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見到詹姆斯，就喜歡上這個孩子。以他的年齡來說，他的個子有點嬌小，留著一頭捲曲的金髮，他的外表可愛、舉止合宜，說話會看著人的眼睛與微笑。事實上，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時常大笑與開玩笑，似乎很喜歡我的陪伴。在我們的跨科別治療小組中，他的主治醫生史蒂芬妮也和我有同感。

經過四次的面談後，我們覺得已經有足夠的資訊可供評估，決定請他暫時不用來看診。

我們的診所會召開員工會議以協調與討論病童的照護事宜，每個參與治療的醫生都會出席，一起分配治療工作。我們會仔細討論每個人與病童的互動，以及他們對病童的印象。

討論到詹姆斯的時候，史蒂芬妮有點激動，因為她喜歡這個孩子，想到之後不會再繼續治療他，就覺得難過。我看到她難過到眼淚幾乎奪眶而出，對於詹姆斯的看法也改變了。

如果一個孩子患有反應性依附障礙，缺乏和他人的連結與依附關係不足的經驗會互相影響。這是人類交往關係的交互神經生物機制──由「鏡像神經元」所創造。因此，這種孩子很難相處，他們對別人不感興趣、沒有同理心，因而不討人喜歡，與他們互動會讓人覺得空虛，而不會認為他們可愛。假如詹姆斯患有反應性依附障礙，史蒂芬妮不應該會感到如此難受，因為她沒有什麼關係上的接觸好失去。

醫師也是人，與反應性依附障礙的病童互動如果沒有得到回饋，大多也會覺得治療他們有壓力、不會感到開心。這種兒童的冷淡與不當行為會使人感到憤怒與絕望，因此有許多家長會想要採取嚴厲與懲罰性的治療方法，醫師也經常同意這種有害的手段；多數的醫師在治療結束後，也會覺得鬆了一口氣。但是，我與史蒂芬妮都很喜歡詹姆斯，而且我從我們的討論中察覺，他應該不是真的患有反應性依附障礙。

我們仔細檢視詹姆斯的病史，以及問題事件的不同版本。拿服藥過量的事件來說，我們進一步研究發現，詹姆斯在那天出事之前離家出走，後來被警察送回家。根據母親梅兒的敘述，他回家不到一個小時，就「吃下過量」的抗憂鬱劑，她打電話到毒物防治熱線，接線員告訴她必須立刻帶孩子到醫院。

奇怪的是，梅兒並沒有開車到醫院，而是去了住家附近的超市，從家裡到超市開車只需十分鐘的路程，她卻花了半小時才到。停好車之後，她一邊尖叫、一邊跑進超市，歇斯底里地說自己的孩子沒有意識，由別人幫忙打電話叫緊急醫療救護。醫務人員到現場發現情況危急，迅速呼叫救生直升機載他到醫院。

於是我們知道，每次梅兒求救，醫務人員都覺得她很可疑。緊急醫療救護的人員在超市為詹姆斯急救，孩子還生死未卜，但她卻冷靜地坐在一旁喝飲料，絲毫不見之前歇斯底里的緊張模樣。在醫院，她聽到醫生說詹姆斯可以度過難關的好消息時，不但不高興，還要求拔掉他的維生系統，讓醫生非常錯愕。一名急診護士也懷疑她破壞醫療設備。詹姆斯一醒來，看到養母不在，就告訴醫護人員：「媽媽在說謊，她要殺我，幫我叫警察。」

突然間，我們明白詹姆斯為何會有那些行為了。他的故事中有無數個「不合理」的地方，這在我所了解的兒童行為當中一點也說不通。隨著時間過去，醫護人員對於哪種孩子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做出哪些行為會有直覺，而當感覺有事情似乎「不對勁」時，就應該多加留意。譬如，我就是這樣發現，如果詹姆斯患有反應性依附障礙，我和史蒂芬妮應該會有不同於現在的反應才對。多數領域中，這種「受過訓練的直覺」在很大程度上區別了專業人士與業餘者。我們不會每次都知道有事不對勁，但我們的大腦裡有某個區域會察覺，拼圖的某一塊不見了，並發出情況有異的訊號（這種「直覺」其實是壓力反應系統的低階活化，能敏銳識別有異或新奇的外來訊號）。

顯然，詹姆斯離家出走，不是因為叛逆，而是因為養母在傷害他。就他這種年紀的孩子而言，即使是受虐兒童，逃家也不常見：就算是遭到家暴與忽視的小學孩童，也多會害怕改變現狀與接觸陌生的事物，因此寧願待在唯一熟悉的父母身邊。比起未知的悲慘，他們寧可忍受已知的痛苦；孩子年紀愈小，通常會愈依賴熟悉的人與環境。在我治療過的受虐兒童中，很多孩子一直求我讓他們回到暴力與危險的父母身邊，但詹姆斯不同，他表現的是求助的行為，而不是難以建立依附與人際關係的症狀。

從這個新的角度出發，我看得出來，詹姆斯並不想從二樓陽臺跳下來，也不想跳車，而是被人推下來的。他也並非自願吞下一整瓶抗憂鬱劑，而是被迫的。他不想操弄別人，也沒有在「演戲」，單純只是在用自己唯一知道的方式，替自己和兄弟姊妹們求助。儘管因為說出真相而遭到漠視、忽略、懷疑甚至懲罰，他仍然不放棄。

梅兒至少有兩次差點成功殺了詹姆斯。他在「服藥過量」之後搭直升機到醫院的那次，並不是他第一次搭救生直升機，之前，他從二樓陽臺「墜樓」之後，也曾被直升機緊急載到醫院。梅兒是有計畫地讓詹姆斯在接受「暫息照護」（respite care）之後回家，更糟的是，在我們討論詹姆斯的同時，其他被她收養的孩子仍身處險境。我知道，一旦揭發梅兒，那些孩子會立刻有危險，因此十分謹慎。

我聯絡有關當局，並要求法官讓兒童保護服務處的人員立刻將孩子帶離梅兒家，並且永久終止梅兒夫婦的監護權。

（本文摘錄自《遍體鱗傷長大的孩子，會自己恢復正常嗎？》一書第222～225頁，感謝柿子文化慨允轉載。）

維吉妮亞在五歲時，終於找到了一個長久的家。她的寄養父母充滿愛心，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也是很好的父母。他們讓她學習禮貌，教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為她示範基本、人道的正常行為。他們教導她，偷竊是不對的，因此不能未經允許就拿別人的東西。他們告訴她，毒品不好，所以她不吸毒；教她要認真讀書、乖乖上學，而她也這麼做了。

他們希望能正式收養她，而她也希望被他們收養，但是州政府不會終止親生父母的親權，不時也會有社工前來探訪，看她是否有可能回到生母的身邊，因此收養手續一直沒能完成。

不幸地，這意味著她到了十八歲時，政府對她不再有法律上的照顧責任。因此，她必須離開寄養家庭，而她的養父母也被要求不得再與她聯絡，他們是否配合社工的請求，關係到他們之後領養其他孩子的資格。由於這種不人道的兒福政策──目的不是保護兒童，而是減少政府的法律責任──維吉妮亞失去了她唯一熟悉的父母。

那時她已從高中畢業。她被安置在低收入區的中途之家，那裡專門收容年紀超過寄養限制的孩子。

失去親愛的養父母、加上沒有明確的教養，由於渴望愛情，她很快就懷孕了。孩子的父親離開她，但她想要有個孩子可以疼愛，想要做對的事情，就像養父母教她的那些事。因此，她尋求產前照護，不久便加入一個很好的高風險媽媽計畫。遺憾地，寶寶一生下來，她因為沒有懷孕而不再具有參與計畫的資格，之後，她得完全靠自己。

然而，維吉妮亞離開醫院後，根本不知道怎麼照顧寶寶。她在幼年時與父母的連結遭到突然且殘忍的終止（出生時被染上毒癮的母親拋棄，父親身分不明），因此沒有發展出所謂的「母性本能」。認知上，她知道自己需要做哪些基本的事情，例如餵奶、幫蘿拉穿衣服和洗澡等，但在情感上，她一片空白。

之前，沒有人想到要特別教她必須讓寶寶感受到關愛、親撫和擁抱，而她也不覺得有必要這麼做。維吉妮亞照顧孩子的時候，完全不覺得快樂，一直以來都沒有人教她，這些事情是應該的。

維吉妮亞的邊緣系統與情感系統並未受到驅動，掌管認知與資訊的皮質區域也沒有受到刺激，因此她不帶感情地養育自己的孩子。她很少抱蘿拉；孩子餓了，她就拿奶瓶塞到她嘴裡，而不是抱在胸前哺乳。她不會抱著蘿拉搖來搖去、不會唱歌給她聽，也不會溫柔地對她說話、看著她的眼睛、逗弄她小巧可愛的腳指頭，或是像擁有正常童年的人，照顧嬰兒的時候，出於本能會做一些愚蠢卻極為重要的事情。

至於小蘿拉，則因為缺少這些哺乳動物成長時都需要的肢體與情感訊號，而停止發育。

維吉妮亞做了她認為是對的事情，但並不是發自內心，而是因為她的心理告訴她，這是媽媽「應該」要做的。她感到挫折時，不是嚴厲管教蘿拉，就是乾脆不理她。她無法感受正向親子關係中的滿足與喜悅，一般而言，這些感覺能夠幫助父母克服扶養小孩時在情感與生理上所面臨的艱難挑戰。

正常且健康的嬰兒因為缺乏大人的關愛而不會長大或甚至體重下降的情況，稱為「發育遲緩」。

即便在蘿拉才剛出生的八○年代，「發育遲緩」早已經是遭到虐待與忽視的兒童常見的病症，尤其是那些在成長過程當中沒有得到足夠的照顧與關心的孩子們。

這種現象早在幾世紀前就有文獻記錄，最常見於孤兒院與其他兒童得不到充分關愛的機構，這個病症如果沒有及早治療，是可以致命的。

四○年代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沒有受到大人呵護的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有超過三分之一不到兩歲就死亡──死亡率異常地高。經歷情感剝奪而存活下來的孩子，例如近年的東歐孤兒（將在後面的章節敘述），通常會出現嚴重的行為問題，像是貯藏食物，以及與陌生人過度親密、卻難以與應該親近的人維持良好的關係。

＊＊＊

維吉妮亞在蘿拉八週大的時候第一次帶她就醫，蘿拉被診斷為「發育遲緩」，並住院接受營養照護。但是，醫生並未向維吉妮亞解釋這個病症。孩子出院時，醫護人員只有指示她如何為蘿拉補充營養，並沒有建議她該如何照料孩子。雖然醫生有建議兒福機構派社工進行探訪，但從未確實執行。醫療團隊並未注意母親是否忽視孩子的問題，絕大部分的原因是，很多醫生認為比起主要的「生理」疾病，「心理」或社會層面的醫療問題沒那麼重要，再加上維吉妮亞看起來不像是會疏於照顧孩子的母親。畢竟，如果她不關心小孩，又怎麼會帶著新生兒來求診呢？

因此，蘿拉還是長不大。

幾個月後，維吉妮亞帶她回急診室求助。醫生不知道維吉妮亞在幼年時親子關係中斷的經歷，認為蘿拉會成長遲緩一定與消化道系統有關係，而不是她的大腦。就這樣，蘿拉展開了四年的漫長治療旅程，接受檢查、程序、特殊飲食、手術與鼻胃管灌食。維吉妮亞依然不知道，她的孩子需要擁抱、哄睡、逗弄與肢體上的安撫。

嬰兒在出生時就已具備壓力反應的核心元素，而且就位於發展中的大腦接近底部、最原始的部位。當嬰兒的大腦接收到身體以外或來自外部感官的異常訊號時，就會將這些訊號視為壓力。如果寶寶需要熱量，就會產生「飢餓」的壓力；如果他缺乏水分，就會產生「口渴」的壓力；如果他感受到外部的威脅，就會有「焦慮」的壓力。而當壓力解除時，寶寶便會感到愉悅。

這是因為人體的壓力反應神經生物的系統與大腦的「愉悅／回饋」、以及其他掌管疼痛、不適與焦慮的部位互相連結。能夠減輕壓力與促進生存的經驗，會帶給我們愉悅的感覺；增加風險的經驗通常會造成壓迫感。

寶寶遇到壓力時，會立刻要爸爸或媽媽抱、撫摸、輕輕搖晃與逗弄。如果他們受到關愛的照顧，每當感覺飢餓或害怕時都有人照料，那麼得到餵食與安慰而產生的喜悅和慰藉感就會與這種互動建立連結。因此，如之前所說的，在正常的童年裡，充滿關愛的人際互動，會與愉快感產生緊密且有力的關聯。

經由數千次安撫嚎啕大哭的嬰兒的過程，我們幫助寶寶發展健全的能力，讓他／她能夠從未來的人際關係中得到愉悅感。

大腦裡調解關係與愉悅的神經系統皆與壓力反應系統相連，因此與親愛的人互動，會是我們緩解壓力的主要機制。起初，寶寶必須依賴周遭的人紓解沒有吃東西的飢餓感以及獨處的焦慮和恐懼感。他們從照顧者的身上，學習回應這些感覺與需求。如果他們餓的時候有父母餵食，害怕的時候得到安撫，情感與肢體上的需求也獲得滿足，最終便會建立起自我調適的能力，以順利面對往後人生的高低起伏。

我們都看過，正在學走路的幼童跌倒擦傷膝蓋時會看媽媽：如果媽媽沒有露出擔心的表情，小孩不會哭；但如果媽媽顯得擔憂，小孩就會放聲大哭。從這個例子明顯可見，孩子從照顧者身上學習情緒自我調節的複雜關係。

當然，一些小孩可能天生對於壓力與刺激比較敏感或比較遲鈍，但是，基因的長處或弱處會在孩子的第一段人際關係中擴大或減弱。大部分的人（包含成人）光是看到熟悉的人、聽到親愛的人的聲音，或是看到他們的身影，就能夠調節壓力反應神經系統的活動、減少壓力荷爾蒙的分泌，並且減輕痛苦的感覺。只要牽著親愛的人的手，就能幫助我們減輕許多壓力。

大腦裡還有一種名為「鏡像神經元」的神經細胞，會在我們看到別人動作的同時做出反應，這種雙向調節的能力，為情感依附提供另一個基礎。例如，寶寶在微笑，媽媽看到時，大腦裡的鏡像神經元通常會回應一系列的模式，而這些反應幾乎會與媽媽自己微笑時所產生的神經元反應一樣。

正常來說，這個鏡射作用會使媽媽也對寶寶微笑，因此，我們不難看出，當媽媽與小孩同步反應且互相強化時，兩人的鏡像神經元彼此映射對方的喜悅與連通感，這時，同理心與回應人際關係的能力便會產生。

然而，假使寶寶的微笑遭到忽略、哭鬧一直沒人理、肚子餓沒人餵奶、或是喝奶時沒有得到溫柔的安撫或擁抱，寶寶可能就不會發展出人際互動與安全感、可預期性及愉悅感之間的正向連結。

如同維吉妮亞的情況，倘若兒童才剛與一個人建立關係，但在熟悉了那個人的氣味、步調與微笑──適應新的照顧者不久後──就遭到遺棄，那麼，這樣的連結永遠都無法成形，因為沒有反覆出現的互動以鞏固連結，而這種互動的關係是無法在換了對象之後照樣延續的。愛的代價是失去的悲痛，這個過程從嬰兒時期就開始了。

寶寶與最初的主要照顧者之間的依附關係非常重要：寶寶對於照顧者的愛意與最浪漫的伴侶關係一樣深刻。其實，正是因為這種主要依附關係的模板記憶，孩子長大後才能擁有健康的親密關係。

維吉尼亞在小時候從來沒有機會去真正體會被愛的感覺；她一習慣這個寄養家庭，就又被帶到另一個家庭。她的人生中沒有一或兩位固定的照顧者，因此她從未經歷特定的反覆互動，無法將人際互動與愉悅感連結在一起。她並未發展出基本的神經生物能力，去體會自己的孩子對於肢體接觸的需求。由於她曾在腦部的認知領域快速發展的時期處於穩定、充滿關愛的家庭，因此她知道自己身為母親「應該」要做哪些事情，不過，她依然缺乏自然展現母性的情感基礎。

因此，蘿拉出生時，維吉妮亞知道應該要「愛」自己的寶寶，但她感受愛意的方式與多數人不同，因而無法透過肢體接觸來表達愛意。

缺乏關愛的刺激對蘿拉造成了毀滅性的衝擊。她的身體出現荷爾蒙失調的情況，即使補充大量的養分，還是無法正常發育。這個問題類似其他哺乳類動物的「矮小症候群」。老鼠、甚至貓與狗等動物的幼兒，如果沒有外在的干預，體型瘦小、力量薄弱的牠們通常會在出生的幾週內就死亡。小動物沒有力氣去吸吮母親的乳頭以獲得足夠的乳汁（許多物種的幼嬰偏好吮吸特定的乳頭），也無法引起母親的注意。如果母親忙著照顧其他孩子，而沒有適度幫牠梳理或清潔毛髮或洗澡，就會更加限制牠的成長。這麼一來，牠的生長荷爾蒙會減少，即使有食物可吃，還是長不大。

這項機制會將母親的資源轉移到其他能夠有效利用養分的孩子，對於遭到忽略的幼兒可說是十分殘忍。這麼一來，母親會餵養其他比較健康的孩子，因為牠們有更好的機會能夠生存與傳承基因。

經診斷為「發育遲緩」的幼兒，生長荷爾蒙通常都分泌不足，這正是蘿拉長不大的原因。

她的身體沒有得到分泌這些荷爾蒙所需的刺激，因此將食物當成廢物。她根本不需要刻意嘔吐或運動來減肥：肢體刺激的不足已經使她的身體停止發育。沒有愛，孩子不會長大。蘿拉沒有罹患厭食症，她就像一群幼犬中不受媽媽照顧的乾瘦小狗，身體沒有得到肢體接觸的關愛，沒有感受到有人需要她、她可以安全長大的訊息。

（本文摘錄自《遍體鱗傷長大的孩子，會自己恢復正常嗎？》一書第103～108頁，感謝柿子文化慨允轉載。）

出生後的每一天、每分每秒，大腦都在處理感官不斷接收到的訊號，甚至最初在子宮內也是如此。影像、聲音、觸感、氣味與味道──所有原始的感官資料都將進入大腦的低層部位，而大腦再將這些感覺層層分類，比對之前儲存的模式，最終做出反應（如果必要的話）。許多情況下，訊號的模式都是不斷重複、非常熟悉且安全的，這些模式符合的記憶模板也已經深植於大腦，因此基本上大腦不會注意它們。這種耐受力的形式稱為「習慣化」。我們會忽略尋常情況中熟悉的模式，因此不會記得生活中的大部分時候，像是刷牙或穿衣服等日常瑣事。然而，當熟悉的模式在陌生的情境中出現，我們就會記得。例如，你去露營，早上刷牙時看到日出。那一刻的動人景象會使你記住這次的特別經驗。情緒是情境的強烈標記。在這個例子中，日出帶來的愉悅是「刷牙」記憶模板裡不尋常的經驗，讓這次刷牙的記憶變得鮮明難忘。

同樣地，假如你刷牙時剛好發生地震，房子倒了，這個事件便可能永遠留在你心中，每當刷牙時就會感到不幸。負面情緒通常會比正面感覺更令人難忘，因為回想具威脅性的事物及盡量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大多是生存的關鍵。舉個例子，有隻老鼠在遇到貓之後，若沒有記住貓的氣味，是不可能存活太久的。然而，這種聯想也可能成為創傷症狀的來源，以刷牙時房子倒塌的地震生還者而言，光是看到牙刷，恐懼的感覺便有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就珊蒂的情況來說，牛奶曾經讓她聯想到媽媽的照顧與營養的食物，如今成為從她的喉嚨滲出來的液體，也是躺在地上不動的媽媽「不喝」的東西；銀製的餐具不再是用來吃食物的工具，而是會殺人、傷人的可怕凶器；而一切悲劇的起始點──門鈴，每次一響起，就像在宣示凶手的到來。

對珊蒂而言，這些稀鬆平常的事物，都變成喚起可怕記憶的線索，讓她處於持續的恐懼狀態中。這當然令她的寄養父母與老師困惑，他們不知道她經歷過什麼事情，因此常常找不出孩子怪異行為的起因。他們不懂，珊蒂上一刻還乖巧可人，怎麼下一刻就變得暴躁、不聽話。這樣的暴怒行為似乎與大人們想得到的事件或互動都沒有關係，但這種看似不可預期的衝動行為其實是合理的──她的大腦在試著根據之前對外在世界的認知來保護她。

大腦一向會比較當下接收到的模式與先前儲存的模板與關聯。這個過程起初發生在大腦最底部、構造最簡單的部位──回應威脅的神經系統。隨著資訊從第一個處理階段逐漸進入上層部位，大腦有機會再次檢視資料，以進行更複雜的評估與整合，但在一開始，大腦只想知道：傳來的資料是否可能代表危險？

如果這個經驗是熟悉、而且確定是安全的，大腦的壓力系統不會啟動，但接收到的資訊假若是陌生、全新或不尋常的，大腦就會立刻啟動壓力反應。這些壓力系統啟動的程度，依據情況看起來有多危險而定。我們必須了解，大腦的原始設定是懷疑，而不是接受，至少在面臨全新未知的活動模式時我們會提高警覺；此時，大腦的目標是獲得更多資訊，以檢視情況與判定危險程度。由於人類遭遇的敵人之中，最致命的動物還是同類，因此我們會仔細觀察敵人的非語言訊號，例如語調、臉部表情與肢體語言。

根據進一步的評估，大腦會判別新的啟動模式是否出於某種熟悉卻異常的情況。例如，你在圖書館看書，有人把一本厚重的書丟在桌上，發出的巨大聲響讓你立刻停止當下的動作，判斷這個情況是否安全、熟悉，你可能覺得困擾，但不認為需要擔心。另一種情況，你在圖書館聽到巨響，發現周圍的人似乎都一臉驚恐，然後抬頭看到有個人拿著一把槍，你的大腦就會啟動警報，使你驚慌失措；假如幾分鐘後你發現這是惡作劇，大腦便會慢慢使覺醒連續體回到冷靜的狀態。

恐懼的反應有不同等級，依大腦感受到的威脅程度標定。你愈害怕，大腦的威脅系統會持續整合接收到的資訊並協調全身反應，努力使你活下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神經系統與荷爾蒙系統會互相合作，確保大腦與身體其他部位做出正確反應。

首先，大腦會使你停止思考從額葉皮質傳來的不相干雜訊，然後讓邊緣系統的「社會線索解讀」接著指揮，使你專注在周圍的人身上的線索，來判斷誰有可能保護你或威脅你。你的心跳速率會加快以將血液輸送到肌肉，供你戰鬥或逃跑。同時，肌肉張力會增加，飢餓等感覺會被擱置一旁。大腦保護你的方式有好幾千種！

我們冷靜時，很容易能使大腦皮質運作，利用大腦最高階的功能來思考抽象事物、擬訂計畫、規劃未來及閱讀。但如果有事情讓我們分心、干擾我們的思緒，我們就會開始警戒並武裝自己，將腦部活動的注意力轉移到皮質下的區域，以提高警覺抵禦威脅。然後，我們的覺醒連續體逐漸導向恐懼時，必然會倚賴大腦相對低層與反應較快速的區域，例如，極度驚恐時我們會做出本能反應，而且幾乎無法控制意識。恐懼確實會使人變笨，它的屬性讓我們在短時間快速反應，有助於短暫的求生。但若恐懼感一直持續，我們便會出現適應不良的症狀；威脅系統會變得敏感，讓我們隨時保持這種狀態。這種「過度警覺」的反應說明了珊蒂大部分的症狀。

但在珊蒂身上，並非所有症狀都是如此。大腦不單只有一組調適威脅的方法。在當時的情況下，珊蒂年紀小、力氣小，而她面臨的威脅強大到她無法反抗或逃跑，如果她的大腦提高心跳速率、增加她的肌肉張力，只會讓她更有可能受傷而失血死亡。令人驚奇的是，大腦也有應對這種情況的調適方法，而這個方法解釋了另一種重大的創傷症狀──「解離反應」。

解離是一種非常原始的反應：最初的生命形式（與高等物種的幼小成員）在危急情況下很少可以憑自己的力量逃脫。遭到攻擊或受傷時，他們唯一可能的反應是把身體縮起來，盡可能讓自己顯得渺小，哭喊求救與等待奇蹟出現。這樣的反應似乎是由最原始的大腦系統所驅動，所在位置是腦幹與周圍的部位。對於無法或難以反抗或逃跑的嬰兒與幼童來說，遇到極端的壓力來源時，普遍都會表現出解離反應。此外，這在女性身上也比男性更常見，而且如果時間持續得久一點，解離還會增加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可能性。

解離反應出現時，大腦會讓身體做好受傷的準備。四肢的血液會減少，心跳速率也會變慢，以減少傷口的出血量。腦部會釋放大量的內源鴉片物質（大腦中類似海洛因的自然物質），使人平靜，在心理上產生一種與眼前發生的事情的距離感。

如同過度警覺的反應，解離反應也依層級區分，而且具有連續性。像是做白日夢與睡夢之間的轉換等一般狀況，都屬於輕微的解離；另一個例子是催眠。然而，在極度解離的經驗中，人變得完全只在乎自我，與現實脫離，大腦掌管思考的區域，會將注意力從計畫行動轉移到野蠻的生存；這時，人會感覺時間變慢了，發生的事情變得不「真實」，呼吸減緩，不覺得痛苦，甚至也不感到恐懼。人們敘述解離經驗時，經常提到覺得自己沒有感情、感覺麻木，像在看電影裡的角色發生了什麼事一樣。

在最嚴重的創傷經驗裡，過度警覺與解離反應這兩種主要反應會同時出現。其實，在許多案例中，創傷事件發生時，適度的解離可以調整過度警覺的強度與時間，譬如，在戰鬥時變得「麻木」與部分機械化的能力，可以讓士兵繼續作戰而不會感到驚慌。但是，以一些案例而言，過度警覺或解離反應的其中之一會凌駕另一種反應。若是創傷的強度、時間或模式造成這些反應重複啟動，久而久之，調解這些反應的神經系統將會產生「使用依賴」的變化，因而過度反應與敏感化，導致當事人在創傷事件過了很久之後，依然有許多情緒、行為與認知上的問題。

我們已經了解，許多創傷後的精神症狀不是與對於創傷記憶的解離反應有關，就是牽涉創傷經驗引起的過度警覺反應。這些反應可以幫助人們在當下面對創傷，但要是狀態一直持續，就會使往後的生活出現嚴重問題。

住院治療中心的男孩們，比大多數的創傷案例更能展現這些問題。他們幾乎每個人都被診斷為患有注意力與行為的問題，這顯示了創傷的影響，以及其經常遭到誤診的事實。不幸地，在學校的課堂上，解離與過度警覺的反應看起來與注意力缺失症、過動症或對立反抗症非常相像。出現解離反應的孩子顯然注意力不集中：像在做白日夢或「神遊」而沒有專注在課業上──其實他們已經對周遭的世界充耳不聞了。至於過度警覺的孩子，看起來會是過度反應或心不在焉，因為他們注意的是老師的語調或其他小孩的肢體語言，而不是上課的內容。

戰或逃反應引起的侵犯與衝動的行為，也可能看似反抗或故意作對，但其實這是之前回應創傷情況的後遺症，因為受創的孩子在那之後會不斷想起當時的情況。孩子們面對壓力時身體做出的「凍結」反應──突然的靜止，就像在路上被車燈照到的鹿──也常被老師誤解成拒絕服從，因為孩子在當下對任何指令都沒有回應。雖然不是所有注意力缺失症、過動症與對立反抗症都與創傷有關，但導致這些診斷的症狀與重大心理傷害的關聯，往往比任何人所想的都深。

（本文摘錄自《遍體鱗傷長大的孩子，會自己恢復正常嗎？》一書第62～67頁，感謝柿子文化 慨允轉載。）

書名：遍體鱗傷長大的孩子，會自己恢復正常嗎？

作者：張馨方／譯

出版社：柿子文化 

出版日期：2018/12

這些孩子的遭遇和生命發展令人心疼，但這不是一本關於控訴和揭露的書，也不是讓罪犯拿到「因為受虐」的藉口，而是帶領你我從精神醫學和神經科學串起生命的線索，進而為在成長過程中受創的孩子們找尋再次站立的重生機會，甚至幫助那些覺得自己有點「不太一樣」的你，了解自己、改變自己，也為了做為你教養出幸福、健康的孩子的基礎！

不容忽視！孩子的傷不會奇蹟般地在短時間內復原

「僅僅幾分鐘的壓力，就能永遠改變老鼠的大腦。如果孩子遭遇真正的創傷，這樣的經歷會造成多麼深刻的影響！」

布魯斯．D．培理醫學博士長期以來一直關注創傷壓力對兒童身心所造成的影響，更曾擔任許多涉及兒童創傷之重大案件（哥倫拜爾高中校園屠殺、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韋科鎮大衛教派屠殺案……等）的顧問和專家證人。創傷壓力影響孩子的大腦非常深遠，會使孩子們變得分心、淡漠、易怒、焦慮或衝動，甚至出現嚴重的身心障礙、異常行為。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創傷往往很難自己復原，孩子們很少能自己恢復正常，唯有具備相關知識，並以耐心、關愛與持續的照顧，才有辦法改變他們──問題青少年是如此，三到四歲的受創兒童更是如此！

10個觸目驚心的真實案例，揭開受傷的大腦和靈魂

培理醫學博士挑選了他執業至今10個令人心疼的真實案例，說明各種不同的創傷壓力（性虐待、暴力、貧窮、忽視、無知、宗教洗腦……）對兒童大腦的影響。雖然人類的大腦發育要到二十幾歲才完成，但基本結構和體積、重量，在三歲以前就發育85%。在這個階段，若因疏忽、無知或惡意而使兒童受到傷害，又沒有正確的療癒，創傷壓力對大腦所產生的影響將左右其身心和人格發展──人類如同宇宙般複雜的大腦，在兒童時期有著無比的可塑性，但一不小心就可能往負面的方向發展。

我們必須謹慎地面對孩子所表現出來的「問題行為」，而不該隨便貼「標籤」，因為那可能是孩子為了「適應」過去創傷環境所發展出來的生存機制。然而，即使面對許多悲慘的年輕靈魂，培理博士仍相信：我們在邪惡心靈留下的情緒屠殺中迷失時，也會發現最美好且堅強的人性，他認為，治療的方法日新月異，但核心仍然殊途同歸──最完美的療癒，就是愛──正確的付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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