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3早上在《聯合報》頭版/A5 看到一組讓我驚艷的報導。記者呂思逸追訪路上販賣口香糖衛生紙的的殘疾人士，親探他們住的宿舍，揭開背後「公司」。報導中浮現的畫面，不是一些人以為的「操控剝削殘疾的集團」，而是由另一位殘疾者陳老闆組織收容、「宛若大家庭」的一群人[新聞連結]。

報導中的陳老闆，在板橋浮州承租鐵皮屋，改建成多間宿舍，收容殘疾者，並批貨讓他們上街銷售，每日接送。銷售所得五五拆帳，殘疾者有個人收入，陳老闆的部份則用以支付租房、交通、批貨成本。

我雖沒機會看到詳細帳冊，但從一般殘疾者路上銷售的實績想像，這應該是一種勉強打平，難言利潤的互助型社會企業。

讓人滋味複雜的是「新北市勞工局表示，這已經構成勞雇關係，陳須依勞基法等法規，提供這些身障勞工應有的保障」[新聞連結]。「應有的保障」陳義甚高，但在經營上代表的就是額外成本。我懷疑，加上國家體制要求的這些保障成本，陳老闆的公司還有辦法打平，能夠繼續嗎？倘若因為政府基於法規的介入，導致陳老闆無力經營，公司解體，那頓失所依的這些殘疾朋友，又能往哪裡去？【最新更新】

現代社會的經濟生活其實一直有公/私兩層，前者串連社會整體，需以金錢為媒，依循市場邏輯，受到國家政策管制，保障人民之間權利義務的公平。後者常見於家庭、密友之間，經常有無涉金錢的互助，不計回報的贈予，重視人際間實質的情感交流，國家插手相對有限。

陳老闆這種「類似大家庭的」互助型組織，剛好坐落在兩個世界之間。當勞工局看到陳老闆的個案，只看到「公司」與「勞雇關係」的樣貌，卻忽略其同時兼具「家庭」與「準家人關係」的特質。倘若不計後者，只以前者的制度邏輯介入，多少帶有種「何不食肉糜」的制度暴力。

系列報導有一篇說的好，「一群身障人士努力地適應這個社會，透過「公司」這個民間版「社福體系」，他們有屋住、有錢花；就官方角度，這個體系處處漏洞，但不可否認，這種「愛心經濟體」解決了部分正牌社福機構照顧不到的死角。」[新聞連結]

要求這些邊緣人「守規矩」之前，先要看清楚他們的生存需求，並且謙卑地檢討，政府制度為什麼照顧不到。倘若政府無法照顧，卻又用菁英階級訂出的法律剝奪其生存的務實解，豈不荒謬？

宜慎思慎行。

【最新更新】10.23 報導見報後，新北市相關局處有了討論共識。朝向「合作社」的方向調整：「勞工局指出，共生家族仿「公司」組織的營運方式，性質偏向勞動合作社，勞資雙方互助合作、分工，販售愛心商品，「彼此都是股東」，將轉介社會局協助合法化；社會局表示，會協助申辦。」「…. 忍受外界懷疑七年的身障者互助共生「家族」，可望經由新北市勞工、社會局輔導，合法化轉型為「勞動合作社」；這個轉變，讓這個共生家族成員開心得不得了。[新聞連結]

（本文原載於Albert Tzeng臉書）

如何去投票所：

關於投票我大多都是與父母一同前往投票，所以對於尋找投票所這一點我並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我有和其他的智能障礙朋友討論，大家說若是沒有人陪同前往還是會有找不到投票所的問題，所以未來希望社區中能有更清楚的投票所路線指引或是提供社區的志工服務。

選擇支持的候選人：

我多是聽從家裡的意見選擇家裡要求的候選人，因為政治其實我較沒有太大的興趣，且對於候選人在電視上的政見發表有些用詞太過深奧艱澀，我並不能的完全理解他想說明的內容。

我曾經去參加過選舉造勢晚會，但是我覺得候選人在台上說出的政見和實際當選後所做的政績不同，對此我也感到很失望，也會關係到我未來還會不會想要投給他。另外，選舉前常發生一些意外的暴力事件，聽到會很害怕，而且我發現這也影響到選舉的結果。

我詢問其他的智能障礙的朋友們，大家也大多表示聽從家裡意見，大家對於政治較沒有太大的興趣，也有人說雖然家人沒有干涉，但是因為聽不懂候選人的政見，所以也沒有意願去投票。

投票過程：

因為都和父母出門投票，所以我對於投票需要帶的物品如：身分證、印章等我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三合一選舉類型的選舉，需要同時領3張選票，在投票時我就會產生混淆，我會不知道該如何選出我要支持的候選人，所以我希望未來針對心智障礙類的身障者在領取選票時，能夠一張一張給，如果一次給我們會容易搞不清楚，就容易產生廢票的可能。

我們社團曾經辦過社團社長、副社長的投票選舉，因為有些社團成員認知的障礙較為嚴重，所以我們就摒棄一般傳統選票的方式，投票箱用不同顏色做區分，並且在投票箱上面貼上候選人的照片、名字及選舉編號，利用保麗龍球代替選票，順利完成當日的投票。我知道正式選舉不能夠像我們一樣用把保麗龍球做替代，但是目前正式選票格式的設計確實對部分認知功能較差的心智障礙者是有理解困難的。(作者為台北市智障者家長協會-凱帝貓智青社社長，現任佳欣早餐店店員。本文原載於「讓台灣障礙者成為世界公民」國際研討會暨工作坊大會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