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by Nick Amoscato)

文/潘于岡

我的女兒，也是我的生命老師，讓我重新思考生命、學習堅持、與正視社會正義。

她是一位極重度多重障礙孩子，受限於腦部發育，無法像一般孩子一樣的表達，甚至不會發聲、吞嚥困難、四肢無主動動作、全身癱軟，不會抬頭、不會坐、不會站、更別說翻身、爬行、走路等一般孩子輕而易舉就能做到的高級動作了；癲癇小發作多，但在適當的藥物控制下，不影響作息與安全。從二歲開始，每週三次有目標、有計畫的復健(物理、職能、語言)課程，使原本呆滯的眼神，學會聽指令看左右、遠近、上下；最使父母貼心的是有了互動，會以抬頭、微笑、張嘴、手舞足蹈、發出啊啊聲來表達喜悅等。每天定時的被動關節運動、站站立架、懸吊式跑步機活動，維持身體正直無扭曲變形。規律的口腔按摩刺激課程，能偶爾呈現吞口水動作等等。對於感興趣的聲音或是忽然聆聽到音源，會轉頭睜開眼睛探索的行為出現。並接受台師大林曼蕙教授及研究生團隊支援之設計、指導、親自示範，每週一次，長達8個月的「腦性麻痺學童水中適應課程」啟蒙，學習如何在水中帶領孩子動作，開始每週二次的水中活動。

雖然身體受限，但我們全家將她視為一般孩子，坐在輪椅上，隨同我們一起餐廳聚會、參觀展覽、參與座談、出外旅遊：台北近郊海濱戲水、公園踏青、日月潭遊湖、溪頭健行、七股潟湖賞鳥觀潮、阿里山日出櫻花、墾丁鵝鑾鼻賞落日、台東知本溫泉、太麻里金針花海、中橫太魯閣天祥白楊步道、武陵農場煙聲瀑布(桃山瀑布)，台灣各角落都烙下她的輪印；甚至遠征沙巴享受異國風景人文。

誠如世界衛生組織(WHO)自1948年迄今，對【健康】的定義：健康是身、心以及社會性都處於完全良好的狀態，并非僅指沒有疾病或傷殘(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以此標準而言，映竹是健康的；以二年在心路基金會萬芳中心學前教育階段及復健老師指導下，有目標、有計畫的課程而言，映竹是有認知的、是可學習的。然而，進入義務教育前，帶著映竹拜訪南區各學校特教班老師、組長、輔導主任，均以「在家教育」回應，企圖將孩子限縮於家庭、父母親小環境中，也無視於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後，孩子終將回歸社會之銜接。是制度面使然，還是特殊教育執行面缺失？接受教育是國民的權利，也是義務，受憲法保障，也是普世的人權價值。難道在特殊教育中只是高舉的亮眼大旗？

教育平權遊行晚會照片，照片中人物為潘于岡。照片由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提供

歷經繁複溝通、倡議，終於景美國小(南區特教中心學校)成立極重度多重障礙班，並於一年後轉入新成立的文山特殊教育學校。但是，在小學五年、國中三年中，除站立架課程由老師督導、助理教師執行外，被動關節運動課程偶爾由專業團隊執行，懸吊式跑步機課程、水中活動課程都是在專業團隊物理治療師指導下，由非特教專長之家長執行。「尊重個別化差異，提供適性教育」~~特殊教育最基本的理念，難道也只是亮眼的大旗？

台北市自從馬市長就任後，大力推廣遊泳運動，除在各學校廣建並更新游泳池外，更在教育白皮書中宣告小學生畢業前游泳能力。在就讀的特殊教育學校中，就擁有六星級池底可升降，隨使用學生年級調整水深的游泳池外，並另有一水深僅及膝蓋高度之水療池，為學校國內外團體參訪、交流必然導覽行程。然而，因水溫問題、要求家長陪同孩子下水問題，除游泳校隊、特奧選手外，重度學生使用人數遼遼可數，時任主任之校長於97年第二學期IEP會議及記錄中表示：「雖為水療社(實際名稱為水中知動社)，但有些家長是不讓孩子下水的，所以在人力安排上，才會出現下水時只有家長與學生，助理教師在一旁(岸上)協助的情況。但由於下水的人數不多，因此學校在未來將會規劃是否將水療社更名」。至今，水中知動社在該校十多個社團中消失。針對水溫問題，表示「因游泳池並非只提供校內使用，週一、二是開放給外校使用(外校一般生)，在溫度調節上將會比照一般的溫水游泳池辦理(28度，非身障生所需30度)」。對照近日報載，10多年前重度腦性麻痺患者賴宗育考上台師大，曾有教授表示「不知如何教他」，甚至直接跟他說，「不管再怎麼努力，都拿不到英語系的畢業證書」。現今的市教大校長：「學校配合教育部政策收身障生，但因過去沒遇過盲生，學生遇到許多困難，校方不是不肯幫，而是根本無能為力。未來在相關軟硬體設備還沒到位前，校方不敢貿然招收身障生」。現今主管全國特殊教育政策的特教小組執秘：「身障生升大學，在選擇學校或科系前，應充分了解校園環境與科系課程需求，審慎評估本身能力有沒有辦法負荷」。

十多年來的教育歧視，犧牲了多少的身障生學習機會，身障生有幾個十年能等待，要幾個十年才能教育平權。分散各校的身障生與家長，面對龐大複雜的教育體系，並在專業資訊不對等的條件下，唯有呼應台北大學張恆豪副教授所說：「走出來，並組織您所認識的周遭身障生，向學校、教育部大聲的說，這是不對的，這是教育歧視，我們要教育平權」。同樣的，態度決定一切；行動，才能實踐社會正義，不致淪為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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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下午殘盟參與了由千障權益行動聯盟發起的『教育平權』遊行，從捷運西門站4號出口出發，行經中華路一段、漢口街、館前路、忠孝西路一段、公園路、青島西路、中山南路，抵達教育部由身心障礙學生上演行動劇，並由不同障別學生表達教育平權訴求，最後遊行人潮集結凱道，各障別的身心障礙學生在備有升降設備的無障礙舞台上現身說法，要求總統府接受陳情、負起教育平權的責任。

參與遊行的台北大學社會系張恆豪老師說，「我們不是為愛而走，我們是為了權利而走」。長久以來台灣社會以「特殊關愛」來對待身心障礙學生，然而這次遊行許多身心障礙學生在台上為自己的教育權倡議，他們爭取的不是特殊的關愛，而是與其他學生平等的受教權利。根據教育部「101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我國共有115,385名身心障礙學生，他們因著社會的漠視、政策的缺失，就連平等的與一般學生一起上學的機會也被剝奪，在教學資源不足、設施設備不完善、人力支持欠缺下，「教育」兩個字對於身心障礙學生而言，儼然是一場障礙賽。

人力支持沒制度 身障生苦撐
目前各級學校因教師助理角色混淆、教師助理人數不足，導致身心障礙學生得不到完整的支持，必須仰賴同學情誼和家人犧牲才能勉強撐到畢業。例如很多肢體障礙學生需要人力協助轉換教室、翻書、書寫、喝水用餐、如廁等，卻因為現行的「教師助理」制度無法以學生為主體提供上述服務，在校期間八小時只能「忍尿」、「忍口渴」、「忍肚子餓」，以及長期無法移位而造成壓瘡等。

此外，對於聽障學生而言，手語翻譯或同步聽打是協助他們平等參與課堂的支持，但目前有許多聽障學生因為聽打員的支持沒有建置、相關資源不足，造成學生得不到支持，只能在課堂上努力分辨老師唇形卻無法理解上課內容。

缺乏適性教材輔具 身障生遭教育排除
視覺障礙學生透過聲音和點字或取資訊，然而視障生上課所用的教科書需要很長的時間製成點字版，常要等到期中考後才能拿到點字教科書，而老師自編的講義、做報告需要查考的圖書資料、甚至是課外閱讀資料，常常因為沒有電子檔而讓視障生無法讀取，或是在上網搜尋學術文獻時，因為網頁沒有無障礙設計、文獻以pdf檔存取，視障生無法獲取完整的資訊，無法享有和其他同學平等的教育資源，從小在資訊得取得上就不斷被排除。

而另一群因為學校教育支持體系不足以支持他們上學，只好選擇在家教育的身心障礙學生，在取得政府教育資源上卻困難重重。地方政府或學校忽略他們的需求，拒絕提供相關輔具或教學協助等，部份較有能力和資源的家長只能動用自行設法提供在家教育的孩子學習上的支持，然而對於資源卻乏、更為弱勢的家庭而言，他們在目前的教育體制中不斷的被邊緣化和排除，最需要支持的在家教育學生反而最得不到政府的教育資源。

校園環境障礙 身障生處處難行
校園環境的障礙阻怯了身障生的求學路，許多行動不變的學生常因部分教室的環境障礙而被迫留在班級教室內自習，更有大學生必須依據教室是否有無障礙規劃來選擇可以選修的課程，身心障礙學生的受教權益大受損害！然而根據教育部估計我國要確實完成所有校園的全面無障礙化，所需經費為70億元，以上述教育部每年僅補助2億元計算，我國校園想要全面無障礙化，竟然要等35年！

爰此，身心障礙學生為了爭取平等的教育權，在千障權益行動聯盟的號召下紛紛走上街頭，要政府官員聽聽他們的需要，正視政府不可推託的責任！這場『教育平權』遊行提出6大訴求：

一、正名「特教學生在學助理員」法源
二、落實大專院校障礙生支持服務制度、建置障礙生在學助理人員
三、提供障礙生必要輔具及特殊需求教材服務
四、實現校園全面無障礙化
五、文教場館全面無障礙化
六、重視巡迴輔導教育

(本文/圖原載於「殘障聯盟電子報第83期」，作者為殘障聯盟專員，感謝殘障聯盟慨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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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哈佛上課情形

大家好：

帶著台灣親友的祝福，俊翰來到美國劍橋之哈佛大學攻讀法學學位，一切都尚在適應中，但仍心繫台灣，想向所有參加1110教育平權大遊行的朋友們加油打氣，我的心與各位同在！

俊翰的求學路，看似順遂，其實一路走來，問題重重，身障者在台灣的教育、考試制度，諸多不合理，不公平對待下，想要有所為，實難如登天！

單以考試延長時間來說：

一、參加托福考試，是由我自行決定需要延長之時間。

二、德文檢定考試,則給予1.5倍之延長時間。.

三、我目前就讀之哈佛大學亦給我1.5倍之延長時間(其他學校還有2倍之作法！)

另外，我們於期末有一種八小時馬拉松式之耐力考試，但當我向校方提出我體力無法負荷時，他們馬上示意，由我自行決定要分成二天或三天應考。

上述各項考試，雖然延長時間，但一樣享有正常之休息時間，完全以「人性」考量作為出發點！完全沒有「不公平」之顧慮！

相較於台灣，不論考試科目之應考時間長短，舉例來說：

我參加律師考試每科二小時，會計師專業科目三小時，但均延長20分鐘，而且是「壓縮」休息時間，我雖曾當面向 馬總統提出此一不合理現象及身障者在國家考試中諸多體格限制， 馬總統亦責成「考選部」成立「身心障礙考試權益促進委員會」但歷經數年，仍有多處尚待改進。

作者校園生活照片

再者，當我向哈佛大學確認我將至該校就讀起，相關單位即陸續主動與我連絡含住宿、交通、醫護之安排，期望在我正式開學前，所有一切均已就緒，讓我得以在未來學習課程上，無後顧之憂，並得到最好之照顧。

抵達美國後，校方即召開一會議，並列出可提供協助之項目，與我們溝通是否有遺漏之處！含：法律專業用語音輸入軟體，上課發言用之麥克風(這在台灣我均自費採購使用！)，圖書館借書，有專人幫我借閱……。

等我選課確認後，他們即主動向授課教授取得書單，由我自行購買，再交由他們掃描成電子檔供我閱讀，因美國相當重視著作權，嚴禁影印、翻拍。因此校方規定我必須購買新書，但又顧及每個人有買二手書之權利(新書動軋美金200左右/本)，所以主動表示二者之間之購買差額會補償給我。

並在「二星期之內」將我5門課程之教科書全部以電子檔交寄給我。方便我可由電腦閱讀，不用媽媽辛苦在一旁翻書。

至於隨堂筆記，往常在台灣我均需自行向同學借閱，但「哈佛」卻有一個令人興奮的作法，他們主動徵求願意提供筆記者數名，再由我從中選取較優者，為維護隱私權，不讓彼此知道，而另設一e-mail帳號，透過這個帳號，選定者可將其筆記上傳，給予需求者，校方則會付給被選定提供筆記者一點酬勞。

這種「兼顧隱私」與「學習機會平等」的作法，著實讓我大開眼界。

當然校方亦想提供人力協助媽媽，讓媽媽不必那麼辛苦，但或許在台灣的環境下，媽媽已習慣了，所以婉拒了校方的美意，但將來若有機會，我仍希望可以使用個人助理來協助我處理生活及學習上的事務，以減輕媽媽的負擔！

再者，當我課程完全選定後，他們即主動e-mail給各科之授課教授(內容事先讓我看過，並取得我的同意)告知我的情況，希望在儘可能的情況下協助我學習。當然接下來每堂課一開始，你就會很窩心的接到每位教授主動過來與你打招呼，並告知若有任何需求要馬上跟他們連絡，有別於往常在台灣，媽媽需個別向老師陳述我的情況。

至於校園環境，自不在話下，出入口都是電動門，並有窩心適合輪椅高度之按扭，有的則是自動感應。即便是大教室(階梯教室)都有四個出入口可供你選擇，不用侷限於某一個角落。

至於老舊建築物，雖然內部仍有電梯，舉圖書館為例：輪椅出入口之斜坡道，是在圖書館背面較遠，故於正門旁又設一升降梯，供你取捨。在這裡完全沒有老舊建築物不能改無障礙通道之困難，而且可供輪椅出入口，皆在學校提供之校區平面圖上標示清楚。

有關交通方面，學校的大型交通巴士因係低底盤可供輪椅上下，

作者美國求學生活照片

但校方卻有貼心的做法，他們提供了專門為身障者一對一，door to door 服務的中型巴士，不用付費(以前在台大我只能看同學搭乘免費之巴士往返於校本區與徐州路法律學院之間，而我卻是需「自費」搭乘復康巴士)，每隔20分鐘一班，你可於學期一開始即預約好所有需要之趟次至學期末，完全沒有限制搭乘趟數，讓我得以在上、下課空檔之時回宿舍小憩一下。當然這其中若有任何變動，你可以隨時作更改！

對於母親，她感動的地方是，以往在台灣除了教室之外，校園裡沒有一處是可以讓她休息的，在這裡，你可看到處處皆有為學生設想週到的休息、閱讀空間，窗明几淨直逼五星級飯店。

和大家分享至此，希望大家不論在求學、工作上，均能享有較「人性」之對待。

另外，值得一提的事，我們的教育單位，終於注意到身障者之權益，往年身障者出國留學，只有公費留學考試一途，日前相關單位，已另外提供「留學獎學金」一途，供身障者提出申請，請大家留意！

目前我仍然在學習適應留學生活，包含這裡不太友善的寒冬(目前室外大概0∘~8∘之間，迎面吹來之寒風是冰的)。

如果將來有機會，我會非常願意再和大家分享我在這所學所見的一切。

最後

祝1110活動成功！

各位加油！

俊翰於哈佛11.3.2012

(本文由千障權益行動聯盟提供，照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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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平權遊行照片

我是就讀市北教大史地系的全盲生掌謙，感謝殘盟發起教育平權的抗議活動，並讓我分享自己在求學過程中遭遇的困境，希望大家一同為視障生的學權把關。

一、無法事先取得教授的課程教材：由於我是盲生，無法透過視力閱讀一般資料，需提前在寒暑假交由視障團體作成點字檔案或觸摸式圖冊，以便開學後使用。當我向某幾位史地系的教授索取課程教材，他們都勉勵我把握當下，將上學期的課業顧好，不要為下學期的課業憂慮，以免一事無成。開學後，我在沒有學習資源的情況下上課，進度難以跟上一般生，時常覺得很挫折。

二、無法了解自己的考試表現：每次考試結束，我會懇請各科教授透過Email提供指教，讓我了解自己的答題狀況及改進之道，藉此檢討之前的讀書方式，提升以後的學習成效。當我向某幾位史地系的教授詢問自己的考試表現，他們都勉勵我不要回憶過去的成敗，而要面對未來的挑戰。學期結束，我的成績卻不理想，大多只有六十分，讓我覺得很失望。

三、無法就較為困難的必修科目作個別化的調整：地形學、氣候學、劑量地理需要學會判讀大量的圖表並投入野外實察，我要達成這些目標就像一步登天。當我向某幾位史地系的教授討論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他們都勉勵我加倍努力，不要趁機偷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在沒有配套措施的情況下上課，時常覺得很無助。

四、無法善用學校的網路資源：由於學校的課程網及數位學習系統沒有設計無障礙的介面，導致我不能藉由盲用電腦選課、下載課程大綱及補充資料、加入線上討論、查閱歷年成績，讓我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資源教室多次承諾我向學校提出改善網頁的要求，卻因沒有足夠的經費預算與人力資源而無能為力。目前我仍有幾門特教系的課無法加選，只好以旁聽的方式上課，讓我覺得很可惜。

五、無法取得特教學程的資格：我希望從市北教大畢業後，回到啟明學校任教‧原本打算休習特教學程，不料師培中心卻無視於我未能獲得充分的特教服務，只因成績差而拒絕我提出申請‧大二開始，我到特教系自由選修，目前已經修習33個學分，卻因沒有合理的身分，無緣參與大四的「特殊教育教學實習」。校長曾打算為我召開個案會議，討論是否承認我為師培生，哪知會議卻無疾而終，讓我覺得很遺憾‧

我想從特教法的角度，探討自己在求學過程中遭遇到的困境。

一、特教法第十九條規定，「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應保持彈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身心特性及需求；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我在史地系上課，無法事先取得教授的課程教材、無法了解自己的考試表現、無法就較為困難的必修科目作個別化的調整，此舉違背特教法的精神。

二、特教法第十八條規定，「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適性化、個別化、社區化、無障礙及融合之精神」。我無法藉由盲用電腦善用學校的網路資源，多次要求學校提出改進知道，他們卻因沒有足夠的經費預算與人力資源而無能為力，此舉違背特教法的精神。

三、特教法第三十條規定，「高等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教育，應符合學生需求，以特殊教育方案實施，協助學生學習及發展」。師培中心無視於我未能獲得充分的特教服務，只因成績差而拒絕我申請特教學程，此舉違背特教法的精神。

四、特教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學生學習、輔導、支持服務及其他學習權益事項受損時，學生或其監護人、法定代理人，得向學校提出申訴，學校應提供申訴服務」。當我向學校反映自己在求學過程中遭遇到的困境，他們卻以教授個人的學術自由駁回我的陳情，此舉違背特教法的精神。

雖然我的眼睛看不見，需要多一些工具的協助，但這不代表我比較可憐，只能接受他人的同情。我中心的期盼國內的特教服務更上一層樓，讓不同階段的視障生得到充分的協助，以便我們順利的踏入社會，發揮所長，和他人一樣為社會提供服務。(本文原載於「殘障聯盟電子報第83期」，照片由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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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平權遊行照片

接下來，我想分享的是，我在民國80~90年代，回歸主流、融合教育等政策下就讀於普通學校的經驗。我的聽力自小就是中重度，從70分貝攀升到超過100分貝。那時候我只有配戴助聽器，效果可說幾乎沒有。不過我那時也只知道助聽器而已。我國小至高中在台中念書，大學在新北市。我更小的時候有受學前教育(早療)，因此我小學時的學習發展還不錯。雖然聽不太懂老師說的話，看課本還能自修。

但到國中就不行了，國二的時候成績一落千丈。那時候我的國中沒有資源教室，只有特教班。我到高中才知道有所謂的資源教室。國中的時候，由於普通班級的老師都不知道該如何教導我，他們採取放任的態度。在上課時不論我是看課外書、打瞌睡、還是自己在角落玩，都沒有人管我。同學大概看我天真爛漫的，也不會欺負我。但我記得有一次，我應該受到了什麼刺激，我一個禮拜關在家裡不肯出門。於是我的家長決定把我轉到特教班。

我在特教班讀完國中，那是段很快樂的時光。我在特教班考試成績再爛也有前10名，因為全班只有9個人。特教班內的學生都是聽障，老師可以用的輔具印象中只有FM發射器。我私下偷偷問過同學「FM有沒有用？」他們都搖搖頭。我想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特別受過聽語訓練，助聽器聽到的聲音只是模糊一片，這點我也是一樣的，FM調頻對中重度以上的聽障應該沒什麼作用。特教班老師跟普通班老師，其實沒有太多差別。只有特教組長跟一位老師會手語，其餘老師是用口語加板書輔助，同學聽不懂裝懂是常有的事。但老師會關心我們，我認為我碰到的老師都是好老師，至少他們會想要幫助我們把書念好。只是整個環境的資源不太夠，學校對無障礙的認識也有改進空間。特教班上有位腦性麻痺的多重障礙學生，教室內的地板卻是墊高的木地板。那位同學每次上學都要特地從另外一個門口，加個斜坡才能進教室，上廁所更是麻煩重重，但他很努力，後來考上了台中一中。

我高中考上台中的第二志願，說是考上，其實我心中一點也不得意。我們的考試與其他人是分開的，在學校裡面的段考，一般學生寫A卷，我們寫B卷。B卷的難度比A卷低。那升學考試的時候怎麼辦呢？把我們跟一般生分開考。所以升學考試說穿了，就是一群寫B卷的特殊生互相比較而已。我一進高中，就發現我的程度與同班同學差很多。

我念高中時，學校有說要派一個工讀生給我，印象中一學期是一筆固定的費用，有幾個工讀生就有幾個去分。這個政策只是讓同學去幫忙特殊學生，而且幾千塊對學生來說也是筆不少的錢。只是，當時的我根本不知道那個工讀生是要幹嘛的？我只覺得「好奇怪，不是已經有小老師了嗎？為什麼還要特別派一個工讀生坐在我旁邊？」學校方面只說工讀生是要幫忙我上課，也沒有人跟我解釋到底工讀生是什麼角色？要做什麼？更沒有人跟班上的同學解釋。所以在我問了鄰座同學意願，她開始當我的工讀生之後，同班同學就對那位同學有各種誤解。像是工讀生很有錢要請客、幫忙抄筆記倒茶水的小妹、會打小報告的間諜、上廁所還要幫我擦屁股等等，給了我及那位工讀生很大的壓力。但那位同學人很好，仍然盡責地不斷提醒我有什麼作業、要去哪裡上課。只是下學期就不了了之了，我主要還是靠自修考上大學。教育部推出了很好的政策，立意都是良善的，只是沒有推行得很徹底，最重要的溝通也沒有做好，我覺得很可惜。因為我個人的發展還算過得去，但比較不幸運的同學，是真的需要有一個完善的支持環境。

我到了大學，由於新開人工電子耳，我聽到的聲音跟以前完全不一樣，卻感受不到聽力上有什麼進步。因為我那時還沒有做復健。醫院方面只有簡單說明聽語療程，但沒有說明究竟有多重要。我開刀後，一直暈眩，努力聽聲音只聽到像雜訊的滋滋聲。問調頻師，調頻師從儀器上看訊號判斷，跟我說一切正常、我聽到的聲音是正常的聲音。雖跟我真實感受不同，但我也不懂是哪裡出了問題。就這樣過了一年，我對校園開始出現適應困難的症狀。我不想上課、害怕認識同學，更害怕關注我的老師。那時資源教室一直找我過去，找我過去之後又不太理我。我實在不知道去資源教室要做什麼，所以就更不想去。我大學其實念得很爛。很多科目，都是因為缺課太多而被當掉。其實我不是不想唸，是唸不下去。校園裡的孤寂感太強了，當時的我心智不夠成熟，無法應付。我就休學了。

小時候幫我做學前教育的聽語老師，知道我的狀況後，就重新幫我做一次聽語復健。復健的方式就是老師口唸注音符號、各種音節，我坐在旁邊用聽的去分辨。從單音節開始到複音節，從單字到複詞，再從片語到章句。這樣的復健我做了一年半，每週一到五，每天早上9點到下午5點，就像是上班一樣堅持去做，才得到比較好的聽語能力。但我的人生並未就此改觀，我反而很怨恨為什麼之前浪費了那麼多的時間。我反而更討厭我自己，把自己封閉了好幾年。

我一直到近幾年才認識到，幸好我的父母非常關心我，非常努力地想支持我站起來，盡力解決我的各種問題。我碰到的老師、同學也都很熱心且包容。不然可能我的狀況會更慘。我當時覺得我像是在一個荒島上。我不會手語，用手語的聽障不接納我。我聽語不夠好，一般人總把我當外國人。我抱著一個病態的想法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沒有同類。

回顧過去，我發現聽障者被手語跟口語切割，平平是同一個族群，卻宛若兩個世界。被夾在中間的人，我以親身感受的經驗說：真的很不利身心的健全發展；身在其中的人不論年齡，他的心智都被磨得像個退縮且習得無助的老人。聽障要學習口語，與社會接軌，應該有更好的解決方法吧？為什麼一定要強迫聽障用劣勢感官，去學習有先天限制的語言呢？特殊教育法規定當局應評估特殊學生的功能情況，以適性的教育方法教育之。台灣當局對聽障教育的努力是有、改善是有，只是我看見的是仍不夠深入問題核心：老師或家長，應用最適合小孩的「溝通方法」來教育他；而非強迫他學習成人本身習慣的模式。在溝通的問題解決之前，不論對家長、教師還是學生本人，上學都容易變成事倍功半、吃力不討好的困境。願我的分享能讓更多人了解聽障的狀況，讓更多的聽障者說出自己的經驗，幫助社會建立一個「學習溝通無障礙」的空間。讓我們以後的聽障學生，能受到適合的教育，克服困境、進而獨立，成為具生產力的社會中堅。(本文作者為聽障人士，照片由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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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求學的過程，大多與書本為伍，少有與同學的回憶。

三兩個人的場合中我通常很活躍，到群體裡卻安靜了。我高中時，總是獨自到專科教室、操場、福利社，同學對我的印象就是「獨行俠」。其實獨行俠也有不少人，但我之所以為獨行俠的原因，不是我生性孤僻、懶得客套或喜歡獨立。而是當嘴巴的聲音變多，我對談話風向就會失去掌控。

你一言我一語，穿來插去的熱切討論，眾多人聲夾雜笑聲，氣氛很愉悅，對以前的我卻像一場夢魘。
有人不明白，聽不到只是比較不方便。怎麼會是夢魘呢？一開始可以先說好、先溝通好的事情，為什麼不在一開始說好就好了呢？

他們的說詞大概就是：

你可以先跟老師說清楚你的狀況，坐在最前面，或者請同學幫忙。
你可以在聽不懂的時候立刻請對方重複一次，或者用筆寫下來。
你可以要求同學寫一下書面意見或大綱，討論時你就知道大概在講什麼。
這樣問題就解決了。

我很感謝他們想幫忙的熱心，不過他們可能不太明白：這麼好解決的問題，不會只有一次而已。

我們經常有被人借立可白、橡皮擦、鉛筆或原子筆的經驗。同學剛好沒帶，我也沒有在用，借一下不痛不癢。一天借個七八次的同學，可能還好，還會一起打個球。每天都借個七八次的同學，可能就不那麼還好，下次就不想坐他旁邊了。

沒聽懂請人家重複一次，在正式討論的時候是一定要這樣，避免作業或工作出問題。那在談天講笑話的時候呢？你正在講一個精心策畫的故事或笑話，到了緊要關頭，期待觀眾反應的時候，被打岔了：

教育平權遊行照片

「對不起，你說啥？再說一次好嗎？」

沒關係，再講一次，幫助那個常常狀況外的傢伙進入狀況，終於接到自己得意的橋段時，又打岔了：

「對不起，你說啥？再說一次好嗎？」

不只一次唷，各位看官，起碼七八次唷。下次你碰到那個人還會想說什麼故事或笑話嗎？可能有人還是會，只是也可能故事就變精簡版了。

所以我常常被說是個很嚴肅，只講重點的人。

這些小特質，對我念書的影響不大，但對我在校生活的影響就很大了。可惜的是老師多半也不明白這些特質的影響。我是幸運的，我碰到的老師都是好老師。我高中的國文老師很欣賞我的文筆，好幾次想要幫我投稿，只是我不太熱衷辜負了她。我的數學老師好幾次義務幫我補救教學，他總是在打完網球後，輕鬆地走到資源教室找我，雖然我數學還是很爛。

大多數老師都很盡責且熱心，只是他們沒有接觸過像我這樣的孩子，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可以怎麼做，所以他們也很難教班上的同學如何跟我相處，也很難教我該怎麼打開心胸。我對老師們是感謝的，但我對狀況為何是如此覺得憤怒。

我唸書時正值回歸主流、融合教育等政策推動，也許那時台中尚屬偏鄉僻壤，我在台中實在沒什麼感覺。我經驗到的特教支援都是降低標準的要求：別人80分還會被打，我70分卻有蛋糕糖果。別人沒有60分就慘了，我有40分就過關了。別人要上苦哈哈的軍訓、家政、甚至音樂課，我可以到涼涼的資源教室看漫畫。多好，這麼多的特權。這小子唸書這麼輕鬆，一定學得很開心、很快樂、很喜歡上學。

那為什麼當我站在操場邊緣，看同學為軍歌比賽練習時，會那麼羨慕呢？為什麼當同學的隊伍行經我身邊，有個平常滿照顧我的男同學，會轉頭大聲問我：「看三小」呢？我相信他會這樣是因為太陽太大，教官太嚴格，操場走了幾十圈還要繼續走。

但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個我很尊敬的朋友，她在劇場嚴苛的環境裡打拼，卻是個心向弱勢，堅持走社福路線的人。講到各種不同的族群怎麼相處，她如此感慨：真正的融合不是各做各的。不是讓你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拍手說好棒喔，然後就沒有了。融合應該是讓人互相影響，互相認識，你我原本的界線變沒那麼明顯，兩邊或多邊結合成一個群體，並互相尊重。

多棒的感慨，直到我的心坎裡了。

我上學那時最盼望的，不過是能跟大家一起上課，一起聊天，一起做一件事情。可是教室裡的氛圍，我與我的同學涇渭分明，我像是個冷漠的圈外人，又像是同在一條街上，我與別人的方向都不一樣。大家雖然會熱心幫助我，我仍然有很深的無助感。

直到現在回頭看，才發現自己走的路其實很特別。

我學習、使用口語成長，但到了30歲又回頭去學手語。因為我發現我再怎麼訓練我的聽力，眼睛還是我最可靠的感官。我的口語雖然一般聽人大多聽得懂，但大多聽障朋友卻聽不懂，我也不容易聽懂聽障朋友的發音。那我要如何跟他們有效、順暢的溝通呢？筆談外，手語還是比較方便。因為手語是一種視覺的語言，而對聽障來說，相較聽覺，視覺是比較優勢的。那為什麼用口語成長的聽障朋友，不但大多沒有學習手語，甚至對手語感到排斥？這是影響深遠且荒謬的錯誤。

我想在此請求同為口語聽障的朋友們：我們應該多了解自己的族群，為自己建立信心。我們溝通上的障礙不是我們的錯，別人對我們的不了解也不是他們的錯；但若我們不去思考如何讓他們了解，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了。我認為，與其將自己掩藏起來，不如積極打破環境限制。口語跟手語，應該是可以並行的教育方法，而不是互斥的標籤。口語固然是家長或師長的期待，也是與外界溝通的重要橋樑；手語除了方便我們自己溝通，對外也能配合手語翻譯員來得到更方便更精確的溝通效果(比起遠遠坐著看講者不清晰的口型猜測)。不管是哪種語言，它都只是幫助我們表達自己的工具。故說不管是口語也好，手語也好，對我們都同等重要。希望聽障朋友別再沉默，積極參與這個世界，我衷心期盼真正融合的那天到來！(本文作者為聽障人士，照片由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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