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主義下的歧視觀：世大運與身心障礙者文化參與權的反思

debra — Mon, 18 Sep 2017 02:49:56 +0000

世大運開幕典禮現場，一位坐電動輪椅的年輕的身障男性周圍環饒著5-6名著黑衣黑帽的工作人員，他們以人力把這位身障者與他的輪椅抬扛上階梯。圖／帥凱哥提供

連日來，因主辦「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國際賽事」的台灣社會，掀起了一股運動的風潮，無論是場內的賽事動態，或是場外的花絮報導，都相當程度的引起台灣人的關注。世大運十二日來的各種體育競技以及文化軟實力的展現，都充分達到國際外交的作用，例如令人記憶猶新的世大運開幕典禮，便是將台灣的文化透過視與聽的藝文展演，向國際展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充沛能量。特別是紅布毯上的「囍」字，更以「辦桌」文化，慶賀台灣躍上國際舞台的大喜之日。

世大運為台灣帶來難得的國際能見度，召喚國族主義、急速團結市民的向心力，紛紛讓海內外的台灣人激動地發出「令人驕傲」、「跪哭著看完」、「台灣妳是我的榮耀」的心聲，不僅讓選手無後顧之憂的在家比賽，更是喚醒國人對台灣的榮譽與自信。然而，這樣迅速集結與召喚的市民榮譽與國族主義，雖團結、凝聚了彼此，但也抹除了社會中的矛盾與歧異的個體存在。且由幾件攸關身障者的新聞說起。

身心障礙議題在世大運的身影

世大運精彩開幕後，關於典禮的藝術性、反年改團體的討論此起彼落。而作者身處的身心障礙社群網絡也紛紛分享自己的參與經驗；但顯然不是多麼愉快與值得驕傲的事。舉例來說，一位身障者在八月初即被告知韻律體操賽沒有輪椅觀賞區；8月18日世大運開幕前，一位使用助行器的五歲身障女童欲搭電梯卻受阻。時序進到開幕式，典禮上有手語翻譯，但不提供觀眾使用電梯，幾位輪椅和代步車的身障者皆由工作人員靠人力硬扛上階梯，更沒有輪椅可及的接駁車。一下子，世大運缺乏整體無障礙可及性（accessibility）的規劃缺失，頓時浮出檯面。

過去「就醫、就學和就業」是身心障礙福利政策下的三大優先主求。近年身心障礙社群對權利的集體意識高漲，並積極爭取文化參與權。除障礙社群以外，非障礙者／直立人(1)也逐漸從傳統、單方面的父權慈善福利照顧模式，修正為以人權概念來切入身心障礙議題。但長久以來，台灣受到健全主義（ableism）霸權的影響，(2)一般民眾是否能從權利意識的角度來同理障礙者的社會處境呢？

一篇名為〈彰顯國力的世大運，也暴露了對身障者的歧視〉的文章，作者石明謹用淺顯易懂的實例講述尊重多元文化的意義；文章指出文明國家的水準即可從社會大眾對障礙者的態度，以及無障礙落實的程度可見。此文章立刻引發熱烈網路輿論，但輿論大多認為此事件與「歧視」無關，並要求作者「用字需再精確」。

障礙者是長了青春痘、見不得人的小媳婦？

「歧視」一詞引來眾多人的反感，甚至驚恐地認為作者怎麼可以「先」用歧視這帶有「惡意」的字眼來指控。只是「不夠友善」，不是「歧視」；只不過是「教育訓練不足、規劃動線缺失、違規」，都不是「歧視」。頂多就是「忽視和漠視」，但也還是「不是歧視」。

網路輿論質疑障礙者是否「要求太多」、是否有好好「用善意」來和工作人員溝通。有網友相信若障礙者自己有表示誠意、「用心」溝通的話，工作人員一定可以「破例」讓障礙者搭電梯。認同文章指出的歧視現象的讀者們，也招來其他網友指責「過度解讀」的批評；作者也被冠上有「被害妄想症」的病情。

不少人當起國文小老師，請作者和幾位障礙者不要激動，認為不該「濫用歧視」這沈重的字眼，建議應採用「和善」的修辭法、避免在國際賽事其間「起哄」、「讓台灣丟臉」。無障礙的需求，本來就是台灣長久欠缺的全民基本人權，但這訴求卻被視為一顆不聽話的、即將要化膿爆破的青春痘，玷污了台北市與台灣辦喜事的美顏。

在身心障礙社群與世大運的輿論衝突中，雖然過程艱險，然也製造一個面對問題的契機：世大運缺乏無障礙可及性的規劃問題，也是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的縮影。這篇文章希望透過障礙研究學和文化平權的角度，提供讀者一些新的思辨；不只針對世大運做檢討，也拉開視角，讓讀者可以審視並瞭解，身心障礙者每每參與公共休閒文化活動時所面對的窘境，到底為何。

健全主義下對障礙者的偏見與污名

對長期處於文化經濟弱勢的障礙者來說，生活在嚴重缺乏平權、無障礙觀念與政策體制下的台灣社會，「被拒絕」的經驗早已是無奈的家常便飯。每回各縣市政府舉辦大型活動時，既使事前和當地政府的身心障礙權益委員小組承諾無障礙已準備好，但只要活動一開跑就會發現，主辦單位原來又是長了長鼻子的皮諾丘。政府長期帶頭做錯誤示範，造成其他民間組織在舉辦公共活動時對「無障礙」進而冷感，導致民眾持續帶著錯誤的偏見看待身心障礙者。這一次，世大運也不例外。(3)

「無障礙可及性」（accessibility）指的是提供軟硬體設施設備或人為協助等，讓使用者能夠通行無阻地使用、參與。很多人誤以為「無障礙」一詞中有「障礙」兩字，就狹隘地定義「無障礙」只是給身心不方便的障礙者，無法讓其他族群廣用。事實上，無障礙的必要性橫跨各世代，所有人都會老化、也會因意外受傷而造成短期的失能。究其實，台灣社會對無障礙的片段認識，主要來自過往，受到醫療模式、傳統道德、因果關係等觀念的影響——障礙者長期被視為社會的負擔、是等著被施捨和救助的對象。

一旦無障礙設施被指認為「身障者」專屬的需求後，將會使這些「合理」的需求，專殊化為特定需求的偏狹想像。例如，當本意是「所有有需要的民眾都可使用」的電梯、捷運座位被鑲上「博愛」兩字，當斜坡道被特殊化成「行動不便者專用」時，不管是身心有沒有損傷的人，只要用了這些設施免不了會遭受他人的目光，並進而使「無障礙」成了污名建設。

但，當世大運開幕典禮時電梯只提供給選手、教練、裁判等內部工作人員使用，這時無障礙電梯卻成了健全者的貴賓專用道，真正有需求的觀眾卻被阻擋。更有甚者，工作人員扮演起醫療鑑定者，認為使用助行器的小妹妹的身障程度還「不夠嚴重」到要搭電梯。原來，主管機關承諾的無障礙，是做給好手好腳的健全體育人獨享的。

多年前舉辦花博前夕，民間團體指出花博場館無障礙不及格，有人說花博主角是花卉，不是障礙者。國家級的表演藝術場館整修時缺了無障礙的規劃，受到障礙者抗議後，音樂人網友表達「兩廳院是『專業』表演廳，怎麼能讓你們這樣亂搞（指增加輪椅席位）」。這回，不少網友認為世大運都有工作人員「在幫忙」了、不要亂牽扯障礙者被歧視一說。賞花、賞藝術、觀看體育賽事皆是人民基本的休閒活動，若只有所謂的「正常人／健全人」才能順利無阻地進入場館參與，而障礙者只因身體有損傷（impairment）必須使用代步輔具時，就會遭到排斥；而身障者個人也必須作出額外的「努力」（如，一般健全人可選擇坐接駁車，但使用代步輔具的人只能靠自己到達目的地）？這樣的差別待遇，若不是健全主義產生的歧視，那是什麼呢？

難道，為了要表現「愛逮丸」，在世大運的場合就不準指出無障礙做不好的事實、也不能夠正視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參與議題嗎？這般「噤聲」如鳴人堂主編許伯崧的分析：為了避免在國際舞台丟臉，長期存在的問題「在國際盛事時不要是問題就好……國族主義下的面子之爭，爭的就只有賽事期間的那張滋潤光滑的面膜而已，面膜底下，盡是潰爛。」

拒絕假友善：無障礙是人權，也是法規

身心障礙者比一般人更頻繁地經歷肉體上的疼痛、疾病，而缺乏社會模式（social model）觀念的政策，導致障礙者生活充滿阻礙(4)。從心理層面來說，障礙者的存在象徵的是「不方便」、「需要靠別人幫忙」、「痛苦」，甚至是「死亡」。也因此，障礙者的現身提醒了一般「健全人」潛意識裡對未來必定會面臨失能、失去自主的恐懼與焦慮。

台灣社會重人情，多數人對幫助弱小絕對是義不容辭，但受到國族主義護國顏的影響，又參雜對障礙者不自覺的深層焦慮，這時輿論反問障礙者是否忘記平日「好心人士給予的幫助」（「不相信（障礙者）沒有遇過好心的人、接受過別人的幫助」）；輿論為世大運客服管理不當的事實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工作人員不一定熟悉場地」）、恐嚇障礙者（「有沒有想過，萬一別人不再願意幫你們障礙者，這是你們想要的嗎？」）、把障礙者當作假想敵（若讓（身障女童）家長進入，然後炸彈發生，到時這帳要怎麼算？）。最後再加一筆「大家都是為了你在想辦法……不要為難工作人員」的罪惡感放置障礙者身上。

哇，說好的「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風景到哪兒去了？若以上輿論回應是台灣社會「友善」障礙者的方法，那這份恐怖情人的愛，是集體性的、是健全人與障礙者之間的不健康、不對等的凌虐關係（abusive relationship）。這份「愛」向身心障礙者進行情緒勒索，要求你要有所限制，我們才發現，慣性「友善」的糖衣下是掐著脖子讓人窒息的偽善。

「友善」與「愛心」為名的協助，對身心障礙者來說就像不定時炸彈；情緒勒索、恐嚇、威脅，皆是健全主義思維透過權力控制弱勢身心障礙者的心理手法。對多數台灣人來說，被貼上「不友善、沒愛心」的罪名遠大於「侵犯人權」的嚴重性。面對人權議題，我們必須先正視權力不均的現實面——亦即，提供給民眾的無障礙空間不是種好因有好報、上對下、以個人為單位的慈善行為，而是平權的具體實踐。

從活動管理、客服專業工作層面來分析，小巨蛋現有的無障礙的硬體設施如虛設，還要工作人員採人力搬運障礙者，以及其可高達百公斤重的輪椅。網友Betty Lin調侃說難道「這是『抬人競賽』的國際賽事嗎」？萬一工作人員受傷怎麼辦？加諸到障礙者身上嗎？身障者在有限的行動力之下，能否自主地「操控」身體是極重要的安全感來源。此外，輪椅就如同身障者身體的延伸，當障礙者被工作人員高抬搬運時並不會有王室皇朝被抬高轎的尊貴感，反而把更多的恐懼和不必要的「被施捨」加諸在他們身上。

身心障礙者的處境，絕對不是單次性的個案問題，而是長久累積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性的問題。在台灣，我們有身心障礙的法規保障，但同樣欠缺落實。但不管法律如何窮盡，若社會氛圍與價值觀未到位，也很難引起大眾的共鳴。2011年麥當勞的高層主管穿便衣出現在抗議人群中，反問身障抗議團的我們：「肯德基、摩斯漢堡也都沒有做好無障礙，你們怎麼不去抗議他們？」這次，護航世大運的網友們也說：「全台灣也不是只有世大運沒做無障礙啊！」這般轉移責任、拉其他人也下海比爛的思維，是無法讓台灣更進步的。

真的不是「歧視」嗎？

在這個人權意識抬頭的時代，有越來越多人重視文化平權，但重視不代表實踐，在台灣，不同社群的多元價值依舊未被嚴肅看待。

或許對有些人來說，一下子無法消化健全主義和歧視的關聯，覺得說「歧視」還是太沉重了，不妨想想，若台北市府活動為了要保障台北市民的權益，只允許出生台北地區的人可以坐最好的搖滾區，其他縣市的人只能坐在邊疆，這樣的安排還只是「不友善」而已嗎？把「非台北市的人」換成「身心障礙者」，這就是身心障礙者目前所遭受的困境。

世大運的開幕典禮結合創意與科技的使用，精湛的演出扣人心弦，然而，無障礙所需的技術並不會像舞台上絢麗的科技這麼困難，是做不到、忽略了還是是不想做呢？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但如果在國際場合指出國家的內部問題，美麗的風景竟變成壓迫的煉獄，熱情變成無情的攻擊，要你別小題大作、相忍為國。

如果我們真的沒有「歧視」，只有愛，為何不和身心障礙倡議團體攜手打造與落實真正的無障礙生活環境，讓這片土地上共同生長的障礙者、老者、少者都感受到「愛逮丸」表現中那份平權正義的愛？

那還真的只是無心之過，而非歧視嗎？

(本文轉載自聯合新聞網鳴人堂，未經授權禁止再次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