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93年，我學業有了成就，但工作卻出了問題。「台灣盲人重建院」的主管秉持日本教育下的價值理念，他的領導風格是絕對服從與威權，與我的理性思維程序正好對衝，我總安慰自己為了五斗米，只能百般忍耐與妥協。有一次，重建院主管邀請第一兒童發展中心的賴美智主任到院指導，賴主任是台灣智障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她也自認為是身心障礙者的代表性角色，當日她問我：「為何不邀請附近輔大社工系的教授來輔導學員呢？」我說：「他們不懂中途失明者，不適合扮演這角色。」賴主任好奇地問：「他們都是學者專家，為何你認為他們無此能力？」此時我的主管已火冒三丈：「柯老師，你以為只有你才能當中途失明者的心理輔導嗎？你太自大了。」後來在長期的壓力累積下，我罹患了憂鬱症。

民國95年6月起，我對很多事情都不感興趣，坐在沙發上或車上，不到5分鐘就睡著，我猜想可能是因為工作壓力大，才導致我身心俱疲，對什麼事都興致缺缺且有嗜睡的情形。到了那年10月，我突然晚上睡不著，每晚只能睡兩、三個鐘頭，白天也完全沒睡意，我到診所看診，醫生開鎮靜劑給我，但吃了無效，後來開始服用安眠藥，也是無效，甚至是最強的安眠藥，仍然沒有絲毫效果，一個月折騰下來，我筋疲力竭。偶然我在收音機裡聽到憂鬱症患者會失眠，於是我立即上網搜尋「憂鬱症」的資料。

天啊！症狀一模一樣，原來六月份起我嗜睡，對許多事情沒興趣，便是憂鬱症的初期徵兆，我已失去治療先機！立即請朋友載我去新莊署立台北醫院精神科掛號，向醫師描述我的症狀，醫師立即認定我已經得了憂鬱症。他連試了幾次藥都未見好轉，這段日子以來，我日漸消瘦，臉色慘白，每日上班已如行屍走肉般。到了民國96年1月，睡眠總算被控制住了，每晚可睡六個鐘頭。我與妻子商量先請假，想好好調養身體，我總共有17天特休假，另外，依勞基法還可請30天病假（只是薪水減半）。於是我從1月9日請特休假到一月底，同時把阿娜送還給惠光導盲犬中心。

到了1月底，我繼續請病假。2月份正值農曆年，當時我身心狀況滿好的，所以事先與住在左營的呂亮儀聯繫，一家三口利用春節搭高鐵南下；高鐵給我的感覺很舒適，有種天涯若比鄰之感。我的病假總共請到3月29日，事先我已被告知降職減薪，從副院長一職降為導盲犬宣導員，薪水為2萬5。但從3月起，憂鬱情緒又逐漸出現，儘管我這幾個月都按時服藥。現在回想，我當時的情況非常不好，但想到又要妻子一人負擔家計，且承恩又在補習班準備重考大學，若我沒上班，家計是有點為難，二十年前這個家是靠妻子一人月入1萬2起家，二十年後仍要靠妻子兩萬多的薪水來維持，因此我選擇重新回到盲人重建院上班。

第一天回去上班，一早在會議室裡，主管宣布我的職位為導盲犬宣導員，對我造成相當大的衝擊，我一再告訴自己，人生起起落落，一定要看得開。到了中午，心情較為平靜下來，萬萬沒料到下班前，院方要求我請醫師開一張證明書，證明我不會攻擊、危害周遭同事；我聽得渾身顫抖，心想這分明是要我走路，憂鬱症只會傷害自己，怎會攻擊別人呢？罷了罷了！院方擺明是要我自動請辭，因為我年資已有十七年，院方當然不願支付我五、六十萬的資遣費，當時的我幾乎只剩一口氣，內心有萬箭穿心之痛，更有一種徹底的無助與絕望。

拖著沉重的腳步，打著手杖一步步走回家。腦海裡一片空白，憤怒的思緒佈滿胸懷，我內心吶喊著：「上帝啊！在哪裡？」等妻子下班回來後，我告訴她整件事的原委，她也為我叫屈，並立即打電話到重建院，可是大家都已下班，沒人接電話。妻子安慰我：「明天我們到台北縣勞工局申訴。」當晚我思考了許多問題，結論是，我隔日即自動請辭，我沒有對不起重建院，十多年來我在台灣盲人重建院謹守分際，認真負責，至少上帝會有公正的裁決！

第二天到了重建院，我立即辦理離職手續，就這樣，我二度歸零了。第一次是26歲失去靈魂之窗，第二次是罹患憂鬱症，兩次都是在我前程似錦的關頭，變成一無所有。家裡陷入一片愁雲慘霧，妻子最是辛苦，承恩眼看我每天攤在床上、沙發上，距大學聯考只剩兩個月的他，恐怕也難以專心念書。

從4月起，我整天躺著，我不想也害怕接到電話，聲音沙啞，體重掉了5公斤，妻子的體重也掉了4公斤，妻子問我：「你每天一個人在家裡不好，要不要去學學電腦、參加活動？」我沙啞地回話：「我氣已散掉，我不敢去搭公車，我害怕與人接觸。」爾後才瞭解，憂鬱症可分兩階段，初期是「心理症狀」，此時透過諮商輔導再加上藥物就可穩定病情，但當整天攤在床上，連電話都拿不起來，什麼也不想、不敢做，已是進入第二階段為「病理狀態」。此時只有住院就醫，憂鬱症的醫學專有術語叫 melancholia，取其諧音是「沒人call你」，所以若周遭有親友電話拔掉，沒人 call 他，此時就應趕緊採取就醫行動，否則恐會出事。

我每天什麼都不想做，只想躺著，更怪的是，連煮個麵我都開始覺得有點困難。本來我滿擅長烹調料理，煎虱目魚與馬頭魚，我都能讓魚皮毫無破損。到了5月，情況更糟，我聲音沙啞到連說話都很吃力，整個人元氣蕩然無存，奄奄一息。妻子見我情況不妙，更是憂心如焚，孩子要面對聯考，又擔心我的健康，內心自是著急、害怕整個家就要垮掉了。

此時我腦筋還清楚，只是像個活死人般攤著，已是過一天就覺得多賺到一天的處境了。5月30日上午10點左右，我躺在床上，朦朦朧朧中腦海裡出現一個念頭，自殺！這個念頭逐漸在腦海裡擴散，我的心情隨之快樂起來，我愉快地想著如何自殺。去新莊中正路上撞車，但我又看不到來車，弄個不好，只是斷手斷腳；若是跳樓，我住在5樓，跳下去恐怕一時片刻死不了；對了！一週前，我剛買了一把菜刀非常鋒利，我忙拿出菜刀，可是我一直摸不到手腕動脈，如此一刀下去，只是皮開肉綻也死不了。正無計可施，忽然想起當天是回診日，我可以拿到一個月份的安眠藥，我曾聽人說過，安眠藥吞下後，若再灌入高粱酒，很快就會走到奈何橋畔。正巧前年有兩位學生來家裡吃飯，我買了一瓶金門高粱，他們只喝了一半，還剩一半在我這裡。太好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回診時間是下午兩點半，我預約看診掛的是二號。

隨便吃碗大鍋菜後，我就到頂樓加蓋的5樓房間，當時氣溫約有34度，我只穿著一條內褲。冷氣、電扇都沒開，我拿出點字電話簿，找到新莊合成計程車行的電話，樓下咕咕鐘響了兩聲，2點了，我該準備打電話叫車來載我去拿藥，我的手摸著電話簿，卻沒有任何動作。頂樓非常悶熱，我全身溼透，身子也微微顫抖著，咕咕鐘響了三聲，我該趕快撥電話，但腳就是無法移動到電話機旁，就這樣咕咕鐘響了四聲，到了第五聲，我倒在地上，渾身溼透又抽搐著。

妻子6點回到家，她問我一切可好，我沒有搭腔，其實已經有十多天我都不想說話了，她卻告訴我：「不知為什麼，我今天整天淚水汨汨滴個不停。」當晚我勉強吞下幾口飯，根本沒有胃口，洗完澡，我上了頂樓，躺在床上，頭腦一片渾渾噩噩。我沒開冷氣，也沒開電扇，我覺得我快要死了。整晚我都沒睡，整個身子不停顫抖著，早上6點，妻子見我沒下樓，忙上頂樓查看我的狀況，我嘶啞的嗓子勉強擠出兩個字：「就醫」。 妻子隨即下樓，火速進行危機處理，她是個臨危不亂的女中豪傑。

她要求承恩留在家應變，她到了上班的勞保局，立即與大哥聯繫，並透過教會的朋友詢問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有無病房。大哥打電話通知我，他要來載我到醫院急診，我氣若游絲地婉拒他的好意，他很著急地問：「為什麼你不要？」我說：「我怕」。可是我一點也不知自己在害怕什麼。接著他又打了兩通電話來，我都沒接，承恩兩次衝上5樓告訴我，大哥要跟我通話，我都揮手拒絕。後來大哥與妻子商量，妻子堅持要把我送到醫院急診。

到了11點左右，大哥來了，他見我身著一條內褲，渾身是汗又不斷抖動，臉色憔悴成死灰色，著實吃了一驚。大哥斥令說：「走，去醫院！」縱使我毫無意願離開浸溼的床鋪，大哥也知道情勢危急，哪容我攤在床上等死？他一手把我從床上拉起，承恩立即從衣櫃裡抽出一件圓領衫，幫我套下去，接著又幫我穿好褲子。我的健保卡、身分證、殘障手冊，妻子早就交給承恩，於是大哥與承恩把我從5樓攙扶下樓去，臨上車前，我抬頭面對我的家，心想，這也許是最後的眺望——雖然我什麼也看不見。

到了醫院急診處，大哥與承恩讓我坐在椅子上，然後去辦住院手續。我告訴大哥，我很難入睡，希望是單人房，醫院急診病房只有兩間單人房，幸好大哥行事穩健，機智過人，總算幫我爭取到一間單人病房。要住進病房，先得做心電圖、Ｘ光等檢查，我坐在輪椅上，承恩推著輪椅，完成必要的檢查後，我就被送進病房。不久，主治醫師來問我病情狀況，我勉強把在署立台北醫院精神科的治療情況概敘一遍，並提到近日有輕生的念頭，我聽到醫師對大哥說：「看來不太樂觀。」

由於我沒有帶署立台北醫院的病例去，所以醫師無法判斷怎麼開藥，又因急診病房從來沒有盲人住進來，故要求晚上須有家屬陪伴。我請承恩與妻子聯繫，並討論可以找哪些人晚上來與我住，第一個晚上是我的外甥，接下去三個晚上都是重建院的同事。他們主動編隊，輪流看護，從新莊到醫院有一段距離，且晚上每半個鐘頭護士就來查房一次，所以睡眠很容易被打斷，我實在無以回報他們的即時援助。

5月31日星期四，是我住進醫院第一個晚上，醫師給我吃了藥，但我的心臟狂跳不停，約每分鐘兩百下，且頭部左右太陽穴似乎有拳頭猛烈撞擊。我痛苦得不得了，也不知道半夜幾點，突然出現一個念頭，若照當下的心跳速度，我想三天內必死無疑。想到死，頓時又讓我快樂起來，只要再忍耐三天，就可永遠解脫了，雖頭痛欲裂，但心境反而平穩下來，我開始擬遺囑，但每當背好一句遺囑，不到一會兒又忘掉，我的兩邊太陽穴不斷被撞擊，思緒無法專注；我一遍又一遍背著遺囑，因為隔日下午兩點大哥與承恩會來看我，我必須向他們交代遺囑。

終於到了清晨，我把遺囑熟背在心，外甥一夜沒睡好，我叫他先回家休息。外甥見我說話條理分明，以為我沒什麼問題，就先離開醫院，他哪知道我正愉快地迎接死亡。

我忍著痛苦，吃了早餐後，又複習幾遍遺囑內容。雖心臟仍狂跳不停、頭痛欲裂，然而我的心卻是雀躍的，暗想著三天後我就可從人生這場苦海裡解脫。用完中餐，我急切地等待家人探訪，我一再按有聲手錶，1點、1點20分，1點半，到了1點50分，突然腦海裡又升起另一個念頭：「我不想死。」我感到莫名其妙，求生的念頭越來越強烈，兩點時，大哥與承恩走進病房，我沒有提起遺囑的事，我開始積極面對憂鬱症的治療。

一般大眾都認為住進台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就是精神病，也就是瘋子。很多人不想讓人知道，或不想住進此家全台對精神疾病最專業的醫院。有不少人得了憂鬱症卻羞於讓他人知道，這是社會教育得再加強宣導的地方。其實精神科疾病分為精神分裂症與精神官能症，前者的確難以治癒。急診病房裡總共有30多人，只有我是憂鬱症，其餘都是精神分裂症。憂鬱症、躁鬱症、恐慌症、強迫症、幻聽等等，都屬精神官能症，只要經過良好諮詢與復健，患有精神官能症的病患多可恢復正常。

起初我也不知道周遭所住的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經常有病友在我房間裡走來走去，本來很不習慣，後來就習以為常了。醫師為確定患者睡眠狀況，每半小時就來查勤一次，我每晚總是凌晨1、2點醒來，就無法再入睡，也許這種查勤措施，反讓我有預期心理而無法睡好，醫師一再加重安眠藥的劑量，直到出院都沒能解決我睡不著的問題，我也一直擔憂該怎麼辦，沒想到出院回家後，卻可以一覺到天亮。

我的病房正對面就是公共電話，我常會聽到病友打電話跟家人說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有一位男病友每天都會打電話給他母親，一再懇求：「阿母啊！趕快來把我帶回家，這裡住的全都是瘋子，我不要整天跟瘋子住在一起。」他不知道他自己也是個精神分裂症患者。又有一次，我聽到一位女性與家人正常對答，我深感好奇，等她講完電話，立即上前問她為何住進來，原來她也受憂鬱症所苦，為時已5年了，她說以前住過長庚，這回是第二度住院，這可把我給嚇住了，憂鬱症是絕症嗎？她一再說她很想跳樓。後來又住進一名女患者，我聽她與別的病友聊天，得知她以前是政大法律系畢業，後來罹患躁鬱症，從此進出醫院無數次，有回我問她：「妳為何進來這裡？」她說：「因為我把媽媽與妹妹揍了一頓。」躁鬱症比憂鬱症更不易復健成功，如果當事人與家人對此症狀瞭解不夠，往往一段時間就會轉為憂鬱心境，而過一段時間又會躁症上身，兩者來來回回。多數躁鬱症患者呈現躁症時，會狂買東西，覺得自己無所不能，若此時不儘快就醫，容易產生攻擊行為，所以憂鬱症與躁鬱症是兩類不同的精神官能症。

急診病房的主任叫陳坤波，有一天他來看我，我問陳醫師憂鬱症是否會導致記憶力退化，他反問我：「你覺得記憶力有衰退嗎？」我不是很確定，於是他說：「我是台灣人，你顛倒說一遍。」我試著說：「人灣台是我。」他拍拍我的肩鼓勵我：「沒問題啦！」原來這樣就可以測出一個人的記憶力有無退化。

整棟病房上午與下午都會安排職能治療活動，如打籃球、打麻將、跳舞、寫書法及音樂欣賞等，我選音樂欣賞。常因晚上沒睡好，所以音樂一放沒多久，我就睡著了，一旦醒來，一顆心常跌落到谷底，全都是負面思緒。這種莫名其妙低落到谷底的情緒不定時襲來，每當低落時，我就不斷禱告，說也奇妙，禱告詞其實一再重複，卻可以蓋過那份無來由的憂鬱。有一回音樂欣賞課，我旁邊一位先生說他再半個月就可出院了，他也是新莊人。他進出醫院已經數不清幾次，長達20年之久。但我不相信憂鬱症是絕症，我一定要弄清楚這是怎麼回事。

住院一個月後，有一天護士帶我到一個房間，一進去，陳坤波醫師對我說：「房間裡總共有5位醫師，經過一個月診斷，認為你的病是憂鬱症引發過度恐慌症。找到病因，就有方法治療。」抗憂鬱劑有很多種類，適用不同症狀患者，但抗憂鬱劑要服用4到6週後，才會展現效果，要完全治癒需吃9個月到13個月。我大概明白有些人為何20年都無法根除，大多數的病患服用憂鬱劑4到6週後，病情就有明顯改善，往往自行調節藥劑量。他們無法堅持按指示服用9到13個月的抗憂鬱劑，導致病症時好時壞。憂鬱症起源（註二）於壓力過大，當壓力過大且一直存在時，就會帶來焦慮，此時若壓力源仍沒改善，很容易轉為憂鬱症。我詢問了5、6位醫師及1位待過憂鬱症支持團體的資深護士，關於憂鬱症復健的方法，但我無法得到完整的答案。

住院期間，有很多親友、同事來看我，我的會客率是第一名。最令我驚訝的是，有一天，一位來自花蓮的視障者特地帶他的導盲犬來探訪。而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的執行祕書洪錫銘（兼「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理事長）與妻子張悅薌兩度到醫院探訪，並熱誠邀請我日後到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工作，這一對夫婦投入盲界三十多年，不愛名也不愛利，奉獻心力，始終無悔。張悅薌小姐還是我與妻子的媒人呢！這位阿薌姐，在我生命裡兩度歸零時，總會伸出溫暖的手，宛如在大海裡浮沉時出現的一塊浮木，讓我平安渡岸，再度重生得救，她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7月承恩考完試後，他會騎機車載妻子遠從新莊，頂著攝氏38度的高溫來陪我，妻子的負擔最重，後來，她因壓力過大到診所問診，吃起抗焦慮劑來，可憐的小女子一人扛下全家大小事。往往我們都把關心焦點放在病人身上，其實家屬更需要被關懷與支持，因為家屬也是憂心如焚，焦慮不已，更需要心理支持。

南京東路禮拜堂及新莊靈糧堂都一再傳遞禱告訊息，很多人為我禱告，南京東路禮拜堂曾有兩位同工到醫院來唱詩歌給我聽，並為我禱告；他們是兩位姊妹，一位名叫幼蘭，另一位是珍妮，每週必開車載我的妻子來看我，還會帶些好吃的東西給我，提起這兩位教會的姊妹，真令我與妻子欽佩。她們是早年北一女中的同學，現今都有份高階工作，但在她們身上卻感受不到驕氣，反倒是百分之百的真誠與用心。她們是基督徒的典型代表，因為她們都親身實踐了許多聖經上的教誨。

儘管已受洗多年，但我並不是個虔誠的基督徒，這回上帝在我臨死邊緣拯救我，祂悲憫且寬恕我的罪，祂認為我還能為社會所用，生命二度歸零後，重新給我一次機會。為了回應上帝的愛，無論如何我務必努力勇敢地站起來，而且要徹底改造過去的我。

到了7月中旬，波動不定的情緒已不復在，醫師已能控制住我的病情了。我開始檢視自己過去的一切，也開始為未來種種設想，對於憂鬱症復健的細節也著手仔細推敲。醫師通知我8月3日可出院，當時我已把憂鬱症的復健方法弄清楚，整個復建可分為四要項：

一、須完全與醫師配合服藥，絕對不能自行當醫生。因為抗憂鬱劑服用四到六週後會有明顯改善，但原則上需服用9到13個月，甚至還需更長的一段時間，患者及家屬需百分之百遵照醫師指示服藥。

二、要有家人的支持，家人要瞭解憂鬱症的病徵，儘量給予正向思維，特別要避免隨便指責患者。

三、須與社會互動，當義工也好，等情況越來越穩定後再找工作，那份工作最好不要充斥負面能量或壓力過大，在工作中尋求成就感，也是克制憂鬱的有效良方。

四、自我調適，這是一輩子的事，不能太完美主義，能哭就哭，想笑就笑，讓情感、情緒自然流露出來。憂鬱症患者裡，女性患者約為男性患者的兩倍，但男性患者自殺成功率約為女性患者的四倍，其理由是，多數男性患者的情緒沒有管道抒發，因女性多愛說話、掉淚，反而適時幫助她們發洩情緒。其實在3、4月間我很想哭，但就是哭不出來。另外，憂鬱症患者要多與人說話，這是復健的好方法，同時可藉由宗教、諮商、閱讀、思考等方式調適身心。

民國96年因憂鬱症住院63天。歷經此劇變，出院前我就有個想法，我要修正自己、改造自己。我要成為一個全新的我。

出院後，我開始聯絡朋友及同事，請他們誠實地告訴我，與我相處最令人受不了的是什麼。他們都告訴我：「你太嚴肅了」。回想在台北工專時，我被視為班上的開心果，後來卻從高空跌到谷底，遭遇了難以想像的人情冷暖。加上長久處於一個扭曲的工作職場裡，使我變成一位人前嚴肅、悶騷，時時眉頭緊蹙，令人難以親近的人。而現在我逐漸在轉變，很多人覺得我越來越聒噪，而且說話常喜歡胡謅一番，還會裝無辜、裝可愛，其實這就是原本的我。昔日同事都認為我現在比以前較容易親近，我將調皮、愛搗蛋的真我融入多年來歷經滄桑而被扭曲的心性。

現在的我已經回歸正常生活，想起鍾老闆那句智慧名言「神仙、老虎、狗」，25年前我就咀嚼過當狗與老虎的滋味，後來在視障界從狗逐漸變為老虎，最後幾乎達神仙的層次，而如今我又變成狗。我相信只要勇敢面對，努力奮鬥不懈，我仍可成為猛虎，為家人、為視障界盡力，我甘願永遠當一頭猛虎，來護衛周遭所有的親友與夢想。

民國97年，我看得見與看不見的人生正好各一半的歲月分界。看不見的26個年頭裡，一路歷經生命高低起伏，有不計其數的好心人，幫盡我生活中的大小忙。我雖看不到你們充滿真誠、愛心、善良的眼神，但我卻可以領受你們那份真心。今日的我，除了感恩還是感恩，回首已過天命之年，生命看似曲折坎坷、高低起伏，但若從另一角度來看，我的生命何嘗不是絢爛璀璨，人生圖畫上五彩繽紛？

（作者26歲因打籃球意外而失明，曾擔任「台灣盲人重建院」副院長。本文摘錄自《與盲同行》一書第184～198頁，感謝宇宙光慨允轉載。）

我和小辣椒一年多來的祕密幽會，總算可以公開了。我搭指南一號回新莊，當我走進「台灣盲人重建院」中廊，兩位老師見到我回來，忙問道：「你忘了什麼行李，回來拿嗎？」我滿嘴堆笑地搖搖頭。我緩緩托出：「我是回來找佳人的。」兩位老師詫異道：「你還有什麼家人在重建院裡呢？」我笑著說：「佳人是才子佳人的佳。」兩位老師突然驚呼：「你！你！」我繞過他倆，伸手拉開重建院辦公室的紗門，走了進去，在眾目睽睽下，我輕輕地走到女主角辦公桌前，剎那間，耳朵傳來各種不同的聲音。女主角這時倒顯得有點靦腆、嬌羞不已。

回首一年多來，每週只能相聚一次，兩個都是全盲，也許有人不解我們如何相約。其實很簡單，還在受訓時，每逢週日她提早十分鐘走出重建院，到公車站牌等我；而在寒暑假期間，她從新莊搭指南三路到木柵找我（當時指南三路走另一方向，也可到萬芳社區這一站，只是下車後，需走較遠的路）。我總是算準時間，打著手杖到萬芳社區指南三路站牌等著，每聽到公車引擎聲響駛近，並停在站牌處，乘客會陸續下車，我就用手杖敲公車站牌的鐵杆「噹！噹！噹！」若車離去，人也走開，表示這班車沒有心上人。這套瞎子的約會方法是我倆想出的辦法。

未來會怎樣，我倆都不知道。我透過鍾老闆知道，日本即將成立一所國立筑波短期大學，只招收視障者就讀。日本有七十所盲校，就像台灣的啟明學校，有小學、國中、高職。這七十所盲校中，約有五十多所設有專攻科，這是日本一種特別學制，以盲校專攻科來說，修業需三年，多數設有針灸理療科、理學療法科、電腦科以及保健科（僅學按摩一項）。也有少數盲校設有鋼琴調音科，但畢業後無法獲得學歷資格，不過，可通過國家考試取得證照而獲得工作機會。多數視障者選擇三療，即針灸與按摩（含西洋按摩與指壓）三種，日本與大陸按摩都是全民與視障者皆可參與從事的工作。

長久以來，台灣按摩依規定僅開放給視障者，但那條法規形同具文。滿街都是眼明人開設指壓、推拿、腳底按摩等，且台灣視障者不能從事針灸理療。長期以來，日本視障者念完專攻科卻仍是高職學歷，多年來歷經有心人士奔走請命，最後終於設置國立筑波短期大學（日本短大就是台灣的專科，這所學校現已改制為國立筑波技術大學，只招收視障與聽障者）。當我聽到日本設置國立筑波短期大學，便期盼能進入該校就讀，我向輔大日文系一位日籍老師提出這想法，並請他協助。老師名叫吉田，非常熱心，最後他從日本把我的准考證拿回台灣給我。可是吉田老師也告訴我，一年學費加生活費約需台幣50萬，三年共150萬。這顯然不是我有能力進行的計畫，恰巧有天擔任外交部長的錢復，其夫人田玲玲女士到重建院參觀。我向她請願，希望她可以幫我籌募獎學金，她一口答應。一個月後，愛盲協會打電話給我，表示能贊助5千美元作為獎學金。這一點獎學金無法解決龐大的留學費用，幾經掙扎，終於還是放棄了。

小辣椒見我美夢曇花一現，心情低落，不斷地安慰、鼓勵我。到了民國七十五年聖誕節，有天在她房間裡說話，她突然對我說：「我們先結婚好嗎？」

「結婚？」

我一事無成，怎麼結婚？她見我默默不語，知道我在想什麼，她說：「沒關係，我一個月薪水一萬二。省點用，應可度過難關。」說真的，當時我拿不定主意，只有一萬二的薪水，也沒住處，怎麼生活呢？她對我說：「住處我會想辦法，而且我下班後還可兼差，幫圖書館做點字書校對。」古云：「百無一用是書生。」正是我的寫照。幾經考慮，只好利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聖賢語錄來自我安慰。

好吧！就先結婚，但總要先提親。不料第一回合就破局，雙方家長都反對。我方父母認為我看不見，若再娶一位瞎子，將來可能無法生活。而對方父母反對的理由是，我沒工作，這是先天盲與後天盲父母想法迥異的地方。

後來透過朋友幫我們籌備婚禮，小辣椒著實神通廣大，費了一番苦心爭取到眷屬宿舍，免房租。雙方家長都不需要處理婚禮相關事宜，只要列席參加。

小辣椒是基督徒，即便我很喜歡研究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與回教等，兩年來我也與她去南京東路禮拜堂做禮拜，但我始終無法進入屬靈的世界。未婚妻要求我一定要受洗才可結婚，我便答應了。原來受洗是穿著一件袍子，整個人浸入水池裡，這與小時候在溪裡潛水有點像。婚禮在南京東路禮拜堂舉行，伊甸鼓音詩班還特地為我們獻詩。那天是民國76年2月27日，溫度為攝氏8度。但太太告訴我，她一點都不覺得冷，女生對婚禮的感覺與男生恐怕大異其趣。

當晚在西門町一家餐廳辦酒席，台北工專的同學幾乎都來了。曾經相處五年總是感情深厚，同學為我感到高興也為我們祝福。我內心告訴自己，有天我一定會站起來，我一定不會讓妻子、親友與同學失望。我和妻子都有潔癖，一天擦兩次地板，家裡光亮一塵不染，妻子下班後也是東擦西擦個不停。結婚兩週後，幾位親友來看我們，真把他們給嚇呆了，個個驚訝地說道：「簡直比眼明人的家還乾淨整齊！」其實盲人家庭與眼明家庭沒什麼不同，唯一特別的是東西都要物歸原位，每當有朋友來家裡煮菜做飯，後頭我總要打電話問朋友，把菜刀、鹽、醋等放到哪裡了。這是眼明人去盲人家裡要注意的細節。

到了3月，傳來重建院日文老師要去日本念研究所的消息。我請妻子幫我爭取教日文的機會。這位日文老師叫柯芳月，她是輔大夜間部日文系學生，6月畢業後，就要前往日本。柯芳月老師知道我沒工作，很體恤地提前辭掉日文教學，在妻子的努力奔走下，院方又再度破例讓盲人來教日文。

我並非日文本科系，但兩年多來，我讀了許多本基礎日文教科書，我深信自己有能力教初學者。3月中旬起，我正式成為台灣盲人重建院的日文老師，每週四節課。我自己用點字做了一份講義，每回上課就錄音給學生，讓他們隨時可複習，一個月下來，我領到3千2百元薪水。有親友對我說：「以前你薪水是2萬4千5百元，現在只有3千2百元，你一定覺得很痛苦喔！」其實不然！我很高興、很驕傲，因為這是我看不見以來，第一次用我的能力與努力所賺得的工資。

我讀過好幾本基礎日文教學課本，且岳父及岳母皆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我也經常打電話請教他們，但我畢竟非本科系出身，有許多文法句型我仍不懂如何向學生解說，於是我繼續到輔大旁聽日文，這次我運氣特別好，大三的語法課由東吳大學老師授課。東吳大學的日文教學法是全台第一流，我連續聽林文賢老師兩年的大三語法課，終於打通任督二脈，獨創一套日文教學法至今。後來有多位學生告訴我，他們都聽不懂日文系教授的教學，卻很容易聽得懂我所教的句型文法分析。

其實問題在於，那些日文系教授的教法，是把學習者當作日文系學生來授課，可是一般人並非日文系學生，若用行話教學，實在不易理解日文的文法概念。舉個例，「我是學生」，日文系教授會把「是」叫「斷定助動詞」，對一個初學者來說，他摸不著何謂「斷定」，以及什麼叫「助動詞」。但我對初學者的解說，則是將這個概念比擬為英文的 be 動詞，只是英文的 be 動詞分成你、我、他三類不同人稱，而有 are、am 及 is。過去我們學英文，總覺得中文只要一個「是」，就可囊括一切，不用管什麼人稱、單數、複數，更不用管時態等區別。但英、日文都有時態的變化，這些就把我們弄得七葷八素。

語言學家有兩派說法，一派認為中文不用管人稱、時態、有生命與無生命、靜態、動態等等囉哩叭唆的文法規範，是世界上主要語言中，最為精練、簡單的高級語言。另一派觀點恰恰相反，他們認為中文都不分人稱、時態、單數、複數，也不分陰性、陽性等等，所以中文是全世界主要語文當中，最為粗糙的語言。

可是，我對日文教學的觀點，還是以日文系學生及非日文系學生分別做不同解說。因為，學日文的瓶頸在動詞變化，不學動詞變化等於沒學到日文，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非日文系學生都陣亡在動詞變化，這是個極有趣的現象。我教過許多盲人，當過日文一對一家教，民國95年也曾在新莊社區大學授課。很多學生都說，我教得比眼明老師好，聽到這種言語回饋，頗感欣慰。但當年我讀了好幾本不同教授出版的日文教材，也是陷在迷糊陣中，直到五、六年後，經高人林文賢老師指點，才習得真傳，而自成一派。有天我站在輔大外語學院走廊休息，林文賢老師突然站在我身旁對我說：「你對日文文法、句型瞭解深入，我們一起合編一本文法書如何？」他這麼一說，把我嚇在當場。我連連說道：「老師，我還早呢！只是學點皮毛。謝謝老師的抬愛。」他不死心說道：「那你要不要考慮報考東吳大學日文碩士班？」林文賢老師目前不知是否仍在東吳大學當教授，我覺得東吳日文系的學生很有福氣。我這個半路出家的瞎子能得此高人指點迷津，更是恩德難報了。

我每個月的工資僅有3千2百元，當然不足以養家，看妻子嬌小羸弱的身子，白天要上班，晚上又要兼差校對，我內心自是有愧，雖然每天我把地板擦得雪亮，到市場買東西、烹煮三餐，但經濟重擔仍落在她身上。有天，我與妻子商量，我想印一批名片，在新莊、泰山、樹林這一帶兼做按摩以貼補家用。妻子國中畢業後，家中背負不少債務，16歲又個兒嬌小的她，一肩扛起一家九口的支出，在按摩院工作了三年才返回啟明學校念高中，後來她以最高分考上淡江大學中文系，可惜僅念了一星期就偷跑回家。後來聽說盲人重建院招考按摩老師，就到盲人重建院當老師，剛開始每月薪水只有5千5百元。她在重建院待了18年，擔任點字老師、按摩老師兼音樂老師，還校對點字教科書、月刊及週刊。更重要的是，她也是心理輔導老師，真是多才能的一位女子。

妻子對我想兼差按摩也表贊成，她知道我不喜歡按摩這份工作，但是兩人每個月1萬5的收入，實在不易過日。母親每次上台北，總會帶好多食物來，哥哥姊姊也常接濟食物，他們對我倆可說是照顧有加。至少在三餐用度上幫了不少忙，而且妻子的姊妹們及我的岳父岳母，也每每千里迢迢送些好吃的食物，和許多生活用品給我們，雙方家人真的很愛護我們，這一點我一直感恩在心。

我的第一個按摩客人是位於新莊路的一家理髮廳老闆，他選的時間是清晨3點，我根本不想去，但想到妻子一人從早忙到深夜1點，我沒理由不去。當我依地址找到客人家裡，一碰觸到他的身體，頓時倒抽了一口氣，他身形胖得像一頭肥豬，他告訴我，他的體重有120公斤。本來我按摩就沒下太大功夫，儘管小時耕田長大，力能扛鼎，但按摩使力有它的妙處，並非蠻力就無往不利。我心裡暗自叫糟，但這是第一個客人哪！說什麼我都必須打起精神，做好我的工作。他不但肥胖且「重龍」（也就是要很用力才有感覺），剛按完肩背部，我已全身溼透、手軟腳麻。最後總算全身按完，我幾乎虛脫。老闆付給我3百元（這是民國76年的公定價），我伸出溼漉漉又有點抖動的手，接下3張紙鈔。內心痛苦萬分，這行飯今後我怎麼吃得下？想起妻子當時不嫌棄我沒工作，力排眾議，不惜與岳父母翻臉而嫁給我這酸秀才。她小小個兒，卻為了這個家每天從早工作到深夜。我才按第一個客人，憑什麼抱怨、哀嘆呢？

我按了一下有聲手錶，4點半。我整整按摩一個半鐘頭（一般按摩全身叫按一節，時間約在一小時上下），我打起手杖走出理髮廳。那裡離盲人重建院不遠，但一片漆黑，也沒聽到人聲，我真不知道要如何走回去。在巷子裡繞了幾圈，後來我聽到隆隆的車聲，應該是新莊中正路，內心終於鎮定下來。中正路二十四小時車流不斷，只要找到中正路，我就有能力獨自走回家。

回到家，已5點多了，我輕手輕腳在廚房熬稀飯，並到浴室沖澡。等到7點，叫醒妻子，她問我：「按得如何？」我說：「很順利。」並把3張鈔票遞給她，其實我內心百感交集，我誓言盡最大努力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真正成為一家之主。

（作者26歲因打籃球意外而失明，曾擔任「台灣盲人重建院」副院長。本文摘錄自《與盲同行》一書第101～110頁，感謝宇宙光慨允轉載。）

我的目標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碩士班的推甄。師大特教系碩士班只有兩個名額，其評量標準為筆試占百分之二十，相關著作、證書、推薦信、成績排名等占百分之四十，口試也占百分之四十。這樣的比例，擺明關鍵在口試這一關，審慎地自我評估，參加者必定多為國中小的特教老師，年齡也都在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我既不是特教老師，年齡已近中年，更何況我是個瞎子，勝算並不高。當時師大特教系碩士班還未曾有過全盲的學生。

甄試當天，上午進行筆試，只有少數題目我會做，其餘就亂猜了。中午工作人員將甄試者安頓在一間教室裡用餐休息，等待下午兩點的關鍵口試。

我向一位特教老師詢問總共有多少人參加甄試，她告訴我在場共有十四人。這下我更覺希望渺茫了，但又想，加演的這齣戲，本來就不是原先劇本的內容，只是應觀眾要求才臨時加演。無欲則剛，得失心頓時消失無形。

終於口試開始了，平均每位應試者約五、六分鐘就完成口試並離開。輪到我時，有位工作人員帶我進入一間辦公室，等我坐定，就聽到一位教授對我說道：「柯主任你好，這裡總共有三位老師，我是特教系主任，另一位是特教中心主任，還有一位是特教系教授。」我向她點點頭，接著就開始進行口試。幾個問題不外是自我介紹、為何要來念書、如何克服閱讀上的困難等等。我心想，口試如此簡單，怎麼測出程度呢？我逐一回答考官的提問。時間似乎已超過五分鐘了，突然那位特教系教授以冰冷的語氣問道：「你憑什麼理由說服我們，你可進來師大特教系念研究所？」我心裡一凜，果然出手了，我明白，這一題就是勝敗的關鍵了。

我腦海中略為思索，隨即昂首應答：「貴系多年來所培養出來的研究生，全都在一般學校服務，對象都是學齡身障生與資優生。可是台灣有許許多多社福機構，有許多中途因意外殘障的身障者需要被協助，讓其接受更好的服務與照顧，其實多數人都想儘快回到社會，繼續就業。以視障者為例，先天盲的學齡兒童越來越少，反之中途失明的成人越來越多。後者非常需要獲得更多的協助，才能儘早自我獨立，不會成為家庭的負擔，也不至於成為社會的負擔。若我能在貴系碩士班學習更多專業學理，畢業後我就更有能力，幫助更多的中途失明者的心理適應與重建教育。」

我一口氣說出這個真實的現況，頓時一片寂靜，大概那教授聽我說得有道理，且又看到阿淇虎視眈眈望著她，最後系主任說：「好，今天就到此為止。」我口試時間竟然用了十二分鐘。一個月後放榜，總共錄取三位，我大概是額外被加上去的第三位，阿淇居功厥偉。日後若再碰到考試或應徵工作，我一定要把這隻大狗帶進場以壯聲勢。

我能攻讀碩士學位，這是從沒想過的事，如今卻真真實實成為碩士班的研究生，我明白念研究所不像念空大，純粹「貝多芬」。我立即開始學習盲用電腦，那時仍用 DOS 系統。我只學會打字與收發電子信，找到輔大英文系，原是愛盲隊員的陳贏昌，請他來幫我報讀英文資料。他非常有愛心，又幫我找了好幾位英文系的學妹來協助我，令我感動在心的是，有位輔大社工系的郭惠瑜同學。她從空大到研究所，幫了我三年，她本身是肢體殘障，每次要爬上五樓來為我報讀，此等心意刻骨銘心。

研究所不需要背東西，只要寫報告與大量閱讀文獻、書籍。我把需要上的課集中在一天，每週就去師大一天，從早到晚，相當吃力。阿淇也趴在我腳下一天，牠始終忠貞盡責。由於大學並非念特教系，所以我還要修十個學分，三年能畢業就是最高極限了。

師大有個資源教室，協助師大所有身障生念書與考試，特教系大學部多年來，每年招收一定名額的視聽障與腦性麻痺等身障學生，資源教室工作人員就是來協助這些身障生。由於我是第一位全盲碩士班學生，資源教室更費心力來處理我要閱讀的大量文獻與書籍。

負責幫我的工作人員叫陳婉瑜，她聲音很甜美，熱誠，但我電腦能力太差，又無法以點字閱讀，第一學期就讓她疲於奔命。最後她把我請到資源教室，不留情面地告訴我：「柯明期，你這個寒假需把點字搞定，否則你要畢業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她見大學部的全盲學生都很會運用電腦，且點字摸讀速度也快，就要求我必須達到那樣的程度才有辦法跟上進度，可是她不知道中途失明的人，哪有辦法用點字來學習，任憑我一再向她解釋我的難處，她就是不同意，語帶威脅地說道：「下學期開學後，我要看你點字努力的情況。」我心想，我不理妳，我用語音聽書，照樣可完成學業。到了下學期，她看我成績很好，頗感驚訝，從此也不再要求我摸讀點字，至今我們還偶爾聯絡，雖然當年她好兇，其實她是個很有心、很熱誠的女孩。

研一上學期選了一科聽覺障礙教育專題研究。期末報告是訪談一位聽障者，抑或撰寫一篇報告，主題是聽障教育近年來在國內外的發展狀況。由於經常被媒體採訪，訪談對我較容易，只是要透過手語翻譯。當時我透過關係，訪談到台北啟聰學校一位從小就聾啞的女老師，整個訪談過程進行得很順利，我把記者那套思維模式全都使上，但其中有道命題是—若妳只能選擇看不見或聽不見，妳如何選擇呢？她毫不猶疑地說：「當然選聾啞啊！看不見太可憐了，沒人會選看不見的。」她還繼續說：「你看不見，很悲慘，你可要多加注意自己身體健康，好好照顧自己喔！」原來，視障真的是最低一等，連肢體障礙與聽障者都有這種觀念，更何況是一般大眾！

研究所的重點是論文，有人比喻寫論文宛如孕育一個小孩，由此可見其難度。到了研二，我選了杞昭安老師作為我的指導教授，有一次他請我吃飯，告訴我：「論文通常沒人在看，但你的論文會有人想看。」聽他如此說，令我錯愕，我忙問道：「為何我是例外？」杞老師笑著對我說：「因為你是師大有史以來第一位全盲的碩士，當然會有人好奇，想看看你到底寫些什麼。」我內心暗忖，糟糕，我又抽到籤王了。

論文題目雖早已在我腦海中，但我需要文字功力相當好的義工協助我，這是最大的難題。上帝實在愛我，有一天我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表示他想當義工，我覺得他談吐不俗，心想他文筆應該不錯，也許可以幫我處理好論文。果真他整整幫我一年，完成七萬多字的碩士論文，他家住輔大附近，第一次來家裡幫忙時，更訝異地發現他竟然是我的學弟。

他叫王明宗，台北工專五年制電子科畢業，整整差我二十年，他也不喜歡電子工程，而後他選擇插大，進入中央大學英文系就讀。大學畢業之後，明宗學弟還前往英國念完碩士學位，目前正著手準備攻讀博士學位。雖然他不喜歡電子工程，卻是台北工專班上第一名畢業，其功力是我難以望其項背的。他既是我學弟、文筆又非常優異，正是我夢寐以求的不二人選。此外，師大有一位學妹姓喬，文筆也在我之上，人又熱心，論文幫了我許多忙。我的學弟王明宗每週來一次，協助處理論文，整整費了一年功夫，他從沒缺席，風雨無阻，一路到底地幫我，這點點滴滴的愛心與情誼永遠留在我心中，我的論文可以誕生，是明宗與我各占百分之四十的努力，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則由師大姓喬的學妹所貢獻。

論文的完成，原則上要歷經一年的煎熬，但也有狠角色，不用一年就可解決的；也有寫不出來，最後變成碩士肄業的。國內大學社會、教育領域的碩士論文審核，通常需歷經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完成論文前三章之口試，第二階段則為整本論文口試。我與指導教授杞昭安商量，最後敲定邀請彰師大特教系教授，及台南大學當時的特教系系主任，加上我的指導教授而組成口試委員會。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委員會進行過程是怎樣的一個情形，我把前三章印了四份，所謂的前三章，依序為序論、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我坐在指導教授身邊，聽說若口試委員特意刁難時，指導教授會跳出來幫忙解圍。推甄口試時，三位教授都是女性，而論文口試的三位委員都是男性，一開始我如坐針氈，內心忐忑不安，不知他們要問什麼問題。事先我就聽人說過，口委總是把你批評得體無完膚以彰顯他們的功力，兩位外來的口委看了我給的前三章後，首先發難的是台南大學系主任，他笑著說：「你的文筆還不錯，看起來很像金庸的武俠小說。」此言一出，我心涼了一半，接著彰師大的教授說：「我看你重寫算了。」我心裡更是七上八下，雜亂無章，所幸我的指導教授適時為我解圍說：「針對部分不合宜的內容予以修正即可。」我真的很感謝指導教授。

民國93年5月底，主管派我前往瑞士參加國際導盲犬聯盟會議，我一直很不想出國，因為過去兩度去日本都是不愉快的感受，且6月3日是論文第二次口試，但無論我如何推託，最後還是必須前往。途中在新加坡停留5個小時，我們就順便出關逛逛新加坡。

我對新加坡一向沒有好感，這是一個威權且極度強調優生學價值的城市國家，雖國民所得遠超過台灣，但新加坡對視障者非常歧視。全國約有4千多位視障者，多數在工廠做粗工，月薪是台幣8千元左右。新加坡與香港的計程車多數不載盲人，因為他們認為若載到瞎子，會帶來霉運，是不吉利的。

5天的瑞士之行，最讓我滿意的是新加坡航空的餐點很好吃，另一點是瑞士的空氣很新鮮，行程中有安排搭纜車到阿爾卑斯山。當時是五月底，阿爾卑斯山頂積雪仍在，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摸到雪，有綿綿冰的觸感。瑞士的物價與日本一樣都貴得出奇，瑞士人的餐點也像日本一樣，無法與台灣相比。日本食物是食不知味，而瑞士的食物則是太鹹，多數的餐廳不提供開水，喝水得用錢買。想到台灣，一進餐廳，通常就立刻一杯茶水奉上，我早視之為理所當然，真又應驗了「身在福中不知福」這句話。我實在無法瞭解，這個全世界人人欣羨的瑞士，何以吃那麼鹹的食物，且連一杯水都無法免費供應。這趟瑞士之行，幫妻子買了一瓶茉莉百合香水以及許多口味的巧克力，幫孩子買了一只瑞士手錶。

返國後三天就要進行論文最後的口試。出國前，我已準備妥當，也胸有成竹。我的論文題目是《中途失明者適應與重建之研究》，感謝老師的厚愛與抬舉，口試在平和氣氛中結束。民國93年7月15日，我收到師大寄來的一份郵件，打開後請辦公室的眼明人幫我看，只聽到一陣歡呼聲、恭喜聲，原來是碩士畢業證書，我兩手捧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碩士學位的畢業證書，內心百感交集，為了這紙功名，多少人前仆後繼地協助我，同事包容我，家人支持我，才得以成全。

（作者26歲因打籃球意外而失明，曾擔任「台灣盲人重建院」副院長。本文摘錄自《與盲同行》一書第163～171頁，感謝宇宙光慨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