活中，享受著得來不易的幸福。
延誤診治，眼疾惡化
「以前總是習慣頭痛醫頭，沒有想到要治療眼睛，結果拖到二十七歲才被台中的一位老醫師診斷出來，我和媽媽一樣，都是青光眼，因為眼壓太高導致頭痛，而且醫師不敢替我開刀治療。」尹蔭芬記得很清楚，她當年的右眼視力只剩下零點五，左眼也只有光覺了。但是她並不想被動地等著失明，於是積極著手規劃自己的工作與生活，從二十七歲確立診斷到三十七歲完全失去視力的十年之間，她的人生又出現了幾個重大的轉折。
為了搶救自己的靈魂之窗，尹蔭芬決定從台中北上求醫，在台北榮總接受開刀治療，當年因缺乏安全感，在開刀治療前一個星期受洗成為基督徒，透過禱告找到面對疾病的勇氣。民國七十一年，二十七歲的尹蔭芬第一次接受手術治療，當時她的左眼幾近失明，只剩下右眼殘存的視力，因手術對於視力改善有限，於是她告訴自己，「我必須在沒有失明之前，到美國留學，然後到啟明學校去當老師，應該沒有問題。」
四年之後，三十一歲的尹蔭芬再度前往台北榮總就醫，當時最權威的眼科主任仔細評估之後，還是不敢貿然替她動刀，以免手術風險奪走僅存的視力，只能透過點眼藥水、打雷射的方式保養眼睛，沒想到視力反而日益減退。此時尹蔭芬又陷入腦壓飆升、頭痛欲裂的煎熬，所幸在友人的介紹下，她遠赴美國就醫開刀治療，由於手術成功，尹蔭芬的視力逐漸回轉。
三十四歲那一年，尹蔭芬又因無法看清楚文字而就醫，檢查之後才發現，當時的眼壓從正常值二十（毫米汞柱）飆升至六十（毫米汞柱），比一般人高出三倍，只好接受第三次手術治療。
民國八十一年，三十七歲的尹蔭芬決定到美國攻讀研究所，她利用下班後的時間自修，沒想到視力又急速退化，於是只好繼續土法煉鋼，自己捧著托福會考的英文單字影印放大八倍，再用簽字筆與奇異筆練習書寫，一筆一畫寫成粗黑放大的英文字，才能夠清楚地看得見。
做好的充足的準備之後，尹蔭芬從台中搭乘國光號到台北參加托福考試，但卻因視力不佳，應考時只看得到留著大鬍子、藍眼睛的外國老師走進教室監考，卻怎麼也看不清楚如螞蟻般密密麻麻排列的英文試題，還有許多題目來不及答完，只考出了四百八十五分的成績，無法達到美國北科羅拉多州立大學五百二十分的入學標準，眼看著留學夢碎，令她十分懊惱。
托福失利，堅持一圓留學夢
「不行，我不能這樣就認輸！」尹蔭芬當下決定，親手用打字機趕出一封申訴信寄到美國向主辦單位反應，現行的托福考試制度對視障者非常不公平，要求主辦單位注重視障者的應考權，並成功申請到可以請一位自己熟識的外國人當閱讀者替她念考題，成為台灣第一個申請「口試托福」的考生，後來主辦單位特別寄給她一封信，說明尹蔭芬在視覺障礙的狀況下，還能考得四百八十五分，已可顯示其英文程度之標準，並可憑此信申請到美國學校念書，讓尹蔭芬喜出望外，如獲至寶，也讓她的留學夢重新展露曙光。
尹蔭芬將此信寄到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之後，卻因腎臟發炎住院。民國八十二年七月，當她收到美國校方的入學許可通知時，已經全盲了。家人極力反對她出國留學，連在美國教中文的妹妹也勸她：「姊，妳不要來，我問過美國校方，全校只有妳一個外籍視障生。」
但是尹蔭芬心想，自己在國稅局當公務員時要審閱外國人在台灣的所得稅，當時手邊負責許多支票，萬一因視力不佳審查錯誤，誰來賠呢？於是毅然決定申請留職停薪赴美深造，如果讀不成書，就當作遊學，回到台灣還隨時可以復職。
決定出國念書的前兩週，尹蔭芬發現自己的存款不足，只夠支付第一年的學費，媽媽打算賣掉家裡的舊公寓替她籌措留學基金，但尹蔭芬卻不死心，請助理打開身心障礙者保護法逐字念給她聽，再主動打電話到內政部與教育部社教司詢問，才發現有所謂的身心障礙留學特考。但因資訊不夠透明，許多身障者都不知有此訊息。
尹蔭芬在電話中向公部門反應，資訊流通管道不暢通，沒想到對方卻回答：「我們都有登報紙啊，而且登報十年了。」這句話讓尹蔭芬聽得既生氣又好笑，她回應表示：「報告長官，我們視障者不能看報紙，登報我也看不見啊。」尹蔭芬說，如果不開口問，視障者根本不知道許多訊息，憑著這股毅力，她打電話層層詢問，好不容易找到了相關資訊。
民國八十二年，三十八歲的尹蔭芬終於搭上飛機，奔向理想，卻沒料到求學之路竟是如此艱辛。到美國念書一年後，尹蔭芬花了台幣七十多萬，第二年返回台灣參加身心障礙的留學特考並順利通過，申請到的獎學金，可以支付來回機票與學雜費，每個月還有八百五十元美金的零用錢，她拿來支付房租並省吃儉用，還可以剩下一百七十元美金，請人「讀」書給她聽。
好不容易到學校註冊之後，尹蔭芬不知道該如何從宿舍走到教室，只好在系上登了小廣告，每星期花十元美金，請在同一個學校念書的大學生依照課表時間帶她去學校上課。後來系上的教授發現尹蔭芬不會英文點字，建議她退學，不服輸的尹蔭芬在開學三個星期之後，先辦休學保留學籍，立刻到校外學習英文點字與定向行動，到了第二個學期，尹蔭芬已經學會了英文點字，繼續回學校上課。
雪中迷路，靠松樹香味找到家
為了打研究所的報告，尹蔭芬開始學習盲用電腦，並花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學習如何從學校走回宿舍。平時天氣好的時候，她可以沿著草地繞過大松樹走回宿舍，但若遇到大風雪時，草地被雪覆蓋，她無法找到草地，也無法找到回家的路。如果不小心迷路了，尹蔭芬只好站在原地等待起風，努力聞出松樹的香味從何處飄來，再用手杖四處敲打，敲到松樹後就可以重新定位，找出回家的方向。
但是尹蔭芬遇到的麻煩事還不只一件，由於松樹的樹幹是圓的，有時候迷路時，就算能順利聞出味道找到松樹，卻還是會一時失誤走錯方向，使得原本從學校走回宿舍十五分鐘的路程，繞了一個小時還找不到大門，後來還是被校警發現才送回家。
在美國念書、打報告的求學過程相當辛苦，有時候壓力很大，熬夜念書到深夜兩、三點才能入睡，別的同學是看書，尹蔭芬卻只能聽錄音帶，她每個學期都要念十多本原文書，只好請退休的老師或是志工，把每一本書都念出來變成錄音帶。每當考試要抓重點的時候，尹蔭芬突發奇想，從三百卷錄音帶中找出重點，再用小錄音機集中轉錄成八十卷，再將八十卷錄音帶濃縮為三十卷，配合點字或盲用電腦打成點字筆記，藉此準備畢業考試。
尹蔭芬原本主修特殊教育，後來轉修復健諮商，在畢業前有一個學期必須在校外實習，她在電話中介紹自己：「您好，我是北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的學生，想申請到你們的重大腦傷或身心障礙機構實習，我是一位視障者，但是我用手杖，不需要帶導盲犬。」沒想到打了十多通電話，對方一聽到她是視障者後總是回答：「好的，我們會再打電話給妳」，但事後就沒有任何回音了。
為了爭取到一個面試的機會，尹蔭芬申請第二次面試時就學乖了，她在電話中先不告訴對方自己是視障者，好不容易爭取到一個在重大腦傷與智能障礙者庇護工廠面試的機會。她特地穿上了空姐般的套裝並悉心化妝，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再請學長開車帶她去參加面試。尹蔭芬一開頭就告訴對方，「對不起，我並不是故意要騙你，我雖然是視障者，但長得並不醜，只想爭取到一個面試的機會。」沒想到居然一舉成功，主考官當場問她：「妳明天可以來上班嗎？」
在校外實習期間的第三天，尹蔭芬下班時，第一次嘗試自行搭乘公車返回學校宿舍。當時她與許多在同一個機構工作的身心障礙學生一起上車，並告訴司機要到北科羅拉多大學時，沒想到司機可能誤以為她是智能障礙者，完全不理會，直接把她跟其他學生一同載回集體住宿的團體家園，後來還是靠一位好心的女乘客送她回學校宿舍。
「當我走過之後，才發現原來每個人都有克服困境的能力。」尹蔭芬說，她並未順利通過第一次研究所畢業口試，直到第二次重考才順利過關。當自己走過重重難關再回頭看時，感覺是很快樂的，也意外發現當人遇到絕境的時候，只要想辦法解決，就可以突破再突破。
民國八十五年，尹蔭芬取得復健諮商碩士學成歸國，回到國稅局上班，沒想到有一位長官卻百般刁難，以視障者無法勝任工作為由，迫使她自動申請提前退休。尹蔭芬說，她受到許多不公平待遇，也有朋友建議她打官司告政府，但是她卻選擇了原諒，在心灰意冷的情況下，於八十八年三月一日申請退休，結束了十多年的公務員生涯。
從八十八年到九十四年的六年期間，尹蔭芬在教會機構當口譯員，當場把外籍傳教士的英文講稿翻譯成中文，並在彰化博愛服務中心擔任諮商輔導老師。在此期間，也曾經到彰化的二林監獄、醫院等機構演講，以輕鬆幽默的方式向大家說明，視障者是如何出國留學，用「狗鼻子」聞出回家的路，並在黑暗中「摸」出一個學位的心路歷程。到了民國九十四年，彰化師範大學成立了復健諮商研究所，到了九十五年，尹蔭芬正式受聘成為該校講師。
「上帝啊，為什麼祢沒有保護我的眼睛？」在全盲初期，尹蔭芬曾經深感挫折，外表看似樂觀的她，其實也曾有沮喪的時候。「有一天，我在路邊等著搭公車到國稅局上班時，還真希望被一頭撞死，但不可以撞得四肢殘廢。」尹蔭芬坦言，失明確實曾讓她興起輕生的可怕念頭，所幸不久後立刻想到父母俱在，不可以讓白髮送黑髮人，於是在父親「安全第一」的建議之下，開始改搭計程車上班。
年輕時，尹蔭芬曾經談過兩段刻骨銘心的感情，並與其中一位男朋友交往了五年，但因為失明之後，考量到家庭與現實生活的種種，決定與心愛的人分手，後來的那一段新戀情，最後仍無疾而終。提及感情生活，尹蔭芬笑說，緣分還沒有到。她覺得，愛情可遇而不可求，台灣的男性不太可能接受全盲的女性成為另一半，雖然目前過了適婚年齡，但她還是保持開放的心態，希望能夠找個老伴一起生活。
失明後「看見」生命潛能
失明之後，尹蔭芬反而「看見」了自己克服困難的潛能。在多年的諮商輔導經驗過程中，尹蔭芬發現，許多視障者對自己沒有信心，或因此產生自卑感，在接受基礎教育之後，若想要進一步求學深造，就更加困難，甚至連到職訓局學習課程都走不出去，更不願意接受人群。
令尹蔭芬難忘的是，輔導一位在百貨公司化妝品專櫃工作，因糖尿病導致視網膜病變而中途失明的「洋娃娃」經驗，「後來她跟男朋友分手，工作也飛了，還問我『老師，我失明、失戀，又失業，怎麼辦』？」此外，還有一位因青光眼而中途失明的眼科醫師，經過尹蔭芬的悉心輔導之後，全盲的洋娃娃與眼科醫師終於找回自信，重新過生活。
曾經擔任公務員的尹蔭芬，深知善用社會資源的重要性，有些視障學生們想開按摩館，又不敢跟公家機關聯絡時，憑藉著以前在公家機關服務的經驗，她會主動替學生打電話到社會局詢問，並教學生們用電腦寫申請書寄給公部門，爭取相關補助與福利。
失明迄今十六年來，尹蔭芬剛開始對自己喪失信心，不知道黑暗的盡頭何在，自從完成美國學業返台之後，終於體驗到「克服困難的美好」，並找到適切的社會資源，她現在已經習慣面對黑暗的世界，生活態度與方式卻是多采多姿。
尚未完全失明之前，尹蔭芬曾經利用在國稅局外僑組上班午休的一個半小時空檔，自掏腰包花錢聘請日文老師，以一對一的方式學習日文，連續學了八個月，直到現在還經常利用空檔，收聽空中大學的日語教學節目自修。
「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今年五十三歲的尹蔭芬說，「我現在只想把日文學好，然後再幫助更多的身心障礙朋友，以及走不出來的人。」她還要盡力學習新知，持續探索自我生命的潛能與寬度。
（本文轉載自《媚力新視界》一書第44～56頁，感謝「台灣數位有聲書推廣學會」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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