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大運開幕典禮現場，一位坐電動輪椅的年輕的身障男性周圍環饒著5-6名著黑衣黑帽的工作人員，他們以人力把這位身障者與他的輪椅抬扛上階梯。 圖／帥凱哥提供

文/易君珊

連日來，因主辦「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國際賽事」的台灣社會，掀起了一股運動的風潮，無論是場內的賽事動態，或是場外的花絮報導，都相當程度的引起台灣人的關注。世大運十二日來的各種體育競技以及文化軟實力的展現，都充分達到國際外交的作用，例如令人記憶猶新的世大運開幕典禮，便是將台灣的文化透過視與聽的藝文展演，向國際展示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充沛能量。特別是紅布毯上的「囍」字，更以「辦桌」文化，慶賀台灣躍上國際舞台的大喜之日。

世大運為台灣帶來難得的國際能見度，召喚國族主義、急速團結市民的向心力，紛紛讓海內外的台灣人激動地發出「令人驕傲」、「跪哭著看完」、「台灣妳是我的榮耀」的心聲，不僅讓選手無後顧之憂的在家比賽，更是喚醒國人對台灣的榮譽與自信。然而，這樣迅速集結與召喚的市民榮譽與國族主義，雖團結、凝聚了彼此，但也抹除了社會中的矛盾與歧異的個體存在。且由幾件攸關身障者的新聞說起。

身心障礙議題在世大運的身影

世大運精彩開幕後，關於典禮的藝術性、反年改團體的討論此起彼落。而作者身處的身心障礙社群網絡也紛紛分享自己的參與經驗；但顯然不是多麼愉快與值得驕傲的事。舉例來說，一位身障者在八月初即被告知韻律體操賽沒有輪椅觀賞區；8月18日世大運開幕前，一位使用助行器的五歲身障女童欲搭電梯卻受阻。時序進到開幕式，典禮上有手語翻譯，但不提供觀眾使用電梯，幾位輪椅和代步車的身障者皆由工作人員靠人力硬扛上階梯，更沒有輪椅可及的接駁車。一下子，世大運缺乏整體無障礙可及性 （accessibility） 的規劃缺失，頓時浮出檯面。

過去「就醫、就學和就業」是身心障礙福利政策下的三大優先主求。近年身心障礙社群對權利的集體意識高漲，並積極爭取文化參與權。除障礙社群以外，非障礙者／直立人(1)也逐漸從傳統、單方面的父權慈善福利照顧模式，修正為以人權概念來切入身心障礙議題。但長久以來，台灣受到健全主義（ableism）霸權的影響，(2)一般民眾是否能從權利意識的角度來同理障礙者的社會處境呢？

一篇名為〈彰顯國力的世大運，也暴露了對身障者的歧視〉的文章，作者石明謹用淺顯易懂的實例講述尊重多元文化的意義；文章指出文明國家的水準即可從社會大眾對障礙者的態度，以及無障礙落實的程度可見。此文章立刻引發熱烈網路輿論，但輿論大多認為此事件與「歧視」無關，並要求作者「用字需再精確」。

障礙者是長了青春痘、見不得人的小媳婦？

「歧視」一詞引來眾多人的反感，甚至驚恐地認為作者怎麼可以「先」用歧視這帶有「惡意」的字眼來指控。只是「不夠友善」，不是「歧視」；只不過是「教育訓練不足、規劃動線缺失、違規」，都不是「歧視」。頂多就是「忽視和漠視」，但也還是「不是歧視」。

網路輿論質疑障礙者是否「要求太多」、是否有好好「用善意」來和工作人員溝通。有網友相信若障礙者自己有表示誠意、「用心」溝通的話，工作人員一定可以「破例」讓障礙者搭電梯。認同文章指出的歧視現象的讀者們，也招來其他網友指責「過度解讀」的批評；作者也被冠上有「被害妄想症」的病情。

不少人當起國文小老師，請作者和幾位障礙者不要激動，認為不該「濫用歧視」這沈重的字眼，建議應採用「和善」的修辭法、避免在國際賽事其間「起哄」、「讓台灣丟臉」。無障礙的需求，本來就是台灣長久欠缺的全民基本人權，但這訴求卻被視為一顆不聽話的、即將要化膿爆破的青春痘，玷污了台北市與台灣辦喜事的美顏。

在身心障礙社群與世大運的輿論衝突中，雖然過程艱險，然也製造一個面對問題的契機：世大運缺乏無障礙可及性的規劃問題，也是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的縮影。這篇文章希望透過障礙研究學和文化平權的角度，提供讀者一些新的思辨；不只針對世大運做檢討，也拉開視角，讓讀者可以審視並瞭解，身心障礙者每每參與公共休閒文化活動時所面對的窘境，到底為何。

健全主義下對障礙者的偏見與污名

對長期處於文化經濟弱勢的障礙者來說，生活在嚴重缺乏平權、無障礙觀念與政策體制下的台灣社會，「被拒絕」的經驗早已是無奈的家常便飯。每回各縣市政府舉辦大型活動時，既使事前和當地政府的身心障礙權益委員小組承諾無障礙已準備好，但只要活動一開跑就會發現，主辦單位原來又是長了長鼻子的皮諾丘。政府長期帶頭做錯誤示範，造成其他民間組織在舉辦公共活動時對「無障礙」進而冷感，導致民眾持續帶著錯誤的偏見看待身心障礙者。這一次，世大運也不例外。(3)

「無障礙可及性」（accessibility） 指的是提供軟硬體設施設備或人為協助等，讓使用者能夠通行無阻地使用、參與。很多人誤以為「無障礙」一詞中有「障礙」兩字，就狹隘地定義「無障礙」只是給身心不方便的障礙者，無法讓其他族群廣用。事實上，無障礙的必要性橫跨各世代，所有人都會老化、也會因意外受傷而造成短期的失能。究其實，台灣社會對無障礙的片段認識，主要來自過往，受到醫療模式、傳統道德、因果關係等觀念的影響——障礙者長期被視為社會的負擔、是等著被施捨和救助的對象。

一旦無障礙設施被指認為「身障者」專屬的需求後，將會使這些「合理」的需求，專殊化為特定需求的偏狹想像。例如，當本意是「所有有需要的民眾都可使用」的電梯、捷運座位被鑲上「博愛」兩字，當斜坡道被特殊化成「行動不便者專用」時，不管是身心有沒有損傷的人，只要用了這些設施免不了會遭受他人的目光，並進而使「無障礙」成了污名建設。

但，當世大運開幕典禮時電梯只提供給選手、教練、裁判等內部工作人員使用，這時無障礙電梯卻成了健全者的貴賓專用道，真正有需求的觀眾卻被阻擋。更有甚者，工作人員扮演起醫療鑑定者，認為使用助行器的小妹妹的身障程度還「不夠嚴重」到要搭電梯。原來，主管機關承諾的無障礙，是做給好手好腳的健全體育人獨享的。

多年前舉辦花博前夕，民間團體指出花博場館無障礙不及格，有人說花博主角是花卉，不是障礙者。國家級的表演藝術場館整修時缺了無障礙的規劃，受到障礙者抗議後，音樂人網友表達「兩廳院是『專業』表演廳，怎麼能讓你們這樣亂搞 （指增加輪椅席位）」。這回，不少網友認為世大運都有工作人員「在幫忙」了、不要亂牽扯障礙者被歧視一說。賞花、賞藝術、觀看體育賽事皆是人民基本的休閒活動，若只有所謂的「正常人／健全人」才能順利無阻地進入場館參與，而障礙者只因身體有損傷（impairment）必須使用代步輔具時，就會遭到排斥；而身障者個人也必須作出額外的「努力」 （如，一般健全人可選擇坐接駁車，但使用代步輔具的人只能靠自己到達目的地）？這樣的差別待遇，若不是健全主義產生的歧視，那是什麼呢？

難道，為了要表現「愛逮丸」，在世大運的場合就不準指出無障礙做不好的事實、也不能夠正視身心障礙者的文化參與議題嗎？這般「噤聲」如鳴人堂主編許伯崧的分析： 為了避免在國際舞台丟臉，長期存在的問題「在國際盛事時不要是問題就好……國族主義下的面子之爭，爭的就只有賽事期間的那張滋潤光滑的面膜而已，面膜底下，盡是潰爛。」

拒絕假友善：無障礙是人權，也是法規

身心障礙者比一般人更頻繁地經歷肉體上的疼痛、疾病，而缺乏社會模式（social model）觀念的政策，導致障礙者生活充滿阻礙(4)。從心理層面來說，障礙者的存在象徵的是「不方便」、「需要靠別人幫忙」、「痛苦」，甚至是「死亡」。也因此，障礙者的現身提醒了一般「健全人」潛意識裡對未來必定會面臨失能、失去自主的恐懼與焦慮。

台灣社會重人情，多數人對幫助弱小絕對是義不容辭，但受到國族主義護國顏的影響，又參雜對障礙者不自覺的深層焦慮，這時輿論反問障礙者是否忘記平日「好心人士給予的幫助」（「不相信（障礙者）沒有遇過好心的人、接受過別人的幫助」）；輿論為世大運客服管理不當的事實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工作人員不一定熟悉場地」） 、恐嚇障礙者 （「有沒有想過，萬一別人不再願意幫你們障礙者，這是你們想要的嗎？」）、把障礙者當作假想敵（若讓（身障女童）家長進入，然後炸彈發生，到時這帳要怎麼算？）。最後再加一筆「大家都是為了你在想辦法……不要為難工作人員」的罪惡感放置障礙者身上。

哇，說好的「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風景到哪兒去了？若以上輿論回應是台灣社會「友善」障礙者的方法，那這份恐怖情人的愛，是集體性的、是健全人與障礙者之間的不健康、不對等的凌虐關係 （abusive relationship）。這份「愛」向身心障礙者進行情緒勒索，要求你要有所限制，我們才發現，慣性「友善」的糖衣下是掐著脖子讓人窒息的偽善。

「友善」與「愛心」為名的協助，對身心障礙者來說就像不定時炸彈；情緒勒索、恐嚇、威脅，皆是健全主義思維透過權力控制弱勢身心障礙者的心理手法。對多數台灣人來說，被貼上「不友善、沒愛心」的罪名遠大於「侵犯人權」的嚴重性。面對人權議題，我們必須先正視權力不均的現實面——亦即，提供給民眾的無障礙空間不是種好因有好報、上對下、以個人為單位的慈善行為，而是平權的具體實踐。

從活動管理、客服專業工作層面來分析，小巨蛋現有的無障礙的硬體設施如虛設，還要工作人員採人力搬運障礙者，以及其可高達百公斤重的輪椅。網友Betty Lin調侃說難道「這是『抬人競賽』的國際賽事嗎」？萬一工作人員受傷怎麼辦？加諸到障礙者身上嗎？身障者在有限的行動力之下，能否自主地「操控」身體是極重要的安全感來源。此外，輪椅就如同身障者身體的延伸，當障礙者被工作人員高抬搬運時並不會有王室皇朝被抬高轎的尊貴感，反而把更多的恐懼和不必要的「被施捨」加諸在他們身上。

身心障礙者的處境，絕對不是單次性的個案問題，而是長久累積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性的問題。在台灣，我們有身心障礙的法規保障，但同樣欠缺落實。但不管法律如何窮盡，若社會氛圍與價值觀未到位，也很難引起大眾的共鳴。2011年麥當勞的高層主管穿便衣出現在抗議人群中，反問身障抗議團的我們：「肯德基、摩斯漢堡也都沒有做好無障礙，你們怎麼不去抗議他們？」這次，護航世大運的網友們也說：「全台灣也不是只有世大運沒做無障礙啊！」這般轉移責任、拉其他人也下海比爛的思維，是無法讓台灣更進步的。

真的不是「歧視」嗎？

在這個人權意識抬頭的時代，有越來越多人重視文化平權，但重視不代表實踐，在台灣，不同社群的多元價值依舊未被嚴肅看待。

或許對有些人來說，一下子無法消化健全主義和歧視的關聯，覺得說「歧視」還是太沉重了，不妨想想，若台北市府活動為了要保障台北市民的權益，只允許出生台北地區的人可以坐最好的搖滾區，其他縣市的人只能坐在邊疆，這樣的安排還只是「不友善」而已嗎？把「非台北市的人」換成「身心障礙者」，這就是身心障礙者目前所遭受的困境。

世大運的開幕典禮結合創意與科技的使用，精湛的演出扣人心弦，然而，無障礙所需的技術並不會像舞台上絢麗的科技這麼困難，是做不到、忽略了還是是不想做呢？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但如果在國際場合指出國家的內部問題，美麗的風景竟變成壓迫的煉獄，熱情變成無情的攻擊，要你別小題大作、相忍為國。

如果我們真的沒有「歧視」，只有愛，為何不和身心障礙倡議團體攜手打造與落實真正的無障礙生活環境，讓這片土地上共同生長的障礙者、老者、少者都感受到「愛逮丸」表現中那份平權正義的愛？

那還真的只是無心之過，而非歧視嗎？

(本文轉載自聯合新聞網鳴人堂，未經授權禁止再次轉載。)

1. 非障礙者／直立人（able-bodied）：目前還沒有得到身心損傷、老化失能現象，變成身心障礙者的人。
2. 健全主義：偏好健全身心狀態的「正常人」，而透過政策、制度、社會儀式等來排除、歧視、差別對待身心障礙者。
3. 四月初，體育局主政、文化局協辦成立世大運無障礙專案小組，檢視設施與設備，即說明世大運具備「無障礙」。四月二十四日，台北市無障礙環境推動小組立即請體育局在兩週內做無障礙的報告。七月二十六日臺北市無障礙環境推動工作小組106 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體育局表示：開閉幕場館包含無障礙席位席256席、無障礙電梯2部，及設有無障礙廁所等設施，皆符合使用需求及法規規定，且田徑場曾舉辦過2009臺北聽障奧運等大型賽會……30座競賽場館已於106年5月全面完工，經調查各場館皆符合無障礙環境規範，並設有無障礙座位席、電梯、廁所等設施。
4. 如，居住在階梯式的老公寓時，身障者和年紀大的爺爺奶奶無法自行上下樓梯；缺乏易讀版本的資料，心智障礙者無法獲得資訊；缺乏手語或字幕，聽障者/聾人無法順利溝通。

（圖說：第五十一屆廣播金鐘獎入圍獎狀。白色的紙張上面有數字51，中間有放射狀的條設計，黑色的字體寫著，社會關懷節目主持人獎，余秀芷，45度角的天空，秀芷的異想世界，漢聲廣播電台，入圍105年度廣播金鐘獎社會關懷節目主持人獎，特頒此狀，以茲表彰，文化部部長鄭麗君。）

當宣佈入圍廣播金鐘獎，心裡又驚訝又開心，在這之後，我又回歸了平時的生活進度當中，一樣忙著寫稿子、在電台中採訪許多故事，直到接近頒獎日，典禮主辦與電台一些重要的聯繫與詢問中，才開始感覺到一絲絲緊張的氣氛，慢慢在我的心裡不斷擴大著。

電台的同仁阿福問我，金鐘獎製作單位想知道，輪椅的座位安排，您有什麼樣的想法？因為國父紀念館的場地，輪椅席在二樓，但是所有入圍者皆在一樓，如果讓你在二樓輪椅席，到時宣佈得獎，從二樓到一樓的路程將會花去很多時間，但是一樓的位置也有格階梯…，另外也想知道，如果宣布是你得獎，希望有什麼樣的協助？

從前看著各獎項的頒獎典禮，入圍者坐在台下，一起等待宣布得獎者的那畫面，以及宣布後，從台下往台上的那一段感動的路程鏡頭，我希望自己有機會去體驗一下那是什麼樣的感覺，因此請阿福回覆製作單位，我希望可以跟其他入圍者一樣坐在一樓入圍區，也希望如果宣布得獎是我，上台的時候有斜坡可以讓輪椅推上台去，並且將升降設備的租借聯絡方式，以及可以諮詢無障礙設備的單位電話也一併奉上，接著又在幾次的來回溝通後，阿福協助轉達我的堅持，而製作單位也表示會盡力達成。

身為障礙者，除了跟大家一樣準備著頒獎典禮當天的禮服，忙著寫入圍感言、得獎感言，另外需要多費心的，就是接受製作單位諮詢無障礙設備。

（圖說：演藝廳的座位前，製作單位製作木製斜坡，讓輪椅可以到達兩個階梯上的第一排。）

典禮當天，穿上了準備好的禮服、妝容，帶著參與一場廣播人的盛會心情，跟電台的同仁一起進入了會場，我被製作單位帶往另一個通道，走往典禮的第一排座位區，老式的座位有著一階高度，製作單位準備了一個木製斜坡板，讓我的輪椅可以推上位置區，阿福協助我推上很陡的斜坡，自己小心翼翼地在極小的空間中轉動輪椅，後退、轉彎，倒車入庫的將輪椅停入那剛剛好的區塊，壓下輪椅煞車，製作單位深怕我輪椅會滑下受傷，將斜坡板調整到我前方，多個緩衝的平台。

「余小姐您好，想跟你再討論一下，如果到時候頒到您入圍的獎項，是不是可以請您先到後台等待，如果是您就直接從後台上台領獎。」這個在頒獎前就經過多次討論的事情，此時又再度重新討論。

「您的意思是後台才有無障礙？」

「不，後台也有階梯，但我們會有人協助您上階梯。」

「那…既然後台跟前台都有階梯，為什麼要讓我從後台上到舞台區呢？」我的這個疑惑，讓製作單位尷尬的回應不出來，因為這是文化部官員的決定。這時母親往前一步說話：「你們讓他在後台等，如果是他得獎從後台直接出來，不怕人家誤會你們是內定嗎？」

我們都驚訝的看著母親，我想，製作單位的驚訝，是他們沒有從這樣的角度思考，而我驚訝的是….阿母，你好有自信啊，世上只有媽媽好，這麼深信自己的女兒會得獎，而其實我擔心的比較多是，如果我沒得獎，人在後台等待，沒有入圍鏡頭，也沒有得獎畫面，當入圍鏡頭拍攝過來只有空空的椅子上貼著我的名牌，那就等於是….「我被缺席了」。

阿福在旁陪著我與製作單位溝通，因為在電台中的相處與瞭解，阿福協助著我一起爭取我所希望的方式，沒有被製作單位給說服，而製作單位在聽了我的想法後，也很積極的再跑去與文化部官員們進行溝通，最後，製作單位的工作人員跑了回來，滿臉笑容地對我說：「好了，我們溝通好了，就照我們原本的計畫，如果是您得獎，屆時我們會有四個人在旁邊等待，將您推往後台，協助您上台，而這段等待的時間，我們會請主持人出來墊時間。」這個回覆雖然令人欣慰，但我還是想問，舞台區為什麼不架設斜坡或使用升降設備，而既然前台跟後台都有階梯，為什麼不讓我從前臺被扛上舞台？這個扛上台的方式如果被認為是最好的安排，為什麼不能在鏡頭前被呈現？只是我有點累，這一來一往，一關又一關的溝通與解說。

（圖說：臉書上，朋友貼上他拍下的宣布得獎人瞬間，照片中有一台手機，手機螢幕裡我雙手緊握放在嘴前，雙眼緊閉緊張樣貌，後方有其他入圍者，以及母親笑著看著我。照片出處/大同技術學院老師Sin Yi）

我跟其他入圍者一樣，在入圍區一起緊張，一起等待宣布得獎者的那一刻，雖然最後我沒有得獎，但在這一個晚上，我真正體驗了入圍者的各種情緒，沒有因為被安排在後台等待，而讓電視機前，支持與關心我的每個人，錯過拍下宣布得獎人時，我那緊張到閉上眼睛地樣貌，這是一次珍貴的參與經驗，無論是我或所有關注我的人。

你想要怎麼被對待，嘗試著與對方進行溝通，說明自己心裡所希望的方式，並且堅定地告訴對方，即使他們試圖讓你感覺這樣的決定會對流程造成的影響，都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是這個有障礙的環境造成典禮流程的影響，而不是自身的障礙，不需要感到抱歉，也不需要覺得該為此妥協，畢竟該感到抱歉的，是這個很障礙的演藝廳主責單位，他們不願去做出改變。

（圖說：我在國父紀念館的裡面，背景為國父的照片，旁邊寫著孫中山，
我在照片前方拿著白紙寫上，國父紀念館，無障礙加油好嗎？）

身為一個障礙者，我常感覺一刻都無法鬆懈的疲累，國父經歷十次革命，第十一次終於成功，而障礙者的文化平權，究竟要經過多少次的努力？我在國父的照片下拍下這張照片，相信國父知道這樣的狀況，一定會訓斥表演場的主責單位。

國父紀念館，加油好嗎？國父都要哭哭了….。

(本文轉載自「She Aspire她渴望」，作者為漢聲廣播電台主持人、自由作家、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八屆世界熱愛生命獎得主，官方部格請見45度角的天空-余秀芷，臉書帳號為余秀芷。)

台灣藝文場館忽視障礙者文化參與的機會，經常將輪椅席位安排在最前排「折頸區」， 或是場地最邊緣的「蝦米攏看無區」。照片提供/余秀芷

(台灣藝文場館忽視障礙者文化參與的機會，經常將輪椅席位安排在最前排「折頸區」，
或是場地最邊緣的「蝦米攏看無區」。照片提供/余秀芷)

日前，文化部長鄭麗君透過媒體呼籲官員、民代不要索取公關票，要自己花錢買票看表演，表示對台上表演者的尊重。筆者認為，部長在思考文化消費時，必須同時重視觀眾的藝文參與權，並提供無障礙的展演空間與觀眾服務來助力。怎麼說呢？衛福部統計2025年台灣將進入超高齡社會，連同目前約115萬名身心障礙者，生活在台灣這整體藝文場域嚴重缺乏無障礙的環境中，最基本的生活美學對多數障礙者來說皆是奢求。

在台灣，身心障礙半票優待的機制，本意是顧及有些障礙者在現場有可能需要協助（如使用洗手間、觀看電影時進食等），因此障礙者與陪同人各以半票優惠入場。但也造成許多藝文場館會硬性要求障礙者「必須」有陪同人出現，以提供「安全性的照顧」。這在一般單身客都沒問題，但換成是同樣選擇獨自看表演的障礙者時，卻不行。想要使用上網售票系統，障礙者還得透過多重舊式科技（如填單傳真、電話等）再經過多重審查機制才能買到票。當展演場地缺乏共融性的空間設計，輪椅席位通常會被安排在沒有人要買的最前排「折頸區」，或是場地最邊緣的「蝦米攏看無區」。對視障者、聽障者/聾人等社群來說，展演須搭配的無障礙相關服務更是缺乏。這號稱「半票優待」的意義莫非是指，半票就是只能讓身心障礙觀眾參與「一半」？

當文化部打出「文化平權」的口號，究竟是要「做愛心」給障礙者和高齡者？還是要落實真正平權的概念？當藝文場館好不容易增加了幾個輪椅席位，各場館卻為這本來就該提供的座位貼上「愛心席」的名稱來美化，甚至自豪地形容此舉是「加倍貼心」的服務。這般作法的背後思維從健全人的優越感出發，忽視障礙者文化參與的機會長期是處於被剝奪、被歧視的狀態。一些政府單位甚至在辦理藝文活動時做出不良示範，帶頭設置集中營概念的「身心障礙者專區」：直接在展演場的一樓大廳用電視螢幕播放給身心障礙觀眾，讓障礙者更加特殊化、污名化。

我在美國留學、從事藝文工作前後近17年，還沒有遇過藝文單位賣身心障礙者專屬的優待半票。身心障礙者和其他觀眾一樣，都是一視同仁地購買全票【註1】。這項政策以「自立生活」【註2】的概念出發。若障礙者自主地選擇帶一位「個人助理」（即陪同人）前來看表演，售票單位會向障礙者收全票票價，但其陪同人免費。觀念是，陪同者在現場的陪伴是協助障礙者能自在地全程參與節目（即使當日陪同人是親友，也算勞力付出，是一份工）。

美國身心障礙者權益法案在不同章節中，分別要求政府管轄和民營單位，只要是公開、公共性的展演場館，就必須遵守無障礙相關的法規。政府跨部門集結資源、制定與消防法規逃生相融的無障礙設計，也提供藝文場館改善補助或專業技術輔導的機制。除了基本的無障礙硬體，例如透過通用設計的概念，設計共融散落式的輪椅席位；還有軟體的部分，例如字幕、手語、放大字體節目單、口述影像等，讓視障者和聽障者/聾人能夠盡情自在地享受藝文表演。有些單位甚至超越基本法規的要求，主動提供融合美學的多元感官導覽給聽語障、視障觀眾；也會自訂提供心智障礙者、感官敏感者、高齡者等的藝文參與服務政策。當身心障礙觀眾能夠平等地一同在展演空間享受對等品質的藝文活動，何需半票？

美國「全票兩人同行」與台灣「兩人『優惠』兩半票」最後付出的消費金額與期待達成的結果是一樣的，但政策背後秉持的態度和價值觀，以及文化參與平權化，卻有相當大的差異：前者重視身心障礙者參與文化活動時發揮人權主體性，後者仍視障礙者為社會負擔，當藝文場館不願意改善軟硬體環境，就以表面的優惠機制來討好障礙者對「半票福利」產生善意的假象。這種半價措施，卻也讓社會大眾無法看見和理解障礙者參與文化活動的真正需求。

身心障礙觀眾的需求不該再繼續被視為「個案」，仰賴毫無政策決定權的前台工作人員做處理。文化政策，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與水準。要培養欣賞表演藝術的人口、實踐文化體驗教育之前，期待鄭部長先思考如何將「無障礙藝文政策」與策略，具體系統化地貫穿整體文化政策的核心。盤點全國展演空間時，也別忘了要針對無障礙軟硬體的支持服務做盤點；並輔助培力藝文創作者和藝術行政人員具備無障礙相關知識的資源網絡。如同畢恆達教授說的「空間就是權力」，缺少無障礙 （accessibility）的藝文場館，將會為台灣帶來更多的文化壓迫，把逐年激增數百萬名身心障礙者和長者的社會參與權力排除在外、剝奪享受藝文洗禮的機會。

期待鄭部長在不久的未來，能帶領台灣走向一個可及的、無障礙的 （accessible）藝文環境，讓生活在這可愛台灣寶島的民眾也能驕傲地對外國人說、用手語打出 ”c’est la vie”【註3】，把台灣藝術創作者優秀的作品，佔據於無障礙的展演空間，並且提供符合各式障礙者需求的軟體支持服務呈現到觀眾面前。這不僅是對藝術的尊重，更是實踐充滿人文涵養的在地台灣生活，以及真正落實有內涵底蘊的文化平權政策。

註1：各大型藝文場所會自訂特惠票、當日早鳥票、學生優待票、軍人優待票（向軍人致意）等票價，或是與企業和社福團體合作，邀請身心障礙或其他弱勢團體前來看表演。有的藝文單位也會提供sliding scale，讓觀眾自行判斷自身的經濟能力來付費。國家級等大型表演廳輪椅席位分別散落在搖滾區、包廂等各價位不同的區域，提供輪椅席位使用者依喜好和經濟能力做選擇。一般來說，提供sliding scale的場次，規劃的概念是座位一致 (先到場可先選位)，沒有區分所謂的好區或不好區，而藝文單位針對票價，會設有工作收入者票價、沒有工作者票價、學生/低收入戶者價等類別，讓觀眾依照各自的經濟能力付費，各單位不會特別請對方提出證明，一切採誠實制度。

註2：「自立生活」，指的是身心障礙者能夠在生活中發揮自主性。有別於一般對障礙者的思維：由旁人（例如家長、老師、治療師、醫師）為障礙者做決定、發聲就好。
註3：c’est la vie，法文「這就是生活」

芝加哥千禧公園內傑．普利茲克露天音樂廳4000個座位，有365個無障礙席位。
左上圖：近看貼有「陪同人座位」的字樣椅背。
右上圖：注意到有幾個椅子背後沒有貼任何字樣，但椅子扶手上貼有藍色輪椅標誌，看來是可移動式的扶手，方便在旁停放輪椅，直接移位到這固定位置上坐。(易君珊攝影)

芝加哥觀光海報，畫著在千禧公園內，巨大戶外金屬雕塑「豆子」反射芝加哥市中心建築物與人潮，觀光客人群中繪有輪椅使用者、拿拐杖的人、各種族的人們。海報文字：Here, Accessible Art means even if you don’t get it, you can still get to it. （中文翻譯，在這「無障礙藝術」指的是，即使你看不懂藝術，但你仍然可通行無阻地欣賞藝術）

(本文原載於民報【專文】文化政策「無障礙」了沒？，作者易君珊為「We art crips 殘障/身心障礙/障礙藝術文化」粉絲頁經營者。)

障礙者與一般人一樣，有參與文化活動的權益。 圖為蘭陽博物館無障礙坡道設Photo by Debra

文/Debra整理

新聞標題：藝穗節場地有礙　輪椅族觀賞受限

新聞出處：中時電子報

新聞摘要：

由台北市政府主辦，台北市文化局、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承辦的「2015台北藝穗節」其中一場表演節目在網站上以場地限制為由，註明「不建議輪椅使用者前往觀 賞」，引起社福團體不滿，痛批市府歧視障礙者文化參與權，「鬼門才開，台北市政府就做了件最鬼的事」，近20個團體發起聯署要求北市府公開道歉、通盤檢討。

新聞解析：

藝穗節場地有礙、輪椅族觀賞受限一事，漢聲廣賣電台「45度角的天空」主持人余秀芷說明，當時除了身障服務團體與台北市政府見面召開協調會討論外，各相關人士也在身障社群裏發表自己的看法，她表示除了政府無視障礙者權益受損讓人生氣外，各節目的主辦單位及藝術表演者的說法也讓她不平。

當時不少藝文工作者於協調會上、網路上表示，台灣的表演環境體制不佳，許多藝文團體經常處於經費拮据狀態，藝穗節並未獲得政府單位足夠的資源，還得自行尋找場地，工作者認為障礙者對他們無法租用無障礙環境表演場的要求，是弱弱相欺的行為。

關於這樣的說法，余秀芷完全無法接受。她表示連說都不能說的那一方，才是真正的弱勢者。障礙者跟政府反應無障礙需求時，政府置之不理，障礙者跟執行者反應時，執行者說你在欺負他，在這同時活動繼續進行，表演者發表、呈現了他的作品，一般觀眾開心地參與了藝穗節的活動，障礙者無論想或不想，整個社會從政府到表演者都無視障礙者的存在。

喜愛藝文活動的她進一步分享國內的藝文表演場地利用經驗。她表示目前國內的表演場地以兩廳院為主，雖說設有無障礙座位席，但事實上位置的設計不良，例如無障礙席的前方一定會有把手，把手會擋坐輪椅者的視線，輪椅者若要看清楚表演，只能拉高或壓低脖子觀賞。此外，坐位比例也偏少，而無論是表演場地、演討會或電影院，無障礙席的座位往往是被放在最角落、視野最差的地方。她在癱瘓後因無法行走，對人群產生恐懼感，好不容易克服恐懼願意跟家人一起出門看表演，家人特地為她買了5千元的票，但到了表演場地卻發現都是階梯，她根本到不了她的位置，後來是家人揹著她爬上樓梯到達座位，但當時現場的工作人員卻表示，為了避免成為逃生阻礙，希望她去坐無障礙席，她相當憤怒與委屈，為什麼坐輪椅的人花了5千元卻只能坐在視野最差的角落看表演?

在台灣，一般人看表演可以選座位，但障礙者看表演，座位卻只能「被安排」，台北市新活力自立生活協會總幹事林君潔表示，她第一次在國外看表演時，才知道原來無障礙席的種類可以這樣多，且設罝並無想像中地困難。台灣電影院有戴4D眼鏡、坐椅也會動的高科技，也有舒適的情人沙發座椅，但要求無障礙輪椅席卻比登天還難!她無法理解為什麼國外對障礙者的保障可以如此進步，但台灣卻永遠把使用輪椅的客人安置在沒有人要坐的第一排或最後一排「走道」上，或者垃圾桶、安全門旁邊。

關於無障礙席只能設置在逃生門口附近，以免影響逃生一事，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游鯉綺說明，透過完善的動線的規劃與人員疏導訓練，障礙者並不會影響逃生，除非你的無障礙席是讓障礙者移位到座位上後，將輪椅集中保管在另外的地方，那就可能有逃生問題，因為真的發生狀況時，還要有人不慌不忙推來輪椅，分配給障礙者，這樣反而真的會耽誤逃生。

此外，除了無障礙席的設置區域應該更多元外，位置的設計上也要考量有輪椅/沒有輪椅的坐法，以及有的輪椅可以收有的不能收，或障礙者有人陪伴、沒有人陪伴的情形，就像飯店住宿一樣要有不同房型、區域的考量。

她進一步解釋，三五個坐輪椅的好朋友看電影時，想全部坐一排靠在一起，無障礙席在設計時就必需要能滿足這樣的需求。她舉拉斯維加斯電影院為例，放映廳裏並沒有分哪些椅子是要給輪椅使用者坐的，而是每個座位都有輪子可以拉開，輪椅可以直接推進去，所以若是親友同行，或者有二位輪椅使用者要坐在一起也可以。

像拉斯維加斯無障礙席的設計思維，跟台灣相關單位的「依法行政」完全不同，台灣的依法行政就是至少做一個，或者有做就好了，有交待就好，但如果你仔細思考，會來這個場合的人就是要來看戲、就是喜歡看表演的人，他可能想買貴一點的票，那至少讓他有區域上的選擇，而不是說反正無障礙席是半價票，收入最少的位置就任我安排，也許安排的人沒有這個意思，但坐的人就是很不舒服。

由於目前法規並沒有規範到所有表演場都需要有基本的無障礙設施，因此有些咖啡廳、小場地的表演空間，對障礙者而言非常不友善，雖然說藝穗節的源起就是在於不同的場地表現藝術創作或表演，但只要是公眾使用的場合，都應該要有基本的無障礙要求，讓障礙者可以進出，否則台灣的藝術在各角落蓬勃發展、自由創作，但卻因為空間關係不歡迎障礙者，讓障礙者跟創作者變成對立，但事實是，政府不關心、社會不重視，沒有足夠普及的自由空間可供利用，所以變成無論是創作、表演、公園、遊樂場、飯店，都自然而然無視障礙者的的存在。

（本文整理自漢聲廣播電台「45度角的天空」2015年12月27日節目內容，歡迎下載聲音檔了解更完整的訪談，也邀請大家至臉書社團「隨意自在，所行無礙」分享您心中的重要障礙新聞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