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那年暑假，柯燕姬得到美國兒童基金會家庭輔助中心的實習機會。美國兒童基金會在世界各地都設有分支機構，台灣亦是如此。凡13歲以下，無父或母或父親殘廢、家庭貧窮的兒童，都可以向該基金會申請補助，該基金會將按月付給每位兒童生活費，而每一個受補助的兒童背後都有一位在美國的負責人（贊助者），用意是盡可能解決兒童的經濟問題，他們評估這種方式比把孩童送到孤兒院更好。

柯燕姬對「特殊教育」的興趣便從這個時候開始。

室友伸出援手，合作家庭訪問

實習工作就是利用一個月的暑假，按照該中心的規定做家庭訪問，但每個工作人員必須先學會騎摩托車才能擔任這項任務。「這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柯燕姬講到這兒搖搖頭，隨後露出一點笑容，「很幸運的，我的一位室友願意犧牲她的暑假，陪我實習。」

然而，這位歷史系的室友也不會騎摩托車，但是她很有毅力，在柯燕姬第一天實習的早上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學會騎摩托車；從此，每天載著柯燕姬做訪問，從不喊累。

她們的合作方式是，室友拿著基金會提供的地址載著她找路，有時找得到，有時撲了個空。找到的時候由柯燕姬做訪問，室友做紀錄，回到基金會後兩人再整理個案，決定是否該接受補助。

那一個月的時間她們住在基金會提供的宿舍裡，白天工作很忙，晚上則有時間聊天，甚至逛街。住在她們隔壁同時期實習的兩位男生對她們也很友善，「我記得有一次他們請我們過去看一部國語片，其中一位男生一邊看一邊翻譯影片內容給我聽，但那是一部打鬥片，我沒有興趣，不知不覺睡著了。」

那一個月的實習讓柯燕姬看到很多弱勢家庭背後隱藏的問題，因為有些兒童的家庭除了貧窮之外，更嚴重的是心理不健全、父母不和睦、環境不佳……等因素，這個現狀更加決定她往特殊兒童教育發展的決心。

統計學和天文學，兩大頭痛科目

升上大三，多了統計學和天文學，「這兩科我都很頭痛，因為不知道老師到底在講什麼。」

天文學老師上課常輔以錄影帶教學，老師很熱心，常在私下找一節課的時間幫柯燕姬「補習」，只要聽不懂的都可以問，老師願意再講一次。「可是我不懂的部分常常跟眼睛看不到有關，連問都不知道怎麼問。」例如，地球到某一星球之間的距離、太陽和地球及月亮轉動的關係、自轉和公轉……都聽不懂。儘管老師願意講得更仔細一點，但柯燕姬無奈的說：「我對這一類自然現象的不了解，就好比一個盲童可能知道鳥是什麼，也聽過鳥叫的聲音，但根本不知道鳥長得什麼樣子。」不過，經過老師不厭其煩的講解，總算有一點進步，有了概括的認識。

統計學也很困難，有時候一節課算一題，「我盡量用聽的來理解。」教授對全校唯一的盲生很禮遇，經常主動問：「柯燕姬，老師剛剛講的你有沒有問題？」

其實她的問題明眼人很難了解，「像加、減、乘、除的符號我就很陌生，有時候統計學的表格無法用點字呈現，非常頭痛。」

相對於統計學和天文學，「特殊教育」讓她十分感興趣。如果聽到同學討論「特殊教育」的內容或提出特殊見解，她都會主動過去聽，最後提出自己的看法。

從一些哲學家們的教育觀點看，所有的兒童在享受教育的權利上，應是一律平等的。然而，對於那些沒有能力適應正常教育制度的兒童，應該安排另一種教育的方式和教學法，使他們也能和一般兒童一樣享受到教育的機會。「我越有興趣，越覺得自己不足，因此，『繼續升學』的想法一直在我腦海醞釀。」

申請柏金斯盲校，如願以償

不過家人並不贊成。

他們覺得盲人根本不可能在學業上與明眼人競爭；但是柯燕姬認為上大學是為了充實自己，盲人因為視覺上的限制，追求外界的知識時比一般人困難得多，若自己再不上進，而困在狹隘的視障圈，更容易被社會淘汰。

「我曾在外國雜誌看過一篇報導，內容敘述盲人成功的故事，他們對社會的貢獻，引起大眾對盲人教育的重視。」因此，柯燕姬對台灣缺乏視障教育感到遺憾，這更激發她繼續求學的鬥志。

當時陳淑靜（「台中縣私立惠明盲校」校長）剛從美國留學回來，帶回一只盲用手錶給柯燕姬。她們聊起惠明學校的盲教育應該要跟上國際腳步，柯燕姬趁機表達「繼續升學」的想法。陳淑靜不但沒反對，而且表明願意支持她的理想。

後來柯燕姬主動寫信到美國幾個有「特殊教育」課程的大學，表示她有出國深造的意願；陳淑靜知道後建議柯燕姬申請美國麻州的柏金斯盲校（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註一）的研究所，也就是她剛念的學校（類似台灣的師範學院），因為該校被公認為全美國設備最完善的一所盲校，柯燕姬從善如流，寄出了申請書。

一個月後，柯燕姬返回惠明學校參加院慶運動會。陳淑靜特地走到柯燕姬面前告訴她，柏金斯盲校不但接受她的申請，還決定提供美金3,200元給她。聽到這個消息，柯燕姬簡直不敢相信這麼幸運的事會降臨在她身上，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陳淑靜說，這所「盲人師範學院」設有實習課程給將來教盲人的老師念；換言之，只要通過該校的考試就具備「老師」資格，明眼人也可以就讀。

為了準備出國，陳淑靜安排一位美籍教授為柯燕姬補習英文，希望她能順利前往美國入學。

畢業論文，探討盲人福利

身為台灣第一位就讀大學的盲生，柯燕姬的畢業論文備受關注。

「我當然是以『盲』為主題。」這是毫無疑問的，教授也贊成，於是她決定以「台灣盲人的福利」當作研究方向。但問題來了，台灣有關盲人福利這方面的書籍一本也沒有，「我決定自己做一次全省盲人福利機構的調查訪問，當作我撰寫論文的參考資料。」柯燕姬說時帶有幾分慷慨激昂。

訪問時間就利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這次她單槍匹馬，獨自前往。

她分三個部分研究台灣盲人的福利問題：一是預防失明，一是盲人教育，一是盲人職業。她計畫訪問的機構包括盲聾學校、盲人訓練所和盲人福利協進會；包括她從來沒去過的花蓮、屏東、台東、宜蘭等地。

柯燕姬很有計畫的將訪問機構表列下來，當時台灣的盲人機構還沒有人整理，但像是遙遠的台東盲人之家和仁愛之家，她都找出來，一一寫信問對方地址和交通狀況，確定訪問日期之後，再接洽附近的旅館以便住宿。

那是七月的盛夏，全台籠罩在熱氣流裡，走在戶外沒多久就汗流浹背，的確是件非常辛苦的事。她的訪問由北而南，先到台北盲聾學校、新莊盲人重建院，然後搭火車南下到豐原、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再回到台中，乘車經橫貫公路到花蓮殘盲女子教養院習藝所和台東太平的榮民之家，再北上到羅東參觀盲人福利館。

這一連串的訪問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在於找地址。通常是徒步找，有時叫計程車，更多是按寫信時對方回信的指示，尤其是每一個點的銜接，柯燕姬都問得很清楚。「我當時遇到很多困難，現在一時也想不起來，但我很清楚記得一點，那就是我一心一意想完成這計畫，我的心願很強烈，所以不論多大的障礙我都願意克服。」

柯燕姬訪問後發現，台灣的盲人福利機構是在1961年之後才得到政府和社會的重視。訪問發現，「就業」是盲人所面臨最艱困的一項問題，當時盲人所受的職業訓練，雖然包括按摩、針灸、電療、電話接線生等，但真正進入職場的卻少之又少。

她的論文指導教授正是社會系的系主任，從大四上學期期中考以後，每週必須交出論文的一小部分，並約定時間聽取教授的指導和建議。「我每次都先用點字打好，再請惠明學校的老師或東海大學的同學翻成國字，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才完成論文的初稿，然後請同學幫我從頭到尾抄一遍，才算是正式的論文。」柯燕姬說，當她看到論文出爐時，對那位協助她抄稿的同學有著說不出的感激。

1968年夏天，柯燕姬以每學期平均分數80以上的成績從東海大學畢業，成了台灣社會的焦點。當天東海大學聚集了很多記者，大家都很好奇這位盲生大學生活是如何度過的；隔天，他們在報章雜誌描寫了這位眼盲女學生扭轉命運的過程和努力向學的精神，可當作時下年輕人的榜樣。

採訪後記

我在採訪期間，志萍（廖志萍為視障者，是柯燕姬的學生）跟我聯絡，談起他2001年夏天代表台灣盲棒隊到美國克里夫蘭參加世界盃盲棒賽的「意外收穫」。他說，當時由於經費不足，主辦單位緊急透過慈濟功德會聯絡當地同鄉會幫忙，球隊抵達後果然受到華僑熱烈的招待，第一天他們以晚會方式迎接他們。晚會有許多餘興節目，志萍唱了一首「清平調」，唱完之後有個義工張菲菲跑過來說：「你唱得很好聽耶，給我的感覺很有古人的韻味！」兩人就開始聊起天來。

「你知道嗎？我念大學的時候班上也有一個同學是盲人喔！」志萍立刻問：「你是哪一所大學畢業的？」她說：「東海大學。」志萍笑了一陣子，「你的同學該不會是柯燕姬吧？」她也笑了，用非常驚訝的語氣反問：「啊，你怎麼會知道？」志萍說，那個年代只有東海大學招收盲聾生，盲生就柯燕姬這麼一位（另一位聾生叫謝茂昌）。「柯燕姬也是我的老師呢！」兩個人高興得大叫。

盲棒比賽在克里夫蘭的小村落舉行，平常很少有台灣團體到這兒，而且他們旅居美國多年，並不知道有盲人棒球這件事，他們的到訪讓當地華僑開了眼界。

我聽到這消息喜出望外，採訪過程中，我一直缺乏柯燕姬就讀東海大學的內容，趕緊透過志萍與張菲菲聯絡。

很巧，隔年，張菲菲的夫婿被新竹科學園區聘為顧問，從事協助視障朋友科技開發的研究，張菲菲也有了常回台灣的機會。我在取得聯繫後，直奔科學園區見張菲菲，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場不可思議的緣分。

張菲菲1964年以第一志願進入東海大學社會系就讀，那個年代的大度山一片荒涼，周圍都是稻田，學生得住宿。但她的宿舍和柯燕姬不同區，彼此雖互有交流，但不算親密。1967年大學畢業後，張菲菲赴美，一待就是三十多年。她回憶大學時代的求學經歷，對柯燕姬有點愧疚。

那時的東海大學還是小班制，班上同學不到20人，全校都知道他們班上有一個盲生，他們是全台灣極少數與盲大學生同班的同學，她也有考前念書讓柯燕姬打點字當講義的經驗，但跟她的互動僅止於課業上的討論而已。「那個時代我們不會過問別人的私事，總認為那是很不禮貌的事，甚至假設問了可能傷到她的自尊，所以我們不知道柯燕姬失明的故事，也不知道她的娛樂是什麼，也許她希望參與我們的一些娛樂，但我們年輕時候都沒想到這些，直到最近幾年才知道盲人娛樂不應該只是聊天和聽音樂。」

張菲菲說，當年的教育訓練盲生如何獨立生活，卻沒有訓練盲生周圍的同學該如何協助他們；現在回想起來，柯燕姬在大學時代應該有很多需要別人幫忙的地方，但是那時的她是那麼的安靜、那麼的堅強、那麼的客氣、那麼的獨立，以至於大家都忽略她是盲生。

「當年上課的狀況是，如果這一堂課我跟柯燕姬坐在一起，下課換教室時，我們就一起走；如果她和別的同學一起坐，就和別的同學一起走。班上同學只是把柯燕姬當作班上的一分子而已，誰碰到她，誰就扶她一把。」或許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這種態度是健康的。

柯燕姬給她的印象就是很用功、脾氣很好；可以想像一個看不到外面世界的人一定會把注意力全放在功課上。

柯老師進入台北縣三芝「雙連安養中心」前一年，張菲菲返國，並到柯燕姬位於民權西路的家中拜訪，其實柯燕姬對張菲菲已經很模糊，不過，張菲菲的幾個死黨正是柯燕姬當年的室友，話題繞啊繞的，終於她記起了張菲菲。

「當時柯燕姬的身體狀況還不錯，我說，柯燕姬啊，你看不到我，但我看到的你和大學時一樣，這三十多年來你一點都沒變。」柯燕姬還記得張菲菲的聲音，幽默的回答：「你也沒變，你的聲音跟三十多年前一樣。」輕鬆的開場白，逗得陪同她去的先生和志萍都哈哈大笑。

張菲菲說，柯燕姬把家裡打掃得一塵不染，跟當年乾乾淨淨的她一模一樣，表裡如一。到了吃飯時間，柯燕姬開口說：「張菲菲，你來看我我很高興，我要請你吃飯。」張菲菲夫婦搶著要請，但柯燕姬說：「我已經是個盲人了，你們就不要再欺負我，跟我搶了。」他們只好從善如流。

爾後張菲菲回國都固定跟柯燕姬聯絡，感情回到從前。

附註

註一：柏金斯盲校是由赫宇醫生（Samuel G.Howe，1801──1876）於1832年創設，並於1837年因教導盲聾啞者羅拉（Laura Bridgman，1829──1889）採用點字及手語教育成功而受到全世界的矚目，柏金斯盲校因而聲名遠播。約五十年後，蘇莉文老師試著採用赫宇醫生的教育方法指導海倫‧凱勒，後者在1889年進入柏金斯盲校接受正規盲聾啞教育（並寄宿到1893年），期間又接受所謂振動法（Vibration Method）的發音訓練，最後使海倫‧凱勒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柏金斯不但是有名的盲校，也是盲聾啞教育的發源地，世界各國有關盲教育及盲聾啞教育機構均受到該校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該校的教學內容和方法不但最為充實，也受到最多教育界的關心，堪稱楷模學校。

（本文取材自盲鬥士──柯燕姬傳奇》一書第109～120頁，感謝「寶瓶文化」慨允轉載。）

柯燕姬最大的熱情在於助人，最具體的方式是捐錢，甚至有人指出，那是她此生最大的興趣。

她的摯友劉小萍曾說：「在台灣，沒有被她照顧到的盲生，很少很少！」柯燕姬從小身體不好，她一向不重視飲食，而且食量很小，經常胃痛，留美回國時體重一度降到30公斤以下。在美國留學艱苦的歲月，她仍省吃儉用將剩餘的錢捐給國外慈善機構。「這樣的朋友，我覺得心疼，也覺得驕傲。」

薪水用在學生身上，卻苦了自己

柯燕姬照顧盲生在視障圈是出名的。

目前擔任按摩師的嚴燕鳳談起柯老師，有滿肚子的故事。

嚴燕鳳屬於中途失明者，失明後，因在家治療眼睛耽誤了三、四年，國中畢業都快18、9歲了，「但柯老師鼓勵我繼續升學！」

在當時的農業社會這早該是要出去工作的年紀，連明眼人都忙著分擔家計，更何況盲人，但柯老師不這麼想，她自信可以扭轉學生的未來，於是把嚴燕鳳班上即將畢業的學生叫過去，一一詢問他們升高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她一一幫大家解決，例如學雜費。

嚴燕鳳後來決定念高雄的前鎮高中，住宿費一個月600元，「柯老師每個月給我2千元，那是1978年，2千元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啊！」其次是學業問題，「她知道我可能需要英文字典，而惠明學校的老師用點字點出一套4萬多字的英文字典，打成點字有10本，堆起來約60公分高，價值3千元，柯老師就給我3千元要我買下那本英文點字字典，那是全台灣唯一的一本英文點字字典；其他同學也獲得不一樣的『禮物』，我相信這是其他啟明學校都沒有的，我很幸運遇到柯老師。」

嚴燕鳳的父親是工人，家境不好，兄弟姊妹學歷不高，大都念完國中就外出工作，她是家裡唯一的盲人，卻是唯一念高中的孩子，而且還不花家裡的錢。「如果沒遇到柯老師，我不可能這樣。」

其他同學到一般學校就讀常遇到明眼同學有參考書或課外讀物的情況，柯老師知道他們的需要，於是利用課餘時間幫忙把這些書籍打成點字。消息傳開後，她常常收到學生要求點譯的信。「尤其是柯旗化的《新英文法》，因為那是最流行的工具書，這種苦差事把柯老師弄得忙碌不堪，後來校長知道就要求其他老師幫忙畢業生點譯。」

當時惠明的畢業生離校之後仍然「依賴」母校，因為以前就學時的環境就像大家庭，老師像父母，在外面遇到的委屈、挫折或不適應，不會跟家人說，但都會回學校跟老師說，好像老師對學生的照顧是理所當然的。柯老師尤其熱心，常常疲於奔命。

柯老師退休後回到台北，嚴燕鳳也在台北工作，師生常有聯絡。當時柯老師家住土城偏遠的地方，為了方便洗腎，她接受建議到台北買一間套房。「她東湊西湊，錢湊得很辛苦，這時我才知道她身上的錢不多，因為幾乎都花在學生身上。」

柯燕姬在惠明學校的學歷最高、薪水也最高，退休時的月俸高過6萬。「可見她花在學生身上的錢有多兇！」

嚴燕鳳曾經建議柯老師該為自己著想，不用一直給，更何況盲生念大學的學雜費很低，甚至全免，而且學校、教育部和社會相關機構提供獎學金的機會增多，大部分的大學生可以為自己的生活打算。「但是柯老師說，這是我對他們的『承諾』。」這「承諾」只是柯老師曾說：「你們將來上大學，我會盡可能解決你們的生活費，大家不用為錢操心，安心讀書……」並不是承諾每個月會給大家多少錢，但她因為這樣的承諾，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不自由。

有一天，柯老師拜託他一件事，「她拿一筆錢給我，要我轉給一些正在念大學的同學，5千、1萬不等，後來我才知道她這幾十年來，大學註冊前後，都供應學生生活費，沒有間斷。」嚴燕鳳強調說：「她的學生不是只有兩、三個而已喔！」

集體退費，柯燕姬不從

小嚴燕鳳20歲的余信峰就曾收到嚴燕鳳轉交柯燕姬老師給的獎學金，那年他是大一的新鮮人，與同班的四位盲生一起收到一人1萬塊的註冊費。

余信峰等人收到錢後有些不安，因為他們都屬於「重度視障」，身心障礙制度的規定是「凡重度視障者，學雜費一律全免」。且當時他們聽說柯老師的身體每況愈下，看病需要費用，決定集體退錢，不過沒有成功。柯老師說：「不用繳學費就當生活費用吧，大學生應該很需要一些花費，拿去用，好好做人，用功念書。」他們連番拒絕，最後恭敬不如從命，收了「獎學金」，而且連續收了四年；正確的說法是，柯老師堅持給四年。

這群同學在某一年的教師節約柯老師出來吃飯，他們心想，總要當面謝謝老師，猜想柯老師應該會賞光。

柯老師果然給面子，但就在吃完飯買單之際，櫃台卻說柯老師已經付過錢了，「我們真的很驚訝，我們根本不知道她什麼時候付帳的，那家店的環境她也不熟呀！」余信峰說，「她是那種很怕學生花錢的老師，當她的學生是前世修來的福氣。」

幫助不認識的學生

不過，不是只有當柯老師的學生才有這福氣，連不認識柯老師的學生也享有同樣的照顧；目前服務於台中啟明學校的羅鎮城老師是屬於「不認識」柯燕姬卻接受她「獎學金」者，「空中相識」的時間始於他念小學五年級。

羅鎮城是國內第一位進入國中的「走讀生」。他不念一般盲生就讀的「啟明」學校，而是念一般學校，這讓他成為全校唯一的盲生。

當時的「走讀生」在視障界是一大新聞，因為他無法念一般同學的課本，看不到黑板上的字，甚至上課前還需要有「前置作業」，例如將課本做成「點字」。對於「走讀生」，教育部都會派「巡迴輔導員」從旁協助，這位輔導員曾到惠明學校實習，因而與柯燕姬老師結識，他擔心羅鎮城小學畢業後可能不適應一般國中，於是安排他到惠明短暫念了一個禮拜，最後還是決定轉到一般國中就讀──羅鎮城僅僅那一個禮拜與柯老師在同一個學校而已。

羅鎮城考上淡江大學歷史系，註冊之前，輔導員就拿5千塊給他，「這是柯燕姬老師給你的。」

視障界都知道柯燕姬是個很好的老師，「可是我們不認識呀，她為什麼要給我錢呢？」輔導員說：「你就收下吧，她一向喜歡幫助別人。」沒想到第二學期柯燕姬照給不誤，從此，柯老師對他的贊助始終沒停過，直到大學畢業。

那一筆錢在當年確實很好用，幫助他解決四年大學的學費。

羅鎮城畢業後到惠明學校任教，與柯老師成為同事。羅鎮城娶了一位明眼老師，夫妻倆對柯老師極為敬重，不論假日出遊或到大賣場買東西，都會問一下柯老師是否願意同行。「我實在太感謝她了，但想得到的回報方式，僅僅如此而已；因為她非常客氣，凡事自己來，從不願意麻煩別人。」

點譯《六法全書》

目前留學德國，且為法律系博士班候選人的劉文哲跟羅鎮城一樣，也是沒有見過柯老師卻間接受惠的學生之一。

61年次的劉文哲在1984年就讀於南投水里興隆國小時，因元旦表演「八百壯士」話劇，為了演出效果，表演中增加了火藥味，沒想到火藥爆炸，炸傷他的右手臂和雙眼，遂進入台中啟明學校就讀。

劉文哲念書期間對法律產生興趣，1990年大學法律系開放視障生就讀，隔年他便考取中興法商學院。「有一天，我到中央圖書館借書，意外發現《六法全書》點譯版，欣喜若狂。」他是大學開放招收視障生之後的第一個全盲學生，點字版的《六法全書》對他幫助非常大，也協助他度過第一年就學的困難和障礙。「我後來才知道那是柯燕姬老師為學生點譯的。」

劉文哲沒見過柯燕姬老師，但台中啟明和惠明學校都在台中，兩校師生即使不認識，也不陌生，更由於她留美碩士的背景還有很棒的英語教學，她的名氣在視障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我可以想像她當年製作這本《六法全書》有多麼辛苦，我覺得她精神可佩。」

柯燕姬當時為什麼要點譯《六法全書》？她說，在美國留學時就知道很多盲人當律師，因為她在美國留學時發現，美國有很多盲人律師，但當時台灣連法律系都不讓盲生就讀，她不氣餒，打算先把它翻譯成點字。「也許有一天，視障生用得到。」但在這之前，大學並未開放視障生就讀法律系，「我只是未雨綢繆，因為視障生能念的書實在很有限，《六法全書》是工具書，可以幫助將來對法律有興趣的人。」

《六法全書》有一萬多頁，柯燕姬忙不過來，拜託學校的王明理老師（後轉至台中啟明任教）協助。當時她剛到惠明學校任教，眼看著柯燕姬老師一人點譯覺得很辛苦，她因為也有心為盲生翻打沒有點字版本的專業書籍，因此柯燕姬找她協助時，她一口答應。

兩位老師每天利用下班的空閒時間翻打點字書，寒暑假更是全心投入。這段期間王老師的母親住院，但為了趕進度，她帶著打字機到醫院打字陪母親，態度令人感動。

從1982年開始，共花費六年的時間，點字版的《六法全書》終於出爐。一套總共有30幾本、3萬多頁；除了啟明學校外，國家圖書館也有一套，提供給就讀法律系或對法律有興趣的盲生使用。

劉文哲說，他大一借閱《六法全書》點字版時應該離完成日已經好幾年了，從這角度來看，柯燕姬真的是「未雨綢繆」，而對劉文哲來說也真的非常受用。

柯燕姬以留美經驗說，盲人所面臨最關鍵性的挑戰是如何成功地掌握語文工具；不能成功地掌握語文工具，一切吸取知識和學習技能的努力都難以達到目的，這對台灣盲生來說也不例外。

一席話，終生受用

目前任教於台中啟明學校的郭孝宇對柯老師最感念的是她的「一席話」。

柯燕姬是郭孝宇就讀惠明學校時的英文老師，她重視學生的英文發音，常利用課餘時間跟學生對話，為了讓學生的英文程度比別人好，她自動加上很多英文課，郭孝宇說，當時年記小，心裡總是嘀咕著：「幹嘛一大早要上英文課，白天要上英文課，晚自習又要上？」

直到有一天柯老師向大家道謝：「別以為我用課外時間幫你們加強英文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其實，你們願意花時間讓我教導，該是我來感謝你們；因為，學習本身也是很辛苦的，在教你們的過程，我也從你們身上學到很多知識。我想，如果下一屆的學生能像你們那樣，願意讓我課外輔導的話，我會教得比現在更好，因為，是你們讓我學習與增加教學知識與技巧！」

直到他自己當老師時，社會已經普遍存在一種為自己的「權益而奮鬥」的現象，而校園的老師對自己辛苦教書，會希望學生要懂得「報答」或「感恩」，再對照之前柯老師處事低調，「柯老師絕對不懂得替自己著想，只知道自己想做什麼、該做什麼、能做什麼，至於能有多少的回報與酬勞，絲毫不在意，要她去爭權利，簡直比登天還難！」

郭孝宇說，被柯老師教的那幾年，他受惠最深的不僅是英文基礎打得好，而是柯老師對人、對事的態度；「她從來不覺得自己『額外的付出』叫做『犧牲奉獻』，而認為『理所當然』，甚至心存感激被教的學生呢！」郭孝宇記得柯老師的好，也激勵自己向柯老師學習，對他來說，「她是一個模範、一個榜樣。」

講授性知識，作風開明

廖志萍對柯老師有一段很特別的印象──健康教育老師。那年他念國一，全班都是男生，遇到第13章、14章講述兩「性」問題的時候，他們私下猜測，這位女老師應該會像某些老師一樣直接跳過去。「沒想到她照教不誤，完全沒有隱諱地告訴我們保險套，還有女生生理期『衛生棉』和『衛生條』的使用方法，她準備這些東西給我們摸哩，還強調台灣女生偏好用衛生棉，但美國女生偏好用衛生條……」柯老師這麼詳細介紹這兩章是因為，將來他們都有機會交女朋友、結婚，每個女孩每個月都會遇到月事，所以希望他們特別關心另一半──這些內容在保守的惠明學校算是特別的，但志萍回想起來，覺得是最健康的態度。

平常柯老師除了上課之外，還很關心他們課業以外的問題，他們也常跟柯老師反映。志萍說，惠明的伙食不差，但有一陣子「退步」了。大夥連番數落負責伙食的一位小姐，希望柯老師代為轉告；但她的個性一向不批評別人，不過第二天早上第二節下課時，學校就廣播要每班派代表去領包子，「原來是柯老師自掏腰包買的，而且全校都有，後來變成了常態，我們三不五時都可以吃到柯老師請的點心。」

志萍接著說，其實他在國小時候就認識柯老師，因為常常吃到她送給大家吃的東西。

不過柯老師自己吃得很少，她有幾次上課暈倒的紀錄，這跟她過度操勞，還有飲食太少有關。

一張機票，一世恩情

目前仍在美國修博士論文的江英傑曾被柯老師教過一年，他念一般小學，但因患有先天性青光眼，國二就看不到了，轉到惠明學校，柯老師就是當年教他點字的老師。

江英傑說，柯老師發現他的資質很好，但摸讀速度很慢，於是教他「二級英文點字」，就是一些英文縮寫，而每個縮寫都有其代表符號，例如 international 有13個字，在「二級英文點字」裡，in有一個符號代替，er也有一個符號代替，ation也是，所以縮短了摸讀的速度。「我剛開始不覺得有用，但上了大學、研究所需要大量閱讀英文時，速度變得很快。」

江英傑1990年到美國留學，雖然已經有了電腦等電子設備，但他想起三十多年前柯老師隻身赴美時只有打字機，「實在差太遠了，但她還這麼努力，我至今佩服她的，是她的精神和毅力。」

江英傑出國時的經濟狀況不頂好，柯燕姬送他一張機票當作鼓勵，他感激至今。

一堂代課，永遠好友

楊錦鐘也是柯燕姬的學生，但是「她只帶我們一堂課」，那是柯燕姬還念東海大學的時候，楊錦鐘的點字老師因故缺席，改由柯燕姬代課。「我對她的第一個印象是聲音很好聽、感覺很有氣質。」一堂課匆匆過去了，有一天他到宿舍找老師剛好遇到柯燕姬。「我當時很訝異，為什麼老師吃的東西那麼差，比我們還糟？」當年的他們還常有機會吃牛肉罐頭，但柯燕姬只吃一點點的食物，而且是單一食物當作一餐，他才知道原來她很節儉。

楊錦鐘對柯燕姬有很多聯想。當年他家裡窮，吃不飽，穿不暖，但惠明的伙食很好，常有善心人士送東西到學校給孩子吃，過年過節有禮物拿，有新鞋穿，老師三不五時噓寒問暖，所以寒暑假他都不想回家面對殘酷的現實生活，寧願待在學校幫老師做事，直到他國中畢業到潭子加工區上班，惠明的老師還幫他準備中午的便當。每個老師都把畢業生當在校生一樣照顧，當然包括當時的柯老師。「我知道那是惠明的愛心傳承。」

離開潭子北上工作之後，校友們成立一個「愛心聯誼會」，固定捐錢回饋學校。柯燕姬知道後主動與他聯繫，表示聯誼會若有需要，她願意出錢略盡棉薄之力，從此他們經常電話往來。「她常在電話中鼓勵我！」

柯燕姬大楊錦鐘10歲，他們無話不談，「我唯一不能說服她的就是，請她對自己好一點，因為她都想到別人，身上一有錢就想到誰沒錢，連我，都已經到社會工作了，她都想說，我是不是把錢捐出去了身上沒錢。她對周圍的人都一樣，這種人在台灣罕見，是奇蹟。」

我問她為什麼對學生這麼好？柯燕姬說：「我從小就被別人關心，我一直想回饋，但我的一生有限，他們對我的恩情我未必能回饋得完，所以我只有幫助別人，這樣他們才能繼續幫助別人，這種衍生的力量將會無限。」

（本文取材自《盲鬥士──柯燕姬傳奇》一書第202～215頁，感謝「寶瓶文化」慨允轉載。）

柯燕姬的父母都是彰化人，爸爸在當地是有名的醫生，和別人合開一間診所，每週固定到台北進修。她的祖母知道父親是塊念書的料，為了籌學費供他念書，自己吃了不少苦頭。父親為了擴展醫術，帶著老大和太太一起到北京行醫。

父親行醫，童年在北京

柯燕姬在家排行老二，她2歲時，弟弟出生，6歲時妹妹出生，他們都生在北京，加上左右鄰居的小朋友不少，她的童年玩伴其實很多。

「我對5歲以前發生的事，大多是從鄰居和長輩口中知道的。」據說，她父親在北京的應酬不少，有一天出門前，母親告訴他當晚可能會生，希望他早一點回來；父親雖然如期提早回家，但喝了一點酒，一沾枕就呼呼入睡。晚上11點左右，母親把他搖醒，他有點神智不清，迷迷糊糊的，但還是順利的完成接生手續，當他定神，發現是個白白胖胖的小女孩時，非常高興，為她取個暱稱叫「大胖」。

她印象中的爸爸個子不高，和藹可親，尤其疼她。她任性、鬧脾氣，一不高興就躺在地上，父親都依她，從不說一句重話，極度包容；家人猜測這可能是父親對女兒「補償」的一種心理。

「大胖」2歲以前的發展跟其他小朋友完全相同。她的眼睛能夠辨別東西，也分得清生人和熟人；她很早就學會說話，而且愛唱歌，隔壁鄰居有位太太在小學教書，常教她唱一些學校教的歌，她跟著哼哼呀呀的，親友都說：「好聽極了！」但兩歲以後，家人發現她拿東西時得靠摸索，玩具掉了好像也找不到，母親發覺異常，立刻把她送到眼科醫院檢查，醫生當場斷定她的眼睛有缺陷。至於是什麼缺陷，身為醫生的父親安排她住進一家頗為高級的醫院，動用很多關係找來名醫診治，包括外國醫生，但都找不出問題的癥結；從事西醫的父親連中醫也找來，她在醫院住了一年半，仍然查不出原因。

鄰居的小朋友許久沒看到她，都知道怎麼回事了。不過，他們很善良，從不對她另眼相看。出院後，他們仍然在一起玩很多遊戲，例如拍球、扮家家酒、捉迷藏。有一次大家玩嫁娶的遊戲，她當新娘，坐在一張小凳子上，四個人抬著她出嫁，好不風光；不到一會兒，他們不小心失手，她從小板凳上摔了下來，摔得哇哇叫：「好痛喲！我不玩了啦，我不要嫁給你！」那時候擔任新郎的弟弟卻說：「哼，我才不要娶瞎子呢！」

家境富裕，老人討乞

柯燕姬從小愛漂亮，這跟母親有關。她母親長得非常標致，注重打扮。有一次她趁母親不在的時候偷偷把門關起來，拿起母親化妝用的粉，學著化妝，但一個不小心，把一盒粉撒得滿地都是，她很害怕，用手把粉放進盒子裡，卻總是撿不乾淨。於是她趕快拿一塊布把它擦一遍，心想，這樣乾淨了，母親一定不會發現，沒想到母親一進臥房就發現有人動了手腳，馬上猜到是她，一直喊著她的名字，她看苗頭不對，拔腿就跑。

她在北京過得很富裕，父親當時在一個部隊裡擔任醫務處長，家裡除了有三、四個女傭外，還有兩個負責對外工作的勤務兵幫忙，上上下下的人都在父親的影響下，當她是寶貝。

印象中的北京經常吃麵食類的「窩頭」，「你知道什麼叫『窩頭』嗎？」我不知道。她有點興致，開始敘述：那是一種用麵粉、玉米粉、黃豆粉、糖、水等材料攪拌的食品，用手捏成上尖下圓約三、四公分大小且底部中空的形狀，「像金字塔形，我們小孩都說是小窩頭。」窩頭放入蒸籠大約蒸個十幾分鐘就可以吃。據說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時，慈禧倉皇出逃，途中又飢又渴，兩天沒吃東西，百姓端來窩頭，慈禧讚不絕口，一邊啃一邊說：「好吃，好吃！」回京城後便要御膳房做窩頭；後來窩頭成了慈禧晚年最愛吃的一種小點心。她記憶裡，傭人常嚷著要他們吃窩頭。

住家附近常有乞丐到她家裡要東西吃，他們吃不完的窩頭就留起來，等乞丐來時分送給他們。「我現在還記得那時有個老公公，拿著一根柺杖，好像每走一步路都很困難，看起來特別可憐，我每次看到他來，就把自己留的窩頭統統拿給他吃，他說很好吃，我就請他每天中午都來，那個老公公聽了非常感動，我也很開心。」

搭船返台，沿途風光好

1946年，她6歲，母親生下妹妹，一家人都很高興，那時台灣已經光復，家人決定重返家園。其實在北京時，她就常常聽父親提起祖母，當時正逢抗戰，回不了台灣，但爸爸很思念台灣的家人，有時候講到自己的媽媽都哽咽得快哭了；所以台灣光復後，他迫不及待想回家。「我聽媽媽說是在五月天，春夏交接之際，我們一家人從北京搭船回台灣的。」

那是她生平第一次搭船，雖然年紀小，但對船還有印象。「船很大很大，但走起來搖搖晃晃的，感覺很新奇。」她和哥哥、弟弟都在船上玩得很開心，有時他們拉她到甲板上看海，但她總是看不到海，只好悻悻然地回到船艙裡；媽媽因為暈船，一直躺在床上。

這趟行程一共11天，其中在青島停留一天，就在這一天，她爸爸頭痛得很厲害，當時沒人注意這件事，因為舟車勞頓，幾乎忽略了他；他也因頭疼而很少出來。

但快抵達台灣時，船上的人都搶著奔上甲板眺望遠方的台灣島，爸爸也難得走到甲板上，跟大夥一起高興地、大聲地喊叫，還拍拍她的肩膀說：「大胖大胖，那就是台灣島，你看到了嗎？」那時的她還有一點視力，順著爸爸手指著的方向，看到一塊像陸地的地方。心想：「喔，祖母就住在那裡！」

柯燕姬回憶說，爸爸很孝順，抗戰期間，台灣和北京無法通信，每年吃年夜飯，他都會因為太思念家人而掉淚。

父親病逝，家道中落

他們從基隆港下船，轉搭火車回到彰化老家。

回家後，爸爸的頭疼劇烈發作，她經常晚上聽到爸爸呻吟的聲音而不知所措，她細心地撫摸著爸爸，心裡很難過；爸爸在床上常喃喃的說：「我快死了。」家人聽了淚如雨下，頻頻安慰：「你不會死，過幾天就會好起來。」

很多人來看爸爸的病，送了一些水果來。有一天，爸爸拿一個蓮霧給她吃，她在北京從來沒吃過這種水果，若在平時，一定會高興地品嘗，但那一天她卻難過得一口都沒吃。

回到台灣第五天左右，家人為爸爸請了一位大夫到家裡看病，大夫說，他的情況很嚴重，要立刻送到醫院開刀，後來發現他後腦長了一個瘤。

在醫生的建議下，爸爸被送進醫院開刀，從此沒有再回家。「我聽祖母說，爸爸死前15分鐘一直喊著『阿母，阿母！』是流著眼淚走的。醫護人員用一張白色床單蓋住他全身，家人眼看著爸爸被抬走，攔下來，幾乎哭倒在他身上；祖母說我哭得特別厲害，後來被許多人抱住才讓爸爸走。」但小小心靈已經領悟到，在這世界上，已經失去一個最愛她的人了。

爸爸走後，家境大不如前。母親只好外出工作，把家裡的四個孩子分別送到親戚家暫時收養。哥哥因為要上學而留在彰化市的祖母家；她和弟弟、妹妹則寄住在彰化縣水尾的外婆家。

母親找到的工作是擔任彰化女中校長的翻譯，依規定住宿。

當時台灣剛剛光復不久，地方上的語言很亂；受日本教育的說日文，說台語的不會說國語，她媽媽通日、國、台語，便成了翻譯的最佳人選。當時的校長是外省人，有時候說的話師生聽不清楚，例如週會時，她就得把校長濃濃的外省口音用台語或日語和普通的國語解釋給學生聽；而求見校長的地方政要，有些人說日文，有些人說台語，她也得翻譯成國語。

其實她媽媽在國小只念了三、四年，與大學畢業的爸爸學歷差距甚大。在北京時，爸爸特地為媽媽請一些家教到家裡教她念書，偏重說和寫，幾年下來，練就她的國語說得很溜。

寄人籬下，學會容忍

母親只有週末回家看他們，都會帶來好吃的東西，但到了星期日下午就必須回彰化女中。每次分開時刻，弟妹都嚷著媽媽不要走，有時候，媽媽會趁他們不注意時偷偷溜走，當他們發現後就大哭一場。有一次，媽媽剛跨出大門，就被她和弟弟發現了，他們緊緊拉住媽媽的衣服，媽媽只好騙他們說要換一件乾淨的衣服再走，弟弟比較聰明，要她先看住媽媽，但最後他們都被大人強行拉開。

失去父親後，柯燕姬變得沉默寡言。和村子的小朋友一起玩時，他們常常罵她是個「瞎子」，她就躲在角落裡哭。那時候，村子裡和她一樣大的孩子都很會做家事，有的甚至會照顧弟妹或煮飯洗衣；但她什麼都不會，因為以前在北京有很多傭人，根本輪不到她做事。

這裡的小朋友和北京也不一樣。有一次她和鄰居的孩子一起玩沙子，可能是玩得不太投機，吵了起來，其中有一位小朋友竟罵她：「活該，沒有爸爸又瞎眼！」她一氣之下往外跑，向一個山坡跑過去，想去找爸爸的墳墓，走了好久遇到一位老先生，她問他怎麼走，那位先生了解她的狀況，費盡口舌把她帶回家。

對於眼盲，她還記得另一件事。有一天，她和外婆用肩膀共挑一桶水到菜園裡澆菜，那一條小路的左邊是一條大河，村莊裡的婦人都在大河洗衣服，因為她個小小，重心不穩，走著走著，一不小心就掉到大河裡。她害怕極了，抓住河畔的青草，幸好沒溺水，外婆緊急把她拉上來，她沒受傷，卻大受驚嚇，當天晚上，她發著高燒，夢囈著，覺得整張床都在搖動似的，還不時喊著：「我掉到河裡了，我掉到河裡了！」親戚們都說她得了瘧疾，外婆請來一位醫生，打過針吃過藥後，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她在外婆家住了一年多，寄人籬下的環境中，她學到了謙讓和容忍，無論遇到任何不愉快，都不會向人說一個字。有一天她一個人在家，不禁想起過世的爸爸，就大聲哭起來，後來聽到外婆和弟弟回家的腳步聲和說話聲，趕快擦乾眼淚，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村子裡和她一樣大的小朋友都上學了，不過念書的大部分是男生，因為那還是個「重男輕女」的社會，女孩大都留在家裡幫忙做家事。男生放學後常跟她們說一些學校的事，例如做體操、寫黑板、打板擦兒、跟老師一起念課本、寫字……，她很想念書，但村裡連明眼的女孩都沒有機會，豈會容許一個看不見的孩子？「我知道北京有盲校，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她一直有這個疑問。

入盲啞學校，欣喜若狂

1948年9月初，母親到台北辦事，她的一位朋友林太太剛好認識「台北盲啞學校」教聾生的老師劉惠英，「我媽媽在她的建議下，決定把我送到那兒讀書。」

柯燕姬清楚描繪這關鍵性的一天所發生的事。「我記得那天我正在外婆家吃午飯，舅舅收到媽媽的信，我放下碗筷跑過去，舅媽接過去拆開來，把信的內容念一遍給我聽，我一聽到自己可以上學，高興得手舞足蹈。『喔，我可以念書囉！我要到台北讀書囉！』又叫又跳，我還特地到很多小朋友的家跟他們說：『我可以上學囉！』他們半信半疑，直到祖母特地帶我到文具店買上學該用的鉛筆和筆記本他們才相信。」

過幾天，她爸爸生前的好友林叔叔到家裡準備接她到台北念書。她記得那天的午餐特別豐富，但她的食量卻只有平常的三分之一；吃完飯後，鄰居的小朋友都到她家送行，客廳裡充滿著濃濃的離愁。她想到即將離開親人和小朋友們，突然覺得感傷。

飯後，她準備行李時，林叔叔把鉛筆和筆記本拿出來說：「這些不用帶！」她很納悶，讀書不是都要鉛筆和筆記本嗎？鄰居小朋友念書都有這些啊，沒有這些怎麼念書呢？但林叔叔執意不用帶，她感覺很遺憾，只好拿出來。

他們從彰化搭「慢車」到台北，一路上，她默默的想著未來的事：學校是什麼樣子？跟彰化水尾的小學一樣嗎？有沒有做體操、擦黑板、跟著老師大聲朗讀？老師是很兇還是很溫和？小朋友會跟我一起玩嗎？住在學校，誰會照顧我呢？

坐了好久的車，好不容易到了台北。一下車，她就看到媽媽，原來媽媽早已經在火車站等著她了。

隔天早上，媽媽帶她到劉惠英老師家，那時劉老師正巧要到學校，就把她交給劉老師。離開時，她看到（當時她的眼睛還可以模糊的辨別東西）媽媽流著眼淚，她心裡也很難過，難過的心情幾乎掩蓋入學的喜悅。

她跟著劉老師到了學校，劉老師把她帶進一、二年級的教室（盲生人數少，低年級合在一起上課）裡，和一位正在上課的女的盲老師打聲招呼後，拍拍她的肩膀就走了。這是她受教育的開始。每次柯燕姬跟別人談到這一段，都對林太太和劉惠英老師感激不已，視她們為一生的貴人，令她終生難忘。

採訪後記

劉小萍（柯燕姬的好朋友）返美後，我單槍匹馬赴會幾次。柯燕姬果真住進了（台北縣三芝「雙連安養中心」）單人套房，也有看護照顧。

「柯老師您好，記得我是誰嗎？」

「我記得，你好。」

「今天外面出太陽，帶你出去走走，好嗎？」

「不用，謝謝。」

每一次見面，我們幾乎都先上演一段上述的對話，然後我再說明希望訪談的目的，她有時說：「我今天狀況不好，不方便。」有時說好，但最多聊不到5分鐘，還有一次輕聲問了看護，「她走了沒？」我只好自己找台階……。這讓我十分受挫，也開始質疑自己的堅持。

從我家到安養中心，來回得花4小時，常常待不到10分鐘就離開，有時是她需要休息，我被迫離開；有時是談不上話，自己離開。我持續一個星期一次造訪柯老師近一個月左右，幾乎沒有收穫。

有一次離開安養中心搭公車返回台北時，我因心神不寧搭錯了車，在偏僻的台北縣我心生恐懼，急著問司機路況，他竟不耐的回我，語氣充滿敵意，我下車後心茫茫，無端地坐在陌生的站牌下，不由自主地啜泣起來。當晚我孩子氣的告訴志萍（廖志萍為視障者，是柯燕姬的學生）：「我不想寫了。」志萍很失望，他說：「如果你不寫，應該沒有人願意寫了，她的故事不寫出來真的很可惜。」志萍的話似乎帶給我另一股力量，我隱約覺得這是一種使命。志萍為了協助我，給了我一個重要線索，她叫周榮惠，是當年和柯老師一起教盲聾啞生的老師，也是當年和柯老師在惠明盲校一起教書的室友。

我很幸運的聯絡到她，更幸運的是她提供一個非常關鍵的資料──當年柯燕姬從美國留學回國時，聲名大噪，《婦女雜誌》做了一份她的專訪，內容豐富，還影印一份給我，我簡直如獲至寶。

這篇名為⟨柯燕姬的心路歷程⟩，自1972年5月開始刊登，一共刊登十期。引言上說：「她不是中國的第一位盲女，卻是中國的第一位盲女碩士，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子。她接受了本刊的建議，每天對著錄音機講自己的奮鬥故事，由本刊編輯翁秀琪記述，逐期連載。」

由於她寄的內容不完整，於是我到中央圖書館找到四十年前的雜誌，並影印全部內容，我就拿這內容當採訪的基本資料，這一趟我去安養中心時，有了實質的收穫。

「我先謝謝你願意寫我的故事，但我說實話，我的人生實在沒有什麼可以供給別人參考的；如果有一點點，也不值得張揚。」

「您太客氣了，我知道您花了很長時間在盲聾啞生的教育上，光這一點就彌足珍貴。我希望讓別人知道，即使盲聾啞生也有接受教育的權利，這一點沒有人可以剝奪，而且值得教育部重視。」我的這一番話大概打動了柯燕姬，她頻頻點頭稱是，而且強調盲聾啞教育的重要性。最後，她說，你要寫可以，「但你只能寫好的一面，不能寫到別人不好的，尤其是你採訪到其他人寫到別人的事情的時候更要注意；我可能很快就會離開，我走就走了，但那些人都還在世上，如果你寫的內容對他們造成困擾，他們以後的日子將一直受到干擾，這不是我的原意。你可以答應嗎？」這番話大概就只有我聽得懂了。因為她旁敲側擊，知道我採訪到一些消息，這消息有一小部分是說她在某些事情上受到一些委屈，她強調自己沒有委屈，不想影響他人；從某些角度來看，算是跟我「交換條件」。我同意了，她也同意了，再下一次與她正式訪談時，我嚇了一跳。

她穿著套裝（在這之前她大部分時間穿睡衣），略做打扮，端正的坐在椅子上，在我們之間貼心的擺了一張茶几，並請看護為我倒一杯咖啡，允許我使用錄音機，相當正式的進行訪談，看得出她對自己故事的慎重。

「穿得好漂亮啊！」我忍不住讚美她，她說是妹妹買的，住在台北市的兩個妹妹常常輪流來看她，她們和其他兄弟約好，最好分散時間探望，才能讓她感覺時常有人來。

（本文取材自《盲鬥士──柯燕姬傳奇》一書第36～50頁，感謝「寶瓶文化」慨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