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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身障大遊行，許多障礙者走上街頭爭取教育平權，各障別的學生也提出自己在校求學需要的協助，事隔5年，台灣障礙學生的受教權是否已經獲得改善、已經平權了呢?

助理員角色不明、專業訓練不足

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推動聯盟周淑菁以自己的孩子玟聿的助理員為例，分享了障礙孩子在校園生活遇到的困境。她表示如果學生申請的是「教師助理員」，那麼他的角色是代替老師來輔導學生，如果申請「在學助理員」，那就是協助學生校園生活。學生使用哪一種助理員是由學校決定與申請的，他們當初申請時並不知道這些差異。

她進一步說明，「教師助理員」的角色是協助老師來幫助孩子完成在課業上的一些操作，以老師的指令為主，而「在學助理員」則是以學生的需求、服務學生為主，所以障礙生能不能透過助理員去達到自主學習，助理員角色至關重要。

由於學校幫玟聿申請的是「教師助理員」，所以有時候玟聿希望助理員協助一些事項，會因為學校認為可能太危險而遭受阻礙，比如說她要自己跟同學一起行動、去做什麼，學校可能會覺得要有助理員陪同，可是玟聿使用電動輪椅，可以自己行動，跟同學一起行動也無大礙，但「教師助理員」一定要跟在身邊，這樣的安排讓玟聿很困擾，也間接限制了玟聿的人際關係發展。

學校以安全為理由要助理員陪同玟聿，但玟聿對自己的需求很清楚，她希望在接受別人協助的時候又可以有自己的空間跟自主權，可是在學校生活時，助理員、教師等常常會用大人的想法來告訴她這樣危險你不要做，例如大家會覺得校園裏學生很多，可能在奔跑的時候碰撞玟聿或對輪椅遙控器造成危險，因此若玟聿要獨自行動、離開助理員的視線是不被接受的，如果玟聿堅持要有這樣的空間，那就要簽切結書、要負責自己安全。

與近年非營利組織推廣的「個人助理」不同，「教師助理員」的訓練以照顧跟協助為主，但所謂的「協助」有時候對學生而言界線很模糊，淑菁分享她在協助玟聿時候的經驗：我是依照她的自我意志協助她，她希望我怎麼做、做到哪裡，如果我有不同的意見，我會先跟她溝通，但最終以她決定為主，但我也會跟她討論，如果你要這樣做，有可能會是怎樣的結果，那玟聿就要承擔。

學校助理員或老師則是不同的處理方式，比如說天氣熱或冷，需不需要加外套等決定，老師或助理員會覺得「我怕你感冒，所以我希望你加外套」，可是玟聿可能不覺得冷卻也只好勉強穿上外套，學校甚至針對這件事跟她討論過多次如果玟聿堅持不穿外套怎麼辦?她跟學校說還是要以孩子的決定為主，你只要告訴孩子這個決定可能會怎樣，要自己承擔。

不過雖然淑菁說要讓孩子自行承擔後果，但校方(助理員、老師)卻不敢這樣做，因為擔心「如果你感冒我承擔不起」、「你家人可能會怪我」，因此協助者會「先判斷再決定要不要協助你」，這是身障學生遇到的最大困擾。淑菁強調尊重對方意願是重要的，尤其是孩子，她希望你怎麼協助她就怎麼協助，但我們學校的助理員的培訓過程並沒有被提醒這一點。

說到助理員制度，過去淑菁也多次呼籲政府要多加重視助理員的培訓與待遇，因為目前助理員的薪資到了寒暑假就沒有勞健保，給薪也不高，這樣的情況下很難留住優秀的助理員。助理員在學校要負責不同障別的孩子，這樣專業的工作卻沒有應得的薪資報酬及升遷制度，如果透過服務內容的專業度來做薪資等級的區分，那助理員就可以再進修、再訓練來達到更好的專業服務與收入。

例如一位要氣切或需要抽痰的孩子進入學校後需要更專業的協助，這樣的情況下助理員就應該給予專業加給，甚至證照制度，而不是用時薪的報酬讓他做所有工作，否則這樣看起來就是一個兼差的工作，找不到人就由家長來暫代，可是家長有家長的角色，如果暫代助理員就像是媽媽一直在身邊叮嚀一樣，孩子沒有自己的空間也沒有校園生活。

著作權法限制視障生教材製作

2012年教育平權遊行除了呼籲落實在學助理員制度外，視障學生也提出了視障生教材的需求，希望可以提前取得點字書教材，關於這點，目前在實踐大學資源教室擔任輔導員的洪瑞聲表示：他們跟很多出版業討論過，學校願意付錢、付版權，只要出版社給電子檔就好，也保證只給視障生使用，但出版社就是不願意，怕學校會讓電子檔外流。另外，點字書之所以製作困難是因為全台灣153所大學的點字書只有淡江大學在負責，雖然也有少數的單位在做但數量真的不多。也因此轉成點字書的速度很慢，學校的視障生可以申請點字書，但何時拿到不曉得。不過學校有時候會有同儕輔導員來協助轉檔，例如他只是要把紙本變成電子檔、可以閱讀電子檔，就會幫他們掃瞄，甚至人工打字。

實踐大學資源教室會與學生討論、安排服務，例如聽覺障礙需要聽打員，就培訓同儕輔導員聽打服務，視障生需要人導課程或者是相關知識，學校也會請老師來教，不過他強調各項服務還是需要跟學生先討論，學校才知道要給甚麼服務，只是他也坦誠因為經費有限，有些服務必需透過其他的方式處理，例如聽障生一學期有八堂需要聽打員，學校可能只給三堂或四堂課的配置，其它課就要想辦法跟班上同學做合作，此外學校也會幫學生找校外資源，例如勞工局、其他協會培訓的聽打員等，學校也會申請外部資源給學生使用，除了同儕輔導員外，障礙生還可以申請課輔、課業加強服務，或請老師跟他一對一、一對二、一對三教學。

不過，資源教室願意幫障礙學生尋找資源、提供協助，但若遇到學生不說出自己的需求，或者他就是不想讓人知道我是障礙者，資源教室也會幫不上忙，資源教室的老師會一直與學生保持連繫，或者有些學生擔心會被標籤化，他們就改約學校圖書館、學校門口的咖啡館，不要在資源教室碰面討論，但不是老師努力就可以做好這件事，導師、家長也需要一起努力。

洪瑞聲以他過去的服務經驗來看，最常遇到的情況是學生也不知道自己需要甚麼，為此資源教室會多做一些活動讓學生更清楚自己的目標、未來的想像，或者拓展他們一點視野，只是學校做再多也要學生自己願意先行一步走過來，如果他選擇我寧願不想要這個身分，要靠自己打拼、自己去摔倒、跌倒，資源教室就會幫不上忙。

校園及宿舍依舊障礙重重

至於障礙生住校問題也是2012年教育平權遊行關心的權益，台北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畢業的周趴趴(化名)則分享了她的住校經驗。雖然台北大學的住宿法規是身心障礙學生優先住宿，但好笑的是學校並沒有無障礙房。校園無障礙推行多年，但法規卻只規定公共空間無障礙，也因此宿舍沒有無障礙，宿舍內的廁所更沒有無障礙。雖然台北大學是間相較新的學校，但當時建校時法規還沒有那麼細緻，沒有規範無障礙廁所要怎麼改，結果變成一個空間裏塞了馬桶、小便斗、洗手台等，全塞在裏面輪椅反而進不去。

她回憶當時12月放榜後，到入學前這一段時間，不斷跟學校溝通無障礙需求，陸續連絡了資源教室、系上老師等，後來到了7月還沒發包工程，又趕緊連絡系主任處理。不過她也體認到學校做無障礙的態度是「符合基本法規就好」，但這是最低標準，實際上還是要障礙生在學校生活、唸書時，才會更清楚知道哪邊要做改善，例如刷磁卡的感應式電動門，那樣的設計對輪椅障礙者來說高度太高，又或者大家都以為學校開放時間門基本上都開著，所以進出不會有問題，但實際開學後發現，研究生常常晚上跟同學在研究室討論，或者自己在研究室唸書唸到十點，結果門鎖了出不去。

她以過去在實踐大學唸書為例，當時她在實踐大學搭的電梯非常非常小，加上她手部功能比較差，進電梯後沒辦法轉過來按按鈕，因此即便電梯符合無障礙法定規，但她還是按不到，後來跟資源教室的老師反應希望改成遙控方式，才改善搭電梯的問題。

她覺得生活中使用的工具其實是對生活的一種想像，台北大學資源教室的門原本是感應式的，但按鈕太高她根本按不到，她也是問老師可否改成遙控式，後來經過討論，不能做突出式按鈕(為避免視障生碰撞受傷) ，一定要埋在牆壁裏，那就要挖空、打洞、重新粉刷，廠商估價後要好幾萬，她想說哪需要那麼複雜，買個遙控模組來裝就好啊，於是她自己上網拍找遙控模組，再問廠商可不可以裝在教室的電動門上，那種模組就像7-11那樣，紅外線模組3千多塊含安裝處理到好，她強調現在台灣各種工具很發達，只是要花時間找看看合用的。

一般的學生家長從來不用擔心孩子進出學校門感應不到、上廁所有困難這些小事，但對障礙生家長而言，總是得煩惱孩子在學校有沒有人協助、穿衣吃飯拉拉鍊等問題，而障礙生上了大學之後也無法放心求學，課堂上的需求與協助學校是不是能夠完全支援?或者硬體設施上不適用得自己上網找替代方式?從2012年的教育平權身障大遊行至今，障礙生的求學環境真的有改善嗎?

透過淑菁、瑞聲、趴趴的分享，讓大家了解到障礙生求學路上還有很多資源需要及即補上，讓每一個障礙生在學校都能夠像大家一樣，只要專心讀書不用擔心其它的問題、不用自己想辦法解決、不用上網GOOGLE找替代方案，2017年的現在，台灣障礙生的教育離平權還有一大段距離，到底還需要多久才能平權，教育部可以說清楚講明白嗎?

本文為「障礙新勢力」直播節目內容稿，本節目是由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補助，共同的主辦單位有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以、開拓文教基金會，以及余秀芷粉絲專頁，有任何問題歡迎至行無礙粉絲團留言。

臺北市辦理校外教學
租用具有升降設備遊覽車事宜
2017-05-19李慶鋒於議會質詢

文字整理/林玉娟

李慶鋒：第二個也是跟校外教學，有關是針對我們很重視的這個共融式的學習，共融式的教育。我們臺北市的學校裡面，大概有超過一半普通班都有障度…障別不一的身心障礙的這個同學。那其實我們要考慮到共融的教育，除了學校裡面的教育，另外也有…一樣是校外教學。在校外教學的時候，有一些使用輪椅的身障學生，就相當的不方便，平常我們上下學的時候，有交通車可以接送，他本來是使用輪椅來移動，可是若他要去校外教學，你租用的遊覽車，沒有考量到使用輪椅的學生，他就必需要上下車就很不方便，就要家長陪同，抑或是讓人家覺得他好像增加了額外的困擾，所以局長你知道有升降有輪椅升降設備的遊覽車，其實市面上是有的啦。

局長：有，包括我們公車都有啊。

李慶鋒：是啊！平常我們處理低地板公車或是升降的這個巴士，其實就有這樣子的一個設備，並不是沒有，或市面沒有。而且我們自己教育局有編列預算。我們每一年都有編預算，你這個預算科目叫做「特教生交通車提供計畫」，每年大概都編了四千多萬左右，本來就有編列這個預算，你們的預算除了提供特教學生無法自行上下學提供交通車的交通補助使用之外，本來對於如果你學校去租用有升降設備的遊覽車差額也可以補助，但是很可惜，你看看使用情況，103年度、104年度、105年度各計有 12……14個學校來申請這個補助，這個差額補助，總共花了個別花了十幾萬，總共識四十幾萬，你看才幾班？三年內總共是40班，三年內有40班來申請補助這個差額，是大家都不知道可以申請補助差額嗎？局長我跟您說，別的不提，光是國小，臺北市的國小，就有27個學生使用輪椅，國中有22名，高中有41名，這九十名學生，分佈在九十個班，為什麼只有……三年裡面只有40班來申請，是要做校外教學的時候，都不知道有這個經費可以申請？還是學校老師不知道？覺得嫌麻煩？還是因為簽准過程很麻煩？是什麼原因？局長？

局長：第一，我們來宣導啦，第二，我們就重新政策要求，一定要做，就不要讓他們自由申請，就政策要求要做！

李慶鋒：局長，我非常肯定你，這個已經…原先在我們的身權小組就有這樣的決議，我們在民國100年2011年裡面就有，因為有這樣的決議，我們局裡面去推動這樣的計畫，裡面就有這樣的東西，我們也發文去跟學校講，可是還是有這種情況，到底是什麼原因？學校嫌麻煩？老師嫌麻煩？申請很麻煩？那我們就政策性，我肯定你！辦理校外教學就一定要租用，你班上有…班上有使用輪椅的同學，只要他有意願參加，就去租用有升降，有輪椅升降設備的遊覽車啊，不要再專案申請了，好不好？！

局長：這個我們在政策要求。

李慶鋒：好。

局長：因為個別申請，有的就是會忘掉，所以我覺得說還是要政策要求。確實來督導。

李慶鋒：局裡面比較正式的來要求，不是只是宣導，每個學校，我學校班級裡面有身障的小朋友，有使用輪椅的小朋友，我就辦理校外教學就一定要租，好不好？除非他沒有意願，他沒有意願參加。可以嗎？局長？

局長：可以！

李慶鋒：好，這件事情馬上做好嗎？

局長：好！

Photo Credit:Napafloma-Photographe

文/林玉娟

今天早上去參觀東X工商，因為他離我們家非常近，但是非常失望，結論是一個沒有準備好的私立職校，有啥資源來開一個所謂的特教專班，一班名額15人，目前僅有一位資深又顯僵硬的特教組老師，專業科目將從原本的餐飲科來支援，環境上除了教學大樓有電梯之外，無障礙廁所整棟樓只有一間在一樓！其他樓層的廁所是在樓梯間的半樓層之間，專業教室設備雖然整齊畫一，但卻毫無彈性可言，一切都等接了孩子後，再來看看怎麼處理？這種狀態，學校怎敢誇言有能力接15位無限定障礙別，無限定智能程度的特教專班呢？（12年安置的簡章上是這樣寫的）

另外校方資深特教老師明確表示：本校不論是特教班或是普通科系都不太適合輪椅族就讀！校園無障礙在私立職校是喊辛酸的吧，簡章上條件看似沒有限制，但晤談後，感覺是家長要有自知之明，自己要識相，能力不好的，障礙程度重的，請不要來，因為他們想要的是邊緣孩子，大約是資源班程度的孩子而已。

本年因為時間的關係，目前僅參觀了北啟、木柵高工、南港高工、松山家商、文山特教、東方X商這幾間學校。大安高工因為是大家的第一志願，應該進不了，所以自動跳過，內湖高工因為參訪的體驗課程被委婉拒絕，留下不佳的印象，連有家長陪同的體驗活動，都要婉拒輪椅族了，我不知道就學時到底能否順暢！？北士商跟位處北投的惇敘高中，對沒車的我們來說，地處偏遠所以就放棄。

參觀這些學校，第一要看的是無障礙環境，第二觀察的是該校特教理念，北啟與文山屬特教學校，無障礙設備無話可說。木柵高工因處山坡，校舍依山而上，部分環境障礙，校方表示：歡迎，但建議選擇其他比較無障礙的學校。南港高工特教組與老師們很不錯，學校雖不是處處無障礙，但是因為之前有過輪椅生，所以有一些配套方案，特教組長樂觀表示歡迎輪椅生來就讀，孩子的需求正好PUSH學校再進化。松山家商在七年級時看過，當時處處是障礙，沒想到兩年後各大樓電梯都已完成外掛。資深老師誠意表示：肢體問題，可由改變環境及輔具來解決。以上是本年度第一線參觀以及沈痛的筆記。

請問：在台北這個首善之區，如果你肢體障礙，但是頭腦不夠好，課業無法跟上普通班，想去職校，卻一直被以職校是以操作為主，需要體力跟操作為由的軟釘子婉拒，請告訴我，孩子到底能去哪裡呢？去特教學校嗎？對喜歡有同儕互動的她，似乎也不是什麼好選擇。所以，孩子，我們要去哪裡？能去哪裡啊？

後續交代：
當天孩子回家後帶回了東X工商招生資料。上面寫明了「須」具備，記得國文老師解釋過，需與須的不同意涵，也就是說這是必須的條件，一定要的意思。或許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學校也呈現了目前僅能照顧這些程度的孩子，至於更重或更特別的，不在他們現階段可以想像以及服務的範圍之內。

圖片說明:105年度身心障礙生12年安置新開之唯二專班之一，東方X商招生條件。
另一班開設於惇敘汽修專班。

(作者為障礙生家長，本文原載於作者林玉娟臉書，感謝作者慨允轉載。)
相關文章:孩子，我們去哪裡！？（二）

Photo Credit:Tnarik Innael

文/林玉娟

多重障礙，多重困難？！
檢視臺北市高職綜合職能班的無障礙現況

前言

臺北市特教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於高中階段就學安置，大約可以智力正常與否作為分水嶺。智力狀況佳的，可以走十二年安置，由各高中職針對不同障礙別開出缺額，不需要考試，由障礙生填寫志願並分發之。這部分需關注的是在學特教生個人助理時數不足問題，助理時數及待遇的不平，問題已久，就不在本篇贅述。

至於智力狀況臨界以下可選高職綜合職能班或是臺北市唯二的兩間特教學校。選擇這升學管道的學生，則由每年負責的特教資源中心，安排學習能力評估：國英數的筆試（題目可調閱106年的試題），以及職業力評估：聽懂指令與操作能力評估（題目可調閱106年的題目）。
下表為106年臺北市高職綜合職能班報考資格。

肢體障礙是一種原罪！？

106年目前開設綜合職能班的學校，如下表所列，共計有九個學校，十個班級，每一個班約招收12-15名學生。高職綜合職能班初設目標為訓練輕度智能障礙就業的可能性，十分強調就業取向，以及操作的能力。

這樣的目標，在過去，似乎很有「正當性」地略過，那些有輕度智能障礙合併肢體障礙的特教生，導致雖同是輕度智能障礙，這樣的孩子卻因為肢體上的限制，無形中被排除於臺北市高職綜合職能班的門外。

甚至造成這種多重障礙生，縱使在特教資源如此豐富的臺北市，也只能毫無選擇的遠走他鄉，或到彰化「國立和美實驗學校」就讀，或只能到臺北啟智或文山特教就讀，讓輕度智能障礙合併肢體障礙的多重障礙生，成為弱勢中的弱勢。「肢體障礙」這四個字，在臺北市現行的教育體制下，成了擺脫不了的原罪。

106年綜合職能班學校及招生人數

囧境

以筆者於105年底左右參訪幾個學校來看，其中木柵高工及惇敘高工，因為校舍位於山上或是山坡地上，校方坦誠無障礙環境比較困難，其他學校部分出現專業教室有一階高度，許多學校僅做到環境上的陽春建設，總是需要繞遠路的電梯或是斜坡，更遑論專業教室裡電輪出入的動線思考，甚至操作桌面的彈性高度等等，就像我們在談共融公園一樣，到得了不一定玩得了，沒有落實共融思維的課堂，到得了，也不一定上得了。

進一步詢問各校針對肢障生就讀綜合職能班的看法，有提出學校無障礙環境不足為前言的，有強調綜職班是以操作為主的，僅一家資深教師回應肢體障礙不是問題，可藉由輔具調整，聽到簡直感動到要噴淚。

在臺北市，不可諱言地，由於沒有高中職集中式特教班的關係，綜合職能班儼然成為高職中的特教班（市立的資源又比私立來得好），師生比例以及人力的安排，幾乎跟現階段國中的特教班無異。

對許多能力高不上低不下的特教生來說，走12年安置升學，等於是到高中職的普通班，各方面能力上根本無法勝任，但讓他們到特教學校，又好像有些浪費他們的能力，於是何去何從成了這些孩子與家庭的難題！

以筆者孩子106年度實際的報考綜合職能班的結果來看，少子化因素也正在發酵中，全臺北市120-150名綜合職能班的名額，刷下中重度程度智能障礙又無法聽指令的孩子，其他孩子幾乎能夠被安置到綜合職能班，顯見現在綜合職能班的孩子們，障礙類別以及能力上，比起過去將會更加的多元化。

有時不免會想，自己的孩子智能輕度外加肢體不便，「硬」要讓他去讀高職綜合職能班，是否是在「為難」學校單位，但是又有誰看到，我們多重障礙生家長的難為呢？

在高舉「融合教育」大旗時，教育當局，包含主責單位與各個學校，是否應該開始思考到底臺北市高職綜合職能班的定位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呢？我真的期盼能將教育無障礙、校園無障礙，紮紮實實地落實到課堂上，不讓每一屆有肢體障礙孩子的爸媽，都要做那麼難的抉擇，度過那麼苦楚的就學安置階段。

開著電輪切換自如，正往綜合職能班考場的孩子。

(作者為障礙生家長，本文原載於作者林玉娟臉書，感謝作者慨允轉載。)
相關文章:孩子，我們去哪裡！？（一）

(Photo by Nick Amoscato)

文/潘于岡

我的女兒，也是我的生命老師，讓我重新思考生命、學習堅持、與正視社會正義。

她是一位極重度多重障礙孩子，受限於腦部發育，無法像一般孩子一樣的表達，甚至不會發聲、吞嚥困難、四肢無主動動作、全身癱軟，不會抬頭、不會坐、不會站、更別說翻身、爬行、走路等一般孩子輕而易舉就能做到的高級動作了；癲癇小發作多，但在適當的藥物控制下，不影響作息與安全。從二歲開始，每週三次有目標、有計畫的復健(物理、職能、語言)課程，使原本呆滯的眼神，學會聽指令看左右、遠近、上下；最使父母貼心的是有了互動，會以抬頭、微笑、張嘴、手舞足蹈、發出啊啊聲來表達喜悅等。每天定時的被動關節運動、站站立架、懸吊式跑步機活動，維持身體正直無扭曲變形。規律的口腔按摩刺激課程，能偶爾呈現吞口水動作等等。對於感興趣的聲音或是忽然聆聽到音源，會轉頭睜開眼睛探索的行為出現。並接受台師大林曼蕙教授及研究生團隊支援之設計、指導、親自示範，每週一次，長達8個月的「腦性麻痺學童水中適應課程」啟蒙，學習如何在水中帶領孩子動作，開始每週二次的水中活動。

雖然身體受限，但我們全家將她視為一般孩子，坐在輪椅上，隨同我們一起餐廳聚會、參觀展覽、參與座談、出外旅遊：台北近郊海濱戲水、公園踏青、日月潭遊湖、溪頭健行、七股潟湖賞鳥觀潮、阿里山日出櫻花、墾丁鵝鑾鼻賞落日、台東知本溫泉、太麻里金針花海、中橫太魯閣天祥白楊步道、武陵農場煙聲瀑布(桃山瀑布)，台灣各角落都烙下她的輪印；甚至遠征沙巴享受異國風景人文。

誠如世界衛生組織(WHO)自1948年迄今，對【健康】的定義：健康是身、心以及社會性都處於完全良好的狀態，并非僅指沒有疾病或傷殘(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以此標準而言，映竹是健康的；以二年在心路基金會萬芳中心學前教育階段及復健老師指導下，有目標、有計畫的課程而言，映竹是有認知的、是可學習的。然而，進入義務教育前，帶著映竹拜訪南區各學校特教班老師、組長、輔導主任，均以「在家教育」回應，企圖將孩子限縮於家庭、父母親小環境中，也無視於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後，孩子終將回歸社會之銜接。是制度面使然，還是特殊教育執行面缺失？接受教育是國民的權利，也是義務，受憲法保障，也是普世的人權價值。難道在特殊教育中只是高舉的亮眼大旗？

教育平權遊行晚會照片，照片中人物為潘于岡。照片由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提供

歷經繁複溝通、倡議，終於景美國小(南區特教中心學校)成立極重度多重障礙班，並於一年後轉入新成立的文山特殊教育學校。但是，在小學五年、國中三年中，除站立架課程由老師督導、助理教師執行外，被動關節運動課程偶爾由專業團隊執行，懸吊式跑步機課程、水中活動課程都是在專業團隊物理治療師指導下，由非特教專長之家長執行。「尊重個別化差異，提供適性教育」~~特殊教育最基本的理念，難道也只是亮眼的大旗？

台北市自從馬市長就任後，大力推廣遊泳運動，除在各學校廣建並更新游泳池外，更在教育白皮書中宣告小學生畢業前游泳能力。在就讀的特殊教育學校中，就擁有六星級池底可升降，隨使用學生年級調整水深的游泳池外，並另有一水深僅及膝蓋高度之水療池，為學校國內外團體參訪、交流必然導覽行程。然而，因水溫問題、要求家長陪同孩子下水問題，除游泳校隊、特奧選手外，重度學生使用人數遼遼可數，時任主任之校長於97年第二學期IEP會議及記錄中表示：「雖為水療社(實際名稱為水中知動社)，但有些家長是不讓孩子下水的，所以在人力安排上，才會出現下水時只有家長與學生，助理教師在一旁(岸上)協助的情況。但由於下水的人數不多，因此學校在未來將會規劃是否將水療社更名」。至今，水中知動社在該校十多個社團中消失。針對水溫問題，表示「因游泳池並非只提供校內使用，週一、二是開放給外校使用(外校一般生)，在溫度調節上將會比照一般的溫水游泳池辦理(28度，非身障生所需30度)」。對照近日報載，10多年前重度腦性麻痺患者賴宗育考上台師大，曾有教授表示「不知如何教他」，甚至直接跟他說，「不管再怎麼努力，都拿不到英語系的畢業證書」。現今的市教大校長：「學校配合教育部政策收身障生，但因過去沒遇過盲生，學生遇到許多困難，校方不是不肯幫，而是根本無能為力。未來在相關軟硬體設備還沒到位前，校方不敢貿然招收身障生」。現今主管全國特殊教育政策的特教小組執秘：「身障生升大學，在選擇學校或科系前，應充分了解校園環境與科系課程需求，審慎評估本身能力有沒有辦法負荷」。

十多年來的教育歧視，犧牲了多少的身障生學習機會，身障生有幾個十年能等待，要幾個十年才能教育平權。分散各校的身障生與家長，面對龐大複雜的教育體系，並在專業資訊不對等的條件下，唯有呼應台北大學張恆豪副教授所說：「走出來，並組織您所認識的周遭身障生，向學校、教育部大聲的說，這是不對的，這是教育歧視，我們要教育平權」。同樣的，態度決定一切；行動，才能實踐社會正義，不致淪為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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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Nick Amoscato

文/潘于岡

我的女兒，也是我的生命老師，讓我重新思考生命、學習堅持、與正視社會正義。

她是一位極重度多重障礙孩子，受限於腦部發育，無法像一般孩子一樣的表達，甚至不會發聲、吞嚥困難、四肢無主動動作、全身癱軟，不會抬頭、不會坐、不會站、更別說翻身、爬行、走路等一般孩子輕而易舉就能做到的高級動作了；癲癇小發作多，但在適當的藥物控制下，不影響作息與安全。從二歲開始，每週三次有目標、有計畫的復健(物理、職能、語言)課程，使原本呆滯的眼神，學會聽指令看左右、遠近、上下；最使父母貼心的是有了互動，會以抬頭、微笑、張嘴、手舞足蹈、發出啊啊聲來表達喜悅等。每天定時的被動關節運動、站站立架、懸吊式跑步機活動，維持身體正直無扭曲變形。規律的口腔按摩刺激課程，能偶爾呈現吞口水動作等等。對於感興趣的聲音或是忽然聆聽到音源，會轉頭睜開眼睛探索的行為出現。並接受台師大林曼蕙教授及研究生團隊支援之設計、指導、親自示範，每週一次，長達8個月的「腦性麻痺學童水中適應課程」啟蒙，學習如何在水中帶領孩子動作，開始每週二次的水中活動。

雖然身體受限，但我們全家將她視為一般孩子，坐在輪椅上，隨同我們一起餐廳聚會、參觀展覽、參與座談、出外旅遊：台北近郊海濱戲水、公園踏青、日月潭遊湖、溪頭健行、七股潟湖賞鳥觀潮、阿里山日出櫻花、墾丁鵝鑾鼻賞落日、台東知本溫泉、太麻里金針花海、中橫太魯閣天祥白楊步道、武陵農場煙聲瀑布(桃山瀑布)，台灣各角落都烙下她的輪印；甚至遠征沙巴享受異國風景人文。

誠如世界衛生組織(WHO)自1948年迄今，對【健康】的定義：健康是身、心以及社會性都處於完全良好的狀態，并非僅指沒有疾病或傷殘(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以此標準而言，映竹是健康的；以二年在心路基金會萬芳中心學前教育階段及復健老師指導下，有目標、有計畫的課程而言，映竹是有認知的、是可學習的。然而，進入義務教育前，帶著映竹拜訪南區各學校特教班老師、組長、輔導主任，均以「在家教育」回應，企圖將孩子限縮於家庭、父母親小環境中，也無視於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後，孩子終將回歸社會之銜接。是制度面使然，還是特殊教育執行面缺失？接受教育是國民的權利，也是義務，受憲法保障，也是普世的人權價值。難道在特殊教育中只是高舉的亮眼大旗？

歷經繁複溝通、倡議，終於景美國小(南區特教中心學校)成立極重度多重障礙班，並於一年後轉入新成立的文山特殊教育學校。但是，在小學五年、國中三年中，除站立架課程由老師督導、助理教師執行外，被動關節運動課程偶爾由專業團隊執行，懸吊式跑步機課程、水中活動課程都是在專業團隊物理治療師指導下，由非特教專長之家長執行。「尊重個別化差異，提供適性教育」~~特殊教育最基本的理念，難道也只是亮眼的大旗？

台北市自從馬市長就任後，大力推廣遊泳運動，除在各學校廣建並更新游泳池外，更在教育白皮書中宣告小學生畢業前游泳能力。在就讀的特殊教育學校中，就擁有六星級池底可升降，隨使用學生年級調整水深的游泳池外，並另有一水深僅及膝蓋高度之水療池，為學校國內外團體參訪、交流必然導覽行程。然而，因水溫問題、要求家長陪同孩子下水問題，除游泳校隊、特奧選手外，重度學生使用人數遼遼可數，時任主任之校長於97年第二學期IEP會議及記錄中表示：「雖為水療社(實際名稱為水中知動社)，但有些家長是不讓孩子下水的，所以在人力安排上，才會出現下水時只有家長與學生，助理教師在一旁(岸上)協助的情況。但由於下水的人數不多，因此學校在未來將會規劃是否將水療社更名」。至今，水中知動社在該校十多個社團中消失。針對水溫問題，表示「因游泳池並非只提供校內使用，週一、二是開放給外校使用(外校一般生)，在溫度調節上將會比照一般的溫水游泳池辦理(28度，非身障生所需30度)」。對照近日報載，10多年前重度腦性麻痺患者賴宗育考上台師大，曾有教授表示「不知如何教他」，甚至直接跟他說，「不管再怎麼努力，都拿不到英語系的畢業證書」。現今的市教大校長：「學校配合教育部政策收身障生，但因過去沒遇過盲生，學生遇到許多困難，校方不是不肯幫，而是根本無能為力。未來在相關軟硬體設備還沒到位前，校方不敢貿然招收身障生」。現今主管全國特殊教育政策的特教小組執秘：「身障生升大學，在選擇學校或科系前，應充分了解校園環境與科系課程需求，審慎評估本身能力有沒有辦法負荷」。

十多年來的教育歧視，犧牲了多少的身障生學習機會，身障生有幾個十年能等待，要幾個十年才能教育平權。分散各校的身障生與家長，面對龐大複雜的教育體系，並在專業資訊不對等的條件下，唯有呼應台北大學張恆豪副教授所說：「走出來，並組織您所認識的周遭身障生，向學校、教育部大聲的說，這是不對的，這是教育歧視，我們要教育平權」。同樣的，態度決定一切；行動，才能實踐社會正義，不致淪為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