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大運開幕典禮現場，一位坐電動輪椅的年輕的身障男性周圍環饒著5-6名著黑衣黑帽的工作人員，他們以人力把這位身障者與他的輪椅抬扛上階梯。 圖／帥凱哥提供

文/易君珊

連日來，因主辦「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國際賽事」的台灣社會，掀起了一股運動的風潮，無論是場內的賽事動態，或是場外的花絮報導，都相當程度的引起台灣人的關注。世大運十二日來的各種體育競技以及文化軟實力的展現，都充分達到國際外交的作用，例如令人記憶猶新的世大運開幕典禮，便是將台灣的文化透過視與聽的藝文展演，向國際展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充沛能量。特別是紅布毯上的「囍」字，更以「辦桌」文化，慶賀台灣躍上國際舞台的大喜之日。

世大運為台灣帶來難得的國際能見度，召喚國族主義、急速團結市民的向心力，紛紛讓海內外的台灣人激動地發出「令人驕傲」、「跪哭著看完」、「台灣妳是我的榮耀」的心聲，不僅讓選手無後顧之憂的在家比賽，更是喚醒國人對台灣的榮譽與自信。然而，這樣迅速集結與召喚的市民榮譽與國族主義，雖團結、凝聚了彼此，但也抹除了社會中的矛盾與歧異的個體存在。且由幾件攸關身障者的新聞說起。

身心障礙議題在世大運的身影

世大運精彩開幕後，關於典禮的藝術性、反年改團體的討論此起彼落。而作者身處的身心障礙社群網絡也紛紛分享自己的參與經驗；但顯然不是多麼愉快與值得驕傲的事。舉例來說，一位身障者在八月初即被告知韻律體操賽沒有輪椅觀賞區；8月18日世大運開幕前，一位使用助行器的五歲身障女童欲搭電梯卻受阻。時序進到開幕式，典禮上有手語翻譯，但不提供觀眾使用電梯，幾位輪椅和代步車的身障者皆由工作人員靠人力硬扛上階梯，更沒有輪椅可及的接駁車。一下子，世大運缺乏整體無障礙可及性 （accessibility） 的規劃缺失，頓時浮出檯面。

過去「就醫、就學和就業」是身心障礙福利政策下的三大優先主求。近年身心障礙社群對權利的集體意識高漲，並積極爭取文化參與權。除障礙社群以外，非障礙者／直立人(1)也逐漸從傳統、單方面的父權慈善福利照顧模式，修正為以人權概念來切入身心障礙議題。但長久以來，台灣受到健全主義（ableism）霸權的影響，(2)一般民眾是否能從權利意識的角度來同理障礙者的社會處境呢？

一篇名為〈彰顯國力的世大運，也暴露了對身障者的歧視〉的文章，作者石明謹用淺顯易懂的實例講述尊重多元文化的意義；文章指出文明國家的水準即可從社會大眾對障礙者的態度，以及無障礙落實的程度可見。此文章立刻引發熱烈網路輿論，但輿論大多認為此事件與「歧視」無關，並要求作者「用字需再精確」。

障礙者是長了青春痘、見不得人的小媳婦？

「歧視」一詞引來眾多人的反感，甚至驚恐地認為作者怎麼可以「先」用歧視這帶有「惡意」的字眼來指控。只是「不夠友善」，不是「歧視」；只不過是「教育訓練不足、規劃動線缺失、違規」，都不是「歧視」。頂多就是「忽視和漠視」，但也還是「不是歧視」。

網路輿論質疑障礙者是否「要求太多」、是否有好好「用善意」來和工作人員溝通。有網友相信若障礙者自己有表示誠意、「用心」溝通的話，工作人員一定可以「破例」讓障礙者搭電梯。認同文章指出的歧視現象的讀者們，也招來其他網友指責「過度解讀」的批評；作者也被冠上有「被害妄想症」的病情。

不少人當起國文小老師，請作者和幾位障礙者不要激動，認為不該「濫用歧視」這沈重的字眼，建議應採用「和善」的修辭法、避免在國際賽事其間「起哄」、「讓台灣丟臉」。無障礙的需求，本來就是台灣長久欠缺的全民基本人權，但這訴求卻被視為一顆不聽話的、即將要化膿爆破的青春痘，玷污了台北市與台灣辦喜事的美顏。

在身心障礙社群與世大運的輿論衝突中，雖然過程艱險，然也製造一個面對問題的契機：世大運缺乏無障礙可及性的規劃問題，也是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的縮影。這篇文章希望透過障礙研究學和文化平權的角度，提供讀者一些新的思辨；不只針對世大運做檢討，也拉開視角，讓讀者可以審視並瞭解，身心障礙者每每參與公共休閒文化活動時所面對的窘境，到底為何。

健全主義下對障礙者的偏見與污名

對長期處於文化經濟弱勢的障礙者來說，生活在嚴重缺乏平權、無障礙觀念與政策體制下的台灣社會，「被拒絕」的經驗早已是無奈的家常便飯。每回各縣市政府舉辦大型活動時，既使事前和當地政府的身心障礙權益委員小組承諾無障礙已準備好，但只要活動一開跑就會發現，主辦單位原來又是長了長鼻子的皮諾丘。政府長期帶頭做錯誤示範，造成其他民間組織在舉辦公共活動時對「無障礙」進而冷感，導致民眾持續帶著錯誤的偏見看待身心障礙者。這一次，世大運也不例外。(3)

「無障礙可及性」（accessibility） 指的是提供軟硬體設施設備或人為協助等，讓使用者能夠通行無阻地使用、參與。很多人誤以為「無障礙」一詞中有「障礙」兩字，就狹隘地定義「無障礙」只是給身心不方便的障礙者，無法讓其他族群廣用。事實上，無障礙的必要性橫跨各世代，所有人都會老化、也會因意外受傷而造成短期的失能。究其實，台灣社會對無障礙的片段認識，主要來自過往，受到醫療模式、傳統道德、因果關係等觀念的影響——障礙者長期被視為社會的負擔、是等著被施捨和救助的對象。

一旦無障礙設施被指認為「身障者」專屬的需求後，將會使這些「合理」的需求，專殊化為特定需求的偏狹想像。例如，當本意是「所有有需要的民眾都可使用」的電梯、捷運座位被鑲上「博愛」兩字，當斜坡道被特殊化成「行動不便者專用」時，不管是身心有沒有損傷的人，只要用了這些設施免不了會遭受他人的目光，並進而使「無障礙」成了污名建設。

但，當世大運開幕典禮時電梯只提供給選手、教練、裁判等內部工作人員使用，這時無障礙電梯卻成了健全者的貴賓專用道，真正有需求的觀眾卻被阻擋。更有甚者，工作人員扮演起醫療鑑定者，認為使用助行器的小妹妹的身障程度還「不夠嚴重」到要搭電梯。原來，主管機關承諾的無障礙，是做給好手好腳的健全體育人獨享的。

多年前舉辦花博前夕，民間團體指出花博場館無障礙不及格，有人說花博主角是花卉，不是障礙者。國家級的表演藝術場館整修時缺了無障礙的規劃，受到障礙者抗議後，音樂人網友表達「兩廳院是『專業』表演廳，怎麼能讓你們這樣亂搞 （指增加輪椅席位）」。這回，不少網友認為世大運都有工作人員「在幫忙」了、不要亂牽扯障礙者被歧視一說。賞花、賞藝術、觀看體育賽事皆是人民基本的休閒活動，若只有所謂的「正常人／健全人」才能順利無阻地進入場館參與，而障礙者只因身體有損傷（impairment）必須使用代步輔具時，就會遭到排斥；而身障者個人也必須作出額外的「努力」 （如，一般健全人可選擇坐接駁車，但使用代步輔具的人只能靠自己到達目的地）？這樣的差別待遇，若不是健全主義產生的歧視，那是什麼呢？

難道，為了要表現「愛逮丸」，在世大運的場合就不準指出無障礙做不好的事實、也不能夠正視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參與議題嗎？這般「噤聲」如鳴人堂主編許伯崧的分析： 為了避免在國際舞台丟臉，長期存在的問題「在國際盛事時不要是問題就好……國族主義下的面子之爭，爭的就只有賽事期間的那張滋潤光滑的面膜而已，面膜底下，盡是潰爛。」

拒絕假友善：無障礙是人權，也是法規

身心障礙者比一般人更頻繁地經歷肉體上的疼痛、疾病，而缺乏社會模式（social model）觀念的政策，導致障礙者生活充滿阻礙(4)。從心理層面來說，障礙者的存在象徵的是「不方便」、「需要靠別人幫忙」、「痛苦」，甚至是「死亡」。也因此，障礙者的現身提醒了一般「健全人」潛意識裡對未來必定會面臨失能、失去自主的恐懼與焦慮。

台灣社會重人情，多數人對幫助弱小絕對是義不容辭，但受到國族主義護國顏的影響，又參雜對障礙者不自覺的深層焦慮，這時輿論反問障礙者是否忘記平日「好心人士給予的幫助」（「不相信（障礙者）沒有遇過好心的人、接受過別人的幫助」）；輿論為世大運客服管理不當的事實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工作人員不一定熟悉場地」） 、恐嚇障礙者 （「有沒有想過，萬一別人不再願意幫你們障礙者，這是你們想要的嗎？」）、把障礙者當作假想敵（若讓（身障女童）家長進入，然後炸彈發生，到時這帳要怎麼算？）。最後再加一筆「大家都是為了你在想辦法……不要為難工作人員」的罪惡感放置障礙者身上。

哇，說好的「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風景到哪兒去了？若以上輿論回應是台灣社會「友善」障礙者的方法，那這份恐怖情人的愛，是集體性的、是健全人與障礙者之間的不健康、不對等的凌虐關係 （abusive relationship）。這份「愛」向身心障礙者進行情緒勒索，要求你要有所限制，我們才發現，慣性「友善」的糖衣下是掐著脖子讓人窒息的偽善。

「友善」與「愛心」為名的協助，對身心障礙者來說就像不定時炸彈；情緒勒索、恐嚇、威脅，皆是健全主義思維透過權力控制弱勢身心障礙者的心理手法。對多數台灣人來說，被貼上「不友善、沒愛心」的罪名遠大於「侵犯人權」的嚴重性。面對人權議題，我們必須先正視權力不均的現實面——亦即，提供給民眾的無障礙空間不是種好因有好報、上對下、以個人為單位的慈善行為，而是平權的具體實踐。

從活動管理、客服專業工作層面來分析，小巨蛋現有的無障礙的硬體設施如虛設，還要工作人員採人力搬運障礙者，以及其可高達百公斤重的輪椅。網友Betty Lin調侃說難道「這是『抬人競賽』的國際賽事嗎」？萬一工作人員受傷怎麼辦？加諸到障礙者身上嗎？身障者在有限的行動力之下，能否自主地「操控」身體是極重要的安全感來源。此外，輪椅就如同身障者身體的延伸，當障礙者被工作人員高抬搬運時並不會有王室皇朝被抬高轎的尊貴感，反而把更多的恐懼和不必要的「被施捨」加諸在他們身上。

身心障礙者的處境，絕對不是單次性的個案問題，而是長久累積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性的問題。在台灣，我們有身心障礙的法規保障，但同樣欠缺落實。但不管法律如何窮盡，若社會氛圍與價值觀未到位，也很難引起大眾的共鳴。2011年麥當勞的高層主管穿便衣出現在抗議人群中，反問身障抗議團的我們：「肯德基、摩斯漢堡也都沒有做好無障礙，你們怎麼不去抗議他們？」這次，護航世大運的網友們也說：「全台灣也不是只有世大運沒做無障礙啊！」這般轉移責任、拉其他人也下海比爛的思維，是無法讓台灣更進步的。

真的不是「歧視」嗎？

在這個人權意識抬頭的時代，有越來越多人重視文化平權，但重視不代表實踐，在台灣，不同社群的多元價值依舊未被嚴肅看待。

或許對有些人來說，一下子無法消化健全主義和歧視的關聯，覺得說「歧視」還是太沉重了，不妨想想，若台北市府活動為了要保障台北市民的權益，只允許出生台北地區的人可以坐最好的搖滾區，其他縣市的人只能坐在邊疆，這樣的安排還只是「不友善」而已嗎？把「非台北市的人」換成「身心障礙者」，這就是身心障礙者目前所遭受的困境。

世大運的開幕典禮結合創意與科技的使用，精湛的演出扣人心弦，然而，無障礙所需的技術並不會像舞台上絢麗的科技這麼困難，是做不到、忽略了還是是不想做呢？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但如果在國際場合指出國家的內部問題，美麗的風景竟變成壓迫的煉獄，熱情變成無情的攻擊，要你別小題大作、相忍為國。

如果我們真的沒有「歧視」，只有愛，為何不和身心障礙倡議團體攜手打造與落實真正的無障礙生活環境，讓這片土地上共同生長的障礙者、老者、少者都感受到「愛逮丸」表現中那份平權正義的愛？

那還真的只是無心之過，而非歧視嗎？

(本文轉載自聯合新聞網鳴人堂，未經授權禁止再次轉載。)

1. 非障礙者／直立人（able-bodied）：目前還沒有得到身心損傷、老化失能現象，變成身心障礙者的人。
2. 健全主義：偏好健全身心狀態的「正常人」，而透過政策、制度、社會儀式等來排除、歧視、差別對待身心障礙者。
3. 四月初，體育局主政、文化局協辦成立世大運無障礙專案小組，檢視設施與設備，即說明世大運具備「無障礙」。四月二十四日，台北市無障礙環境推動小組立即請體育局在兩週內做無障礙的報告。七月二十六日臺北市無障礙環境推動工作小組106 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體育局表示：開閉幕場館包含無障礙席位席256席、無障礙電梯2部，及設有無障礙廁所等設施，皆符合使用需求及法規規定，且田徑場曾舉辦過2009臺北聽障奧運等大型賽會……30座競賽場館已於106年5月全面完工，經調查各場館皆符合無障礙環境規範，並設有無障礙座位席、電梯、廁所等設施。
4. 如，居住在階梯式的老公寓時，身障者和年紀大的爺爺奶奶無法自行上下樓梯；缺乏易讀版本的資料，心智障礙者無法獲得資訊；缺乏手語或字幕，聽障者/聾人無法順利溝通。

十幾年前，我第一次修Steve在夏威夷大學Manoa分校開設的研究所課程，課名是「障礙與多樣性」（Disability and Diversity）。課程的基本預設是「障礙是人類差異的一種，障礙者不是需要被醫療修補的次等人」。對我來說，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啟蒙經驗，讓我看到障礙者的抵抗與國外障礙文化的發展。那也是我第一次開始從文化的觀點來思考障礙議題，讓我從此開始投入障礙研究的領域。

【該修理的是社會障礙物，不是我！】
資料來源：marius.sucan.ro/

十年前我回台灣，開始談「障礙與多元文化」，很多人視為無稽之談，聽懂的也會冷冷的說「那是國外，台灣沒有這樣的條件」。這幾年來台灣的障礙者做了很多很有意義的活動，有新活力自立生活運動而帶動各地自立生活的興起，「行無礙」到處檢視無障礙空間，並開啟文化資訊權的討論，還有由「千障權益聯盟」發起連結障權會，以及其他障礙者主導的團體，集結不同障別的障礙者，試圖做跨障別的連結，並針對不同議題每年發起遊行。

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由障礙者主導的障權會，開了「從障礙者參與文化，到看見障礙文化」研討會，也很高興Steve Brown教授能來台灣，跟大家分享他的經歷與他國的障礙文化。我在這裡，想用一個學術工作者的角度，分享這些年來在台灣看到障礙者的倡議具有的意義，來跟Steve做對話。

歷史中成形的障礙文化

Steve是歷史學家，他曾經問我，台灣障礙歷史的特殊性是什麼？跟西方有什麼不一樣？那時候我答不出來。

很多障礙文化的討論都會強調，障礙文化和族群文化不同。障礙文化並沒有家族、血緣、地區的傳統，障礙文化是建立在共同被壓迫的歷史。在談台灣障礙文化時，我們應該問：那台灣的障礙文化歷史是什麼？ 我們必須承認書寫障礙歷史是困難的，因為障礙本身的多元性，以及障礙者向來很少得到發聲位置，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開始積極累積台灣障礙者的歷史（參考一下邱大盺教授寫的臺南盲啞學校故事）。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現在許多的成果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而來的，今天我們看到的交通無障礙、教育權、工作權，是NGO、專業人員、家長們努力下的歷史累積，也才有這幾年蓬勃的障礙自我倡議，它是長期以來由包含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等不同行動者，所共同累積的成果。此外，我們要開始累積障礙者自己的歷史，希望從每一個自我倡議者的故事裡，能夠看到台灣障礙者被壓迫的經驗。只有指認受壓迫的「我們」，才能認真理解集體的障礙者歷史。

障權會的劉爸在FB上問：總統對原住民道歉了，那是不是也要向障礙者道歉？我們真的也必須問：國家對障礙者的壓迫是什麼？

【總統對原住民道歉了，那是不是也要向障礙者道歉？】
資料來源：www.president.gov.tw/

國外對障礙者的道歉，主要是針對強迫的機構化教養與人身自由權利的剝奪、對女性的絕育，那台灣對障礙者的壓迫是什麼？我想這必須累積不同的文件、材料、與個人經驗，才能有更明確的答案。而在歷史中漸漸消失的障礙類別，如痲瘋病患、小兒麻痺患者也是障礙歷史必須面對、思考的方向。從樂生療養院、盲人重建院的保存，我們必須說，我們的努力還不夠。障礙者的歷史不是從現在開始的，回頭看看歷史，我們才能梳理障礙與社會的關係，在歷史上的轉變與所處社會位置的挪移。

台灣障礙者的歷史是什麼樣貌，仍待大家慢慢累積，才能看到台灣障礙文化發展的獨特脈絡。我希望我們能一起慢慢找答案，如果不知道從何開始，也許可以從現在開始蒐集障礙者的故事、保存障礙的歷史文物、障礙者被歧視的經驗、障礙者意識覺醒的故事、障礙者集體抵抗的故事。從指認自我壓迫經驗，理解障礙作為一個群體所共同面對的壓迫，然後看見彼此壓迫經驗的差異。

以社會模式抵抗個人模式與慈善霸權

台灣根深蒂固的「殘而不廢、自立自強，克服超越障礙」等觀念，都是障礙文化應該挑戰的對象。當我一開始接觸障礙者自立生活的文獻時，曾陷入困境。「依賴」別人的協助才能自主決定，這是自立嗎？Steve當時一句話解開了我們迷惑，他說自立(independent)其實一直是相互依賴的(interdependent)。社會模式的先驅Vic Finkelstein也指出，以權利（rights）為導向的運動目標，可能使得障礙政治保守化，變成個人議題，而忽略社會模式提出的社會結構性問題。

此外，除了要看到個人模式對於障礙運動可能的負面影響外，也必須反省慈善霸權對障礙者的控制(Hegemony of charity)。我們的社會還是強調以慈善、施捨的心態面對障礙者的身心差異，也習慣在國家略施小惠後就『解決』個別障礙者的倡議。從最近國家音樂廳改建的爭議，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社會還是沒有將障礙視為多元化的一部分，也沒有在文化政策上實質地正視障礙者的身心差異。

社會有愛、社區友善、個人懷抱感恩的心都是好事，但是國家政策上，卻不應該用愛心、友善來模糊權利的訴求，將慈善、感恩當統治的工具。障礙文化要爭的是，國家肯認障礙者作為一個集體，和一般人有同樣的權利，而不是個別的慈善施捨。

以溝通來凝聚團結意識

無庸置疑的，障礙者的倡議的核心是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沒有我們的參與，就不要替我們做決定）。然而，誰是我們？障礙研究認為，障礙應該被理解為人類的差異，而不是缺陷。我們要認真檢視，社會如何面對障礙作為一種差異，並做出通用設計與合理調整，此外，我們也要看到障礙者的差異。

【如果要建立障礙文化，不同障礙者之間就必須溝通、互相理解】
資料來源：da-gpl.co.za/

不同障礙者的差異的是實存的。每個人，不論有沒有障礙，都有不同的溝通方式、理解方式、表達方式與互動方式。如果障礙文化是障礙者被壓迫經驗的累積，那我們要理解不同障礙者被壓迫的經驗。行動不便者的經驗跟智能障礙者、精神障礙者、視覺障礙者、聾人可能都不一樣，如果要建立障礙文化，那就不能沒有彼此的溝通、互相理解。從這幾年的幾次嘗試讓我們知道，溝通需要一些物質基礎。開會的環境有沒有無障礙？有沒有手語翻譯？有沒有易讀資訊？這些都是應該要處理的議題。

當然，障礙者不可能等物質基礎都齊備了才開始相互溝通。溝通的起點在溝通的意願以及願意聆聽他人的心。障礙者應該自問，是否對於其他不同障別的障礙者經驗感到好奇，而想去理解彼此之間的相同與差異。只有發自內心的意願，溝通才可能團結意識。有一次跟自立生活的君潔聊天，他說與其花時間與精力聽高官重複的「政策宣導』，不如試試讓障礙者彼此對話，即便是雞同鴨講也好。這個很好，這樣才能從個別的自我倡議變成集體的「我們」。

強調正向經驗的障礙意識

障礙文化必須是有障礙意識的。意識的啟發需要時間，障礙研究的先驅Mike Oliver指出，障礙者長期被社會化為沒有聲音的依賴者，在鼓勵障礙者發聲的同時，更要同時有障礙意識的教育與意識覺醒的過程，否則可能只是複製社會主流的殘補式慈善觀點。

那什麼是障礙意識？就是要求障礙者應該具有平權的意識。「希望跟一般人一樣的生活品質」，瞭解差異（障礙者和一般人如何被差別對待）、看到壓迫（指認出因為障礙而產生的差別對待是一種歧視，也是社會對障礙者的壓迫），並願意集體的發聲倡議。

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提出障礙者的正向論述。我們可以討論，障礙者對社會的具體貢獻、台灣以障礙為傲的觀念（disability pride）、障礙者此社會屬性對台灣社會文化的“貢獻”是什麼。例如小兒麻痹在台灣1950年代大流行，該群體的存在與台灣復健醫療專業發展，輔具產業發展有什麼關係呢？對1980年代的社會福利服務發展有什麼影響呢？無障礙環境的推動是不是也造福了高齡化的台灣以及推嬰兒車的父母？這樣的論述累積，可以用來翻轉社會將身障群體視為弱勢依賴等負面印象。

經過改造的身障機場。照片由Debra提供

【台灣的障礙歷史，也在許多方面貢獻給台灣，例如障礙者機車的建造能力】

正視社會正義，建立盟友

障礙文化議題就是社會正義的議題，被壓迫的少數人要發聲、聚集、檢視自己的歷史、集體對抗不公平。障礙者本身可能同時具備多重身份而經歷多重壓迫，但不同身份之間的交互作用讓他們的需求很容易被忽略，例如身障女性，聽障原住民，視障同志等等。這幾年除了身障者的性別議題已經被開始被關注之外，年齡、階級、族群似乎比較少被討論。但我們必須認知到，身障者的多重身份，透過其他社會運動團體之間的連結，可能形成不同社群之間在權益抗爭上的夥伴關係。

也因此，障礙文化也必須同時理解其他的社會正義議題，例如階級的、族群的、性別的、性取向的、宗教的，也只有理解一般人有的人權，障礙者的倡議才能更進一步理解，到底哪些障礙者應有的權利，因為障礙的身份而被剝奪。我們曾經在照顧正義上，看到了弱弱相殘的問題，然而如果障礙意識追求的是社會正義，那障礙圈就必須支持維護弱勢照顧者，不管是家庭照顧者或者外籍看護工，當我們維護了照顧者的權利，那同時也就是維護障礙者的社會正義。這幾年來，台灣同志團體對障礙者的集體倡議非常支持，同樣地，障礙者也應該反過來支持其他的社會運動，成為廣大台灣公民社會的一部分。

每個人都是障礙者，都與普世人權有關

障礙研究的先驅Zola指出，障礙是每個人都會面臨的狀態，只是發生的時間點不同而已。Zola的討論，是希望正視障礙政策的普同性，而不是一直強調特殊性。障礙權利意識應該推及所有人，就像性別意識一樣，不是只有女性才需要有性別平等意識。障礙文化圈應該跟有障礙意識的人權團體、手足、家長、專業人員建立盟友關係。只有更多的人加入障礙權利的倡議，障礙議題才更能被看見、被實踐。

障礙文化是從自我倡議的我，到集體發聲的障礙群體，建立反抗意識，並進一步理解人權議題，建立更多的結盟。文化的累積不是一朝一夕的，過去幾年來台灣障礙者的積極投入，從物理環境的無障礙的文化活動與展場到文化資訊權的倡議，已經累積了不少經驗。站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要進一步思考台灣的障礙文化歷史是什麼？有什麼樣貌？未來可以怎麼做。我僅以一個障礙研究學者的身分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供大家一起討論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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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為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舉辦的 「從障礙者參與文化，到看見障礙文」研討會的回應稿。感謝33、小跩、朝富以及障礙手足小聯盟所提的建議。(本文原載於「巷仔口社會學」，感謝作者慨允轉載。)

思想，展現一國的文化價值與高度。photo by Dominik Golenia

在參與各項公共行政策略的規劃與評鑑，身為議題倡導者的我們，時常面臨困境而四處碰壁。好比在探討硬體設施的無障礙，許多官員都會給予回覆「為什麼是我們要做？」「當初壓根兒沒想到會有身心障礙者，這難道是我們行政部門的錯？」是的，當社會長期的忽略成為常態，將使這樣的漠視，成為理所當然的回應。

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創建成立的三十五年後，台北市中山區近日傳出，仍有中學拒絕障礙者就近入學。這樣的舉措是徹底違法，豈能因於障礙者的先天殘疾，而拒絕其就學權利？但這樣的敘述非成個案，我們可以看見更多障礙孩子，在成長就學經驗中反覆提及，學校為脫逃意外所衍生的罪責，而要求一心入學的障礙者，簽署相關安全同意書…

甚至時事，可從第一學府，台大國企系副教授對於市長的謾罵中看見，除了極盡所能的羞辱對方，也將「智能障礙者」從頭到腳徹底的數落中傷。於是我們能明白，文化的語言認同，體現民族的價值觀，而在台灣經由「智障」兩字，讓我們看見社會的各種偏見歧視，顯現知識分子的傲慢與狂妄。

然在今天「文化」「教育」「衛福」三公部門，於立委研究大樓的會議，對於多元文化的探討中，眼見教育部列席的特教司科長，得意說明負責的部門，往年對於障礙議題促進的成就，細數至「總統教育獎」這獎項，於是筆者便按捺不住情緒發言，提點可議的面向。

「你好，我是台大的學生，也是今天在座的身心障礙者，是否這位先生方才提及『總統教育獎』中，往年都有多位障礙者得獎，是個系統性的敘獎機制?」「嗯，是的。」「那容我以個人經驗，敘述在台大的相關教職員及行政單位，是如何面對這獎項，並給予參選學生建議，作為今天議題的癥結點」「嗯。」「他們會鼓勵參選者，將自己生平描述成悲憤的戲劇性色彩，漸凍人又或洗腎當然最好！」於是原本沉默的議場開始爆出驚呼聲，「行政人員更甚開口，最好在這樣的情境，仍能在窮鄉僻壤進行偏鄉服務教學，展現刻苦勵學與博愛情懷，」

這時眼見官員交頭接耳討論，訝異於自己政策決議後，竟產生意想不到的成像。這時文化部科長對我這突如其來的踢館者結巴開口「對於你方才所說的，可能只是我們這獎項的個案，我回去會重審歷年的名單來做瞭解！」「是的，但結合我們今天談論的障礙者多元文化，其中如何透過系統性的敘獎機制去宣傳推廣教育。我方才提到的可能是個案，卻不能否認，因此形塑某種意識與價值！我們可以將障礙文化作為範本，產生正向激勵人心的作用，但以悲憤的口吻敘述那樣的故事，是種富含憐憫高度的優位意識」這時眼見在場官員沉默點著頭，自己便釋懷於官員的瞭悟。「所以我會認為這樣的成效並不好，且為此倍感憂心。」

對於「障礙文化」這議題的確立，很感謝楊委員願意重視。如此從意識凝聚的創建著手，對於立法委員的職務，是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未有法案能成政績)，於是很感謝委員，仍願意召集跨部會進行討論議程。並透過三部門的資訊交流中，更確立「障礙文化」這議題的政策走向，也讓列席的官員得以明白，在他們通過的政策之後，所形塑影響的風氣與意識會如何變換。

「思想，展現一國的文化價值與高度。」如果官員的冷漠、校園的排拒、口語的謾罵，是台灣整體社會的成像，是障礙族群所歷經的疼痛，以出生為始，從自我到社會，全程千辛萬苦的克服，該有多長遠的路途必須橫渡與超越？

當官僚發出那聲「我們沒想到啊！」，障礙者遭校方明言拒收而未能入學，我們看見龐大多數的障礙者，因於過往沉重經驗，困擾成年後的意識表現，選擇隱忍吞聲，適應這社會諸多的不公。而在那一聲又一聲關於「智障」的謾罵中，整個社會其實未料，他們正不斷觸發障礙者的刺骨錐心。思想展現文化價值與高度，相信我們台灣的文化，還在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