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社會福利界的日子是生命中最精彩的時刻，從我進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工作伊始，就有做不完的事，驅使我向前行；有學不完的東西，吸引我再學習；有辦不完的活動，鞭策我去實現；還有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與我分享喜樂。這些人事物與生活點滴，至今仍讓我無限回味。

1983年的端午節，我邀集俱樂部傷友報名參加台北市舉辦的全國性划龍舟大賽。這是國內第一次有身心障礙朋友參賽，所以意義非凡。但大會基於安全理由，將身心障礙者安排為表演性質，不分入競賽組。而身心障礙組隊伍分為肢障隊、聽障隊、顏殘隊。

競賽場地就在淡水河七號水門附近河道，一趟龍舟划下來，大伙被臭汙水濺得全身臭兮兮，但覺得很有意思。

身心障礙者需要生活休閒及育樂活動，給身心障礙者一個機會，就是給社會一個學習機會。有互動，才有了解；有對話，才有生機。沒有人想當一輩子的蟑螂，永遠躲在陰暗處過生活。

1984年間，道德重整協會全時無薪工作者劉仁州先生幫基金會成立「陽光合唱團」。每週一次晚上會員固定聚會活動，安排專題講座與經驗分享，有MRA（道德重整合唱團）歌曲練唱與學術活動，以道德重整所標竿的誠實、純潔、仁愛、無私為四大絕對標準，化之於生活上及待人處事裡，至今仍受益良多。在團員厚愛下，我當了三年團長，三不五時帶著陽光團員，四處與友團同學一起表演，交流觀摩。

有一年，機會來了，仁州兄應主辦單位邀請，承接國慶晚會一個單元節目，陽光團員當然也是現場表演者之一。

1987年北投區大度路上青少年大玩飆車風，讓我們這些傷殘者深感此風不可長，亦不可取。輕傷者可能來陽光基金會，重傷者可能去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更嚴重者可能到創世基金會安養也。這股歪風如果繼續擴大，受害者就不只一個人了。

1987年11月29日～12月12日，我策劃執行「迎向陽光、騎向世界」單車環島。成員有顏損傷友9人及志工5人，花二週時間完成1千3百多公里的行程，以行動表示關懷青少年，主動出擊宣導預防嚴重外傷四場座談會，希望飆車族愛惜生命，不要再發生事故，造成終身遺憾，留給家人一生的痛苦。

我去拜會自由車協會彭劍勇總幹事洽商辦理單車環島事，他熱心的幫我引荐胡榮華、王瀚、黃金華等相助，還陪車隊從台北市騎到基隆郊區，並請郭金仁、林榮隆、黎煥財等帶隊指導環島行。

向捷安特公司募得15輛變速腳踏車，供活動騎乘與事後義賣。當環島車隊走西部海岸線北上，到中部路程行經捷安特公司前，我們特地拜會捷安特劉金標董事長。他與同仁熱情接待，安排參訪公司全自動化自行車製程，讓我們這一群人大開眼界。親切接納傷友的感覺，既溫馨又溫暖，也感謝在心。

人生總在失去後才會珍惜，生命也在過程中調整步伐，看看別人，想想自己，想活得精彩有意義，活得健康快樂，端看自己是否有歡喜心與責任心。

1988年7月10日，我策劃辦理「再見螢橋」活動。於街頭義賣茶葉包募款，為籌募「陽光育幼所」購屋基金，照顧失親的小陽光，做好重建（醫療、就學、生活照顧）服務，及學習適應新生活。這是一個綜合性服務，也是一項嘗試性計畫。

陽光育幼所計畫的展開，是因為工作同仁發現部分小陽光家庭資源薄弱。他們在醫療、就學、復健與生活照顧上，需要給予整合性服務與專業人力支持。例如有些家長無力照顧手術後的復健；有時安排的手術期可能與小陽光就學時間衝突，耽誤了學習進度。有了短期安置地方，家庭、個案、專業服務與資源整合，就可以串連起來，讓小陽光的醫療、教育、生活快速恢復。

我特地去拜會天仁茗茶行負責人，尋求贊助茶葉包10萬包作為義賣品，他們慨然應允贊助。原本預估以1小包茶葉包10元為計，全部賣出的話，可進帳100萬元。結果當日短短6個鐘頭，在志工與全體工作人員賣力促銷下，就賣得近120萬元。

義賣茶葉包的點子源自孫越為伊甸基金會義賣麥斯威爾咖啡包的模式。我如法採用不同的生活茶品為素材，小單價的義賣品負擔不大，路上行人出得了手，可以增加購買率。

那幾年間，街頭義賣如雨後春筍般流行起來，一些團體也跟著如法炮製，大量招募志工動員起來，真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另外，南投縣埔里鎮曾爺爺也爽朗響應，捐贈一塊近五分的山坡地給陽光，作為建築用地或園藝種植場。幾經探勘評估，礙於水資源取得及鄰近通路用地無法解決，於12年後，歸還其繼承人孫女。

接著8月13日起，我隨「大衛魔術」義演去宣導。這三場為台北、彰化、高雄。很遺憾該義演最後所得，並未如經紀公司所言，將所有盈餘利益捐給陽光，僅在記者會宣傳時捐了20萬元。

奉勸各團體不要相信這些一次公司的「假公益」行銷，他們慣常以「金蟬脫殼」模式脫身，即活動後，宣布公司解散，撤銷登記，讓你找不到負責人。如此這般以愛心為幌子，遂行撈錢的玩法，說穿了不值錢。還是做好自己的個案服務，把自己的服務成果秀出來，社會上自然會有一群支持的人，才是比較實在的經營方式。

社會上確實有不少有愛心的人，他們以各種方式參與，用不同的形式來奉獻心力，這就是社會最寶貴的資源。

有一天，登山教育專家歐陽台生打電話來找我，他說他想要為螢橋事件的小陽光，辦一場登玉山活動。又說他在火車上見到一位傷友很勇敢，他被她所感動，想要邀約陽光朋友一起去戶外走一走。

1989年2月1～4日，在歐陽台生的策劃，與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協助下，舉辦「登峰造極玉山行」活動。我邀集了大、中陽光朋友一起登玉山，享受大自然的洗禮。這是一場考驗耐力與毅力的行程，可惜玉山頭積雪皚皚，基於安全因素，一行人在塔塔加鞍部望山興嘆。

延至4月6～9日，一行人二度出發，大、中陽光再次結伴攀登玉山主峰，走過八通關，下東埔休息。這一趟，我們登上了東亞最高峰，在冷風吹拂與低溫氣候下，迎接第一道曙光，讓人讚嘆大自然的美麗，感染玉山山頭的雄偉壯闊。

整個登山過程，即刺激又驚險。讓人見證：有志者，事竟成。這一趟玉山行，我們做到了，也留下美好回憶。

1990年1月11日，行政院李煥院長率內政部許水德部長、台北市吳伯雄市長等官員蒞臨陽光基金會，少不了要準備接待長官的指導。第一次陽光有院長級官員來訪，李文董事長及所有工作人員深受鼓舞，感受到同仁們的努力與付出有代價，得到政府肯定。

1990年1月15日，我與社福團體同道一行數人出國，到香港及澳門考察有關老人與身障及社區福利服務機構的運作，了解香港行政特區如何提供資源給民間機構，如何用「公設民營」方式，委託合作經營，提供更完整服務，有效應用民間資源。

夢想一步一步的實現，我加緊腳步，希望在出國讀書前，把手上的夢想計畫落實展開，尤其是「路邊攤的夢想」案。

1990年5月間，我見開設洗車場時機已成熟，即著手企劃「陽光洗車中心」評估報告案給李文董事長及董事會，建請創設「陽光洗車中心」，開創傷友投入身障「庇護職場」，創造就業機會及社會、政府、身障者多贏局面。

創會以來，有數位傷友在台北市中原路路邊洗車，工作環境非常辛苦，收入也不穩定。當時全民健保尚未上路，傷友醫療手術費與賺錢養家的經濟壓力糾結在一塊，讓我心疼傷友的生活處境。他是我兄弟，豈能視若無睹？

我答應老傷友一起打拚做夢，為爭取工作權奮鬥，向公部門要土地發展。基於身障人力合作，我邀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宗景宜，一起拜會時任台北市議會民政委員會召集人闕河淵市議員（現為陽光基金會董事），請託他協調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並向國有財產局爭取國有地，或新生高架橋下閒置空間地面，做為洗車場用地展業。

1990年7月11日，我出席台北市議會民政審查委員會召開「高架橋下停車場規劃洗車中心」請願協調會議，闕河淵議員及白秀雄局長均表支持，願意協助爭取設立。

後續董事會改選由方慶榮董事長接任領導籌備洗車中心，台北市政府黃大洲市長特准提供建國南路與和平東路間南側高架橋孔下做為場地，直到1992年12月22日，陽光洗車中心正式開張營運，獲得政府好評與社會認同支持，展現殘友自食其力的成績，殘福團體與地方政府競相觀摩與學習移植，國外的日本、韓國、香港、中國等國家亦相繼來訪取經。

對於洗車中心地租租金，我認為相當不合理。以土地使用者來看，洗車中心上面有建國高架橋，依土地稅法精神，不能將稅賦全數灌在陽光身上，即使用者應共同分攤。個人因緣際會擔任台北市政府顧問，我向阿扁市長當面陳情，爭取中央國有財產局應降租。歷經二年的努力，終於有成果，從每月29萬8千餘元，減半為14萬9千餘元，另視年度公告地價調整計價，為陽光每年省下不少租金費。

投入社福工作將近10年，我一直埋頭苦幹，樂在其中，希望盡己最大力量，把工作做得更好。我的工作也很穩定，自覺很有成就感，我一向以助人的心情面對工作，把全部的時間投注在工作上，相對的自己也在當中獲得成就感與自我實現的滿足感。

我喜歡這個工作，在於能實現當年「捨我其誰」的使命感與心志，並在過程中有所學習與自我成長，且在有「礙」的社會環境裡，幫助一樣受苦難的人。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本文取材自《阿里疤疤——台灣最醜的男人陳明里的故事》一書第194～201頁，感謝「健行文化」慨允轉載。）

從工廠爆炸受傷的那一刻起，全家總動員，一起分擔苦難。媽媽照顧我住院，在台北人生地不熟，又乏資源可資運用。公司在石牌訂一間小旅社房間，安頓媽媽的住宿問題。

媽媽夜以繼日，不分寒暑，不論颳風下雨，每日來回行走於旅社與醫院之間，為我準備水果及營養補品。經常提著大包小包到病房，例如榨柳丁汁，我喝最多。媽媽說：「吃個幾牛車的量，絕對是跑不掉的啦！」

媽媽的心，裝滿無盡的愛，她讓我心裡頭有股踏實的安全感。我排行老么，兄姊又愛護我，從小就備受照顧，媽媽的愛，一輩子銘記在心，亦時時感動在心。

話說大哥與大嫂正忙著田園農事，家裡有三個尚未入學的小孩要照顧，他根本無暇留在台北陪媽媽與我，便利用每個週末搭夜車北上，如此南北來往兩地跑，以探視了解我的病情。

當時鄉下裝電話的家庭不多，一般人還是裝不起，仍以書信或打電報聯絡居多，或者就是到村內的商店家，借用電話接聽。想知道我的狀況，並不太容易。為了我發高燒不退，大哥好幾次扛著一大布袋椰子帶上來。這些椰子是他去大姨媽家的果園裡摘來的，鄉下人深信喝椰子水是最有效的退燒藥，當然不能缺席。

有一次，他照例扛著一布袋椰子，從屏東搭火車到台北。因為當天是雙十節，從博愛特區到台北火車站間實施交通管制，火車就在萬華站停靠終點。不知情的大哥下車後，一時不知該如何轉車，身上又扛著一大布袋椰子，只好沿著火車道旁（中華路）道路一直走，最後走到忠孝西路上飯店前站牌下，再搭公車到石牌的租屋處找我。

從小到大，大哥就很照顧我、疼惜我，能吃的、能用的、能帶的，他總是毫不吝嗇的邀我一起分享，或分送給我。有一陣子大哥迷上吃山產，每當我回南部過節或度假，他還特地去荖濃買山產回來。他的愛與真誠關心，讓我這個做弟弟的無話可說，尤其在我最苦難的當下，更顯得彌足溫暖與珍貴。

而大姊從我受傷的那一夜起，就一直陪著我，平時下班後及例假日，她從新莊趕車到石牌探望我，送雞湯或高湯補品，看顧媽媽噓寒問暖，寸步不離陪著媽媽，分擔媽媽的壓力，給予精神上的支持。

大約在五年後，我離開做復健的地方（陽明山紗帽橋），搬到大姊家開始過新生活。我嘗試去新莊的菜市場買菜；到股票券商公司幫姊夫辦理買賣交割事宜；帶著小外甥到西門町去看電影；定期回醫院看門診。這些過程是我學習適應社會的第一步，也是我改變的開始。

遠在高雄的二姊，忙著她的小販工作，要照顧三個小孩與家庭。有好一陣子，我沒有看到她。有一年，我能走動回家過年時才看到她，姊弟久別再見，心中自是激動與不知如何說什麼好。

「你的頭髮是真的還是假的？」好久不見的二姊夫端詳了半天問我。

「這當然是真的。」我回說。

她又說：「長得又濃又黑，不像真的。」

頭髮已被燒得一乾二淨，剪除後重新長成這個樣子，我沒有特別去理它。

二姊個性比較直與憨厚，且不擅於表達自己情感，平時忙著家務事，以她的環境自顧尚不暇，哪能須臾離開？

遠在馬祖服役的二哥來信問起，為什麼沒有我的訊息？那麼久沒有寫信給他。平時我常與二哥書信往返，互報平安。他說我受傷沒多久，他即已察覺有異。我那麼久都沒有寫書信給他，他只好寫信追問大姊。

第一封信，大姊不敢明說我已受傷，但在幾次信件後，二哥再次追問，不得已下，大姊只好告知二哥說：「明里受傷住院中。」

二哥知道後，寄來所積蓄的軍俸餉銀，託大姊買營養品給我。

1975年11月26日清晨，二哥搭軍艦在基隆港口靠岸下船，與大姊會合後趕到醫院看我。我正好住院進行手部的重建手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早已渾身不舒服，站不住腳，淚眼模糊。

我看到他，心頭情緒有如翻江倒浪般洶湧激動，無量傷感，兄弟見面淚眼相對，一旁的媽媽，早已禁不住淚眼汪汪，淚如雨下難以制止，一家四人，情緒起伏哽咽語塞，不知從何說起這悽慘的事。

二哥說在我發生事故前沒多久，他在軍中出公差時，也不慎手肘誤觸車輛的排氣管，遭致燙傷並有破傷風的情形，一度情況危急。他沒有寫信告知家人意外燙傷，所以我們完全不知情。

有全家人的精神支持與行動關懷，讓我得以在最脆弱的時刻，還有一處最溫暖及最堅強的避風港可待，這是我的福氣，也是我們家最寶貴的資產。我看到，也感受到，全家人用愛與關懷，一起分擔我的苦難，全家人用呵護與包容，真心接納我的不一樣，用行動陪伴我，一起面對新生活。

第一次回家時，幾乎所有的遠親與近鄰都來探視，讓我十分感動。媽媽忙著向大家說明治療過程，親友個個為之鼻酸，說到難過處，大家相對無語似欲語，更不知如何來安慰我。倒是三個年紀只有3到6歲的小孫子，知道這位怪叔叔回來，竟然全部賴在鄰居家，怕到不敢回家吃午餐，一直躲到吃晚餐的時間都沒有回家。

想不到撼動我心弦的感動時刻，對小孫子而言卻是震撼的一刻。他們只是小孩子，沒有人向他們說明叔叔怎麼會這樣？怎麼接受如此面貌者的出現？又怎麼會了解叔叔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沒有機會學習如何面對「最醜的怪叔叔」。

天晚了，媽媽只好去找他們回來。媽媽說：「過來，不用怕！他是咱叔叔。傻孫子，他又不會怎樣，叔叔他只是身體外表受傷了。再過幾天，叔叔就要與阿嬤回台北住院動手術。叔叔已經好久沒有回來了，這一次他回來省親，呼伊知道大家對他的關心與鼓勵，要他放心，不要擔心。」

大哥的朋友偶爾會來家裡聊天。客人來訪時，大哥會介紹我給客人認識：「這是我小弟，他燒傷了，最近回來玩。」大哥不會叫我離開，我也靜靜的留在客廳，我沒有什麼好躲藏的，也沒有什麼好害怕的，要談什麼話題，我不在意。

這是我的家，是我最好的避風港。家人不會要我走開，他們尊重我。

（本文取材自《阿里疤疤——台灣最醜的男人陳明里的故事》一書第96～100頁，感謝健行文化慨允轉載。）

女友離開後，我就沒有奢望過有結婚成家的日子。似我燒成如「鐘樓怪人」的一個人，想找到婚姻的機會可說是天方夜譚。世人見我如斯，除了同情之外，還能有什麼？但說到感情事，絕對不能以同情出發，也不能以悲情訴求。我要的絕不是以同情相待，或以悲情維繫。

我曾試圖在工作圈追尋適意的人交往，但都沒有成功。坦白說，以我的情形要能找到對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的工作與生活圈，女性朋友多於男性朋友，也曾有想要追求的女性，但最後都是單戀收場。

認識淑女是我的福氣。老天給了我機緣，讓我有成家的機會。而且是「選擇所愛，愛所選擇」。對一位傷殘者而言，意義深遠。

一生一世感恩生命中三個女人，媽媽，前女友，淑女。

這三個女人影響我一生至深。她們的厚愛，陪伴我度過生命的谷底，積極幫助我走出健康的生命。我常想，我何德何能，能受此三個女人愛護關照？如果沒有她們，我將孤苦一生，我將如黑夜不盡！

淑女是我的摯愛，也是我一生的最愛。結識她於殘障聯盟，她是我面試進來的。一位同仁介紹她來應徵，她初見我確實嚇了一跳，因為同學並未告訴她我的狀況。她負責會計業務，做得有條不紊、乾乾淨淨的。我很欣賞她的責任心，以及自我提升的上進心。

從什麼時候開始對她有所好感並採取行動追求？話說1993年8月間，我與柴松林教授、詹火生教授、許文彬律師等一行10餘人應中國人權協會邀請，前往中國北京、濟南、上海等地，進行有關社福、環保、司法等人權工作訪問參觀。這是我第一次到大陸，感覺很新鮮與好奇，但也感慨萬千。

一路行來，我看到共產社會主義福利制度與被扭曲的人性，感受到極大的震撼與不可思議。一週的行程緊湊，當我甫落腳上海市銀河飯店，謝東儒專員來電說：「青商會鄧仁周總幹事告知，你獲選為十大傑出青年。」

同仁萬里報佳音，一時之間興奮不已。接著淑女在電話中向我說恭喜，我說：「謝謝妳，我很想妳！」她頂回來說：「少來！」我追著又說：「回台北再說了！」

打鐵趁熱，心動不如行動。我展開追求，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有一天晚上，我邀約她到天母球場旁某家西餐廳用餐。我說：「謝謝妳在這一段時間的幫忙。」她說：「哪裡，這是我分內該做的事。」

用餐片刻後，我開口表示：「我喜歡妳。」 她微笑以對，沒有說什麼。

她曾經跟我提過：「這是不可能的事，家人不會接受！」

這是實話，也是非常現實的問題。在世俗的眼光中，一般人要與身障者交往或論及婚嫁，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除非是「社會革命」與「價值革命」及「家庭革命」三者同時舉事，才能畢其功於一役。

我有信心，也擁有基本的條件：我有責任感，以家庭為重，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有自己的房子，有愛我的家人，及最寶貴的知識能力與清楚的頭腦。我不氣餒，也不退縮。既有清楚的目標，我謀定而後動，並即展開積極的具體行動。

我向淑女說，下班後，我可以順路開車送她一程。這一程，我直接送到淡水商專，她在那裡讀夜校。她下課後，我再回去學校接她，送她回租屋處。這段溫馨接送情，持續到她畢業。這是我當時唯一能做的事，趁這段時間，我與她閒話家常，愛苗自然而然滋長。

女怕纏，男怕煩，一點也沒錯。既然不排斥，那就有機率促成。我可不能錯失機會，我也不願放棄機會，我很清楚怎樣才是我喜歡的人。我不是隨便選一個人，我有自己的擇偶想法。

交往的日子就這樣開始，我珍惜與她的交往與發展。我花時間與她聊生活上的事情，也從交往中開始了解她的生活態度與家庭背景。從國中起，她一直是以半工半讀方式完成學業。我很欣賞淑女的獨立個性，與做事負責的態度，又能侃侃而談及理性的溝通。

漸漸的，我們有更多時間與機會相處，尤其在假日，我帶她出去玩，我帶她進入我的生活世界，透過生活上的互動與近距離接觸，互相了解彼此習性與價值觀。

我心疼她長期在外租屋生活，又常吃外食，飲食生活不正常，營養不均衡，我做菜邀她一起共享。我順勢教她學習如何作菜，我認為這是每一個人該有的基本功，而且所有人都該學會做菜，如此就不用怕挨餓，即使有朝一日沒人做飯鬧罷工，也能自食其力。做菜很有立即性成就感，好吃與不好吃，立即受到獎賞或懲罰，不是嗎？

有一天我送她回七堵家，我在她家附近巷口停車，她自己回家去。她阿嬤在陽台上看到她下車，問說：「誰開車送妳回來？」

淑女回話說：「以後再告訴阿嬤。」

這麼神祕？是誰不能說？

每一次送她回家，都是這樣子。我不以為意，我很清楚自己的處境與狀況就是與人不同，也急不來。

有一年元旦假期，淑女問我：「我想帶阿嬤去日本玩，好不好？」我回答：「好啊！」

淑女常跟我提起阿嬤，說阿嬤從小到大如何疼惜她，如何照顧她，阿嬤與她的感情有多好，我聽了都覺得有阿嬤真好。

就是這個時機，我去接送阿嬤與淑女到機場搭機。這是我第一次與淑女家人進行「第一類接觸」。這時，我與淑女已交往二年左右，感情漸入佳境與穩定時期。

到了機場，阿嬤直接問淑女：「伊就是妳的男朋友？伊對妳好嗎？」

阿嬤又問：「伊幾歲啦？捺也燒成這樣子？伊年紀大妳那麼多，妳自己要斟酌。看起來人是不壞，但是……反正妳自己要想清楚就好。」

之後，阿嬤每天都在陽台前等淑女回家。「妳捺不帶他上來休息一下？」「阿伊什麼時陣會來接妳回台北？」

「咱們去找我姑媽與爸爸說這一件事。」淑女向我提說。

姑媽知道我們的事後，積極幫忙玉成這件婚事，岳父也支持我與淑女的終身大事，認為年輕人，喜歡就好。但岳母有其意見及堅持。我很感恩與感謝淑女及家人長輩的愛護與支持，但很遺憾，沒有時間及機會，讓岳母更了解我。

有一年春節，我帶淑女回屏東老家玩。事先我沒有告知媽媽我會帶淑女回去，就在除夕夜晚抵家時，媽媽既驚又喜！家中老老少少以關切的眼神盯著我與淑女。

「你們什麼時候要結婚？」媽媽與大姊問起我。

面對家人的詢問，我直說，你們甭緊張啦！我若打算好，就跟你們講。從媽媽盼望的眼神及兄姊期待的心情，確實是一股有形的壓力與無形的推力。這一趟春節之行，成了我們互訂終身的時間推手。

1996年4月25日（週四），農曆的3月8日，我們在故鄉（屏東縣高樹鄉）鹽樹村老家舉行婚禮，宴請族裔至親與家鄉人士近40桌。

不想驚動新聞界的媒體朋友，所以未發喜帖邀請記者。結果當日有台視地方記者接到通告，又不知我在何處舉行婚禮，急得到處在村子問消息找人。台北的主播台在追新聞，交代一定要交稿給畫面。果不其然，這一播報，全世界的華文電視台全看到。

鄉下地方民風純樸，村落分散，聚落處小，找人如果沒有問對人，一時之間要找到人，還真不容易！但有一個竅門報你知，若要尋找婚宴喜慶場所，聽「古吹聲」在哪裡響，就準沒錯。

宴請了南部就不能漏掉北部。4月26日晚上，我在台北的康華大飯店補請北部的眾多好友與工作伙伴。因部分好友入席稍晚，致未能好好接待，深感過意不去，在此表示敬意與謝意。

隔日一早，我攜淑女飛往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蘭卡威等地度蜜月旅行，在新加坡樟宜機場甫下飛機就被當地的導遊眼尖認出說：「你太太好漂亮喔！你真有福氣，討到一位好老婆。我很感動你老婆的智慧與真情。」導遊真情流露的如是說。他的一席真誠話語，讓我與淑女溫暖在心頭。

從初識、相戀、相愛、訂婚到結婚，經歷了三年多的時間。我與淑女態度堅定，克服所有障礙；語氣和緩，面對所有為難，堅守共同的抉擇。有情人，終成眷屬。

我們育有一對子女，長得乖巧又健康，我每日接送他們上下學，假日得空時，我們一家常出外去踏青或旅遊，生活過得既忙碌又充實。

有一天全家人一起去溪頭玩，回途我們兼程趕路要往埔里走。已過中午時候，我說：「我們到『水里』吃飯。」讀小一的兒子即刻回問：「爸爸，水裡怎麼吃飯啊？」車上的人被他這麼一問，真是笑翻了！

這就是我的兒子「鵬仲」，他常有一些我搞不定的事。

讀小一上學期時，他的班導師說：「鵬仲在班上帶同學鬧場，不聽話，上課愛說話。」我看了老師的聯絡簿後，莞爾一笑，覺得有子如斯，總算有遺傳他老爸的「反抗性格」，勇於表示自己的意見。

兒子說：「我想當班長。」我們問他：「為什麼？」他說：「可以做很多事（服務）。」

等到學期中我們再問他當班長的事，他回說：「笨的人才當班長！」我與老婆很訝異的追問他：「怎麼說？」他直言：「被人叫來叫去的，一點也不好玩。」

其實他的老師對他不錯，點選他當班上的「圖書管理長」，讓他看了不少好書。他最喜歡看《三國演義》的漫畫本。他說他可以優先選擇借書，真好！這就是當「圖書管理長」的好處。

兒子很有運動細胞，他跑步的速度很快，在同儕當中居一、二名之間。這一陣子他迷上了棒球，看職棒電視轉播時，他經常跟著學習投球的姿勢動作，暑假還送去參加「來喔」的夏令營。

女兒「筱雯」就與哥哥不一樣了。她比較文靜害羞，喜歡畫畫、唱歌、跳舞，又愛漂亮，對於穿衣服很有主見，很會挑。她姑姑經常笑她說：「出生時，黑黑的臉蛋，醜醜的。長大後十八變，已變成大美人一個，真是不一樣。」

接觸過的老師都異口同聲說：「她說話聲音好小，不太愛說話。」我們覺得很驚訝，捺也差那麼多？害得她媽媽經常跟老師溝通，說明她在家裡的表現與在學校的情形完全不一樣。真是在家一條龍，出外一條蟲。自己帶孩子長大，也看著他們成長，真是棒！

（本文取材自《阿里疤疤——台灣最醜的男人陳明里的故事》一書第109～117頁，感謝「健行文化」慨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