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想不到的人生，除了考驗，就是承擔。這是發生在新加坡1961年到1994年之間的真實故事，講述的是作者林瑞玲的舅舅阿成，母親珠，以及他們與精神疾病同行的過往。他們手攜著手，孤孤單單地走了30年，以無比的勇氣和尊嚴，走過一段淒楚而孤寂的人生。

林瑞玲的舅舅阿成原本是個成績優異的高材生，在經濟不寬裕的年代，為了讓妹妹有機會受教育，寧可放棄繼續升學的大好前程。但誰料想得到，哥哥這樣的疼愛和退讓，換來的，是妹妹「照顧一輩子」的承諾。

個性務實的阿成，放棄繼續升學的夢想，他堅定認為，只要勤奮工作，前途依然光明。然而，命運狠狠地撥弄了一把，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症）不知不覺找上了他，從此，他腦中不再安靜，不斷盤旋著窣，窣……窣，窣……的聲響──這細碎、急切的聲音纏住阿成的一生，也襲捲著妹妹和母親的命運，三人被綑進一座寂寞的城，一住就是30年。

巨大的痛楚，能產生莫大的勇氣；經歷挫折考驗的生命，是真正柔軟且強大的。當不可逆的命運降臨，只要心裡還有一線光亮，循著黑暗，也能挺身前進。林瑞玲的母親、舅舅和外婆一生都在孤寂路上，他們自身的完整，因為愛而破碎，因為付出而堅韌，從某個角度看，是崇高無比的美！

（新加坡）板橋醫院於1928年設立，專門收容並醫治精神疾病患者，醫院裡的醫師要求和阿成的家人談話，於是阿珠陪同母親到醫院。

這是眾所周知的「瘋人醫院」，有別於其他醫院，一般人總以恐懼和厭惡的眼光看待這個地方。

阿珠與母親搭乘公車到新加坡北邊的楊厝港，下車之後，循著漫長的道路走向醫院。阿珠一路上緊握著母親的手臂，彼此沒什麼交談，但都知道對方心裡承受著相同卻沒說出口的恐懼。她們走進醫院大樓，經指引走向緊鄰入口處的醫師診間。

和她們談話的醫師是個年約50多歲的男人，態度十分親切。他竭盡所能地說著英文夾雜福建話，這是阿珠的母親唯一會說的方言，他稱呼她「阿姆」，是福建話的「伯母」。

「阿姆，妳兒子診斷出來得了一種被稱為「思覺失調症」的精神疾病（即精神分裂症，台灣在2014年正名為「思覺失調症」）。」

「啊？什麼？」她問。

他回答：「是思……無所謂。妳有注意到他心情沮喪嗎？發生了什麼會造成他情緒低落的事嗎？」

她搖搖頭。「我不知道。」

醫師嘆口氣。他說：「這就是問題了。多數人知道的時候都為時已晚。阿姆，妳兒子精神崩潰了。這種病比我們想的還要常見，而且往往在年輕的時候發作，好發於青少年晚期或是二十出頭。造成這種病的原因──我們實在不清楚。可能是遺傳；也可能是因為遭受過創傷，或是兩者都有。」

母女兩人全神貫注地傾聽，設法理解醫師對她們陳述的理性、科學的說明，解釋迄今只能被形容成「發瘋」的狀況。

醫師蹙起的眉頭稍微鬆開一些。好消息是，如果患者早期接受治療，復原的機會很大。我們建議妳兒子接受的是電痙攣治療。這是一種療程，在過程中會有短暫的電流通過大腦。不用擔心，我向妳保證這很安全，而且不會痛。

阿成的母親坐直身子，眼底閃過一抹驚駭。她沒受過教育，也不識字，但她聽說過並深信恐怖傳聞中的電擊療法。同時，她抱持著一種信念──當時許多中國人都有同樣的看法──治療疾病最好的方法是透過靈媒或巫醫。

她告訴醫師：「不，醫師。我不想讓我兒子在這裡治療。請讓我帶他回家。」

「阿姆，我們不能允許妳把他帶回家。他的狀況不好，必須在這裡接受治療。」

「不。他是我的兒子。我絕不同意那種療法！」

他們倆就這樣來來回回地僵持了好久，各自心存善意，都想說服對方同意自己的觀點。小小的診間逐漸瀰漫挫敗的氣氛。

「阿姆，請聽我們的意見。如果不讓他接受治療，妳兒子的情況只會愈來愈糟。身為醫師，在我知道有療法或許可幫助他的時候，不容許病人沒接受治療就出院。」

「不！這種治療沒辦法幫他。我會帶他去看其他力量更強大、能拯救他的術士，即使我必須用盡所有的積蓄。拜託，我求求你，讓我帶他回家吧！」

說到這兒，她彎身跪在醫師面前。

「阿姆，請站起來。請妳別這樣。我們只是想要幫助妳和妳兒子而已。」

醫師試著扶她起來，並再三努力地說服她。他望著阿珠，眼睛因關心和苦惱交雜而瞇了起來，期盼老婦人或許能聽進女兒的話。

「媽，別這樣子，聽醫師的建議，好嗎？」阿珠握著母親的手，不知道自己贊成哪一方。她知道母親固執，幾乎不可能讓她改變心意。

「媽！」

沒有用，她拒絕讓步。醫師別無選擇，發出沉重的嘆息。阿珠的母親簽了一份「違背醫囑」(A.M.A.──Against Medical Advice)文件──萬一她兒子病情惡化時以免除醫院的責任──阿珠聽見醫師這麼說。之後，她們就帶阿成回家了。

接下來幾個月，只見阿成、阿珠與他們的母親拜訪了一個又一個巫醫。他們去看巫醫和舉行儀式的時間總是在晚上──夜幕低垂的黑暗製造出恐懼感，還伴隨超自然力量降臨的氣氛。

首先，是一位宣稱具有泰國神祇力量的靈媒。儀式在聖邁克路一間偌大的半獨立式住宅中舉行，客廳裡放置許多神佛雕像。靈媒拿了一顆生雞蛋，在阿成的胸膛上滾動，然後敲破雞蛋，給他們看裡頭有兩根生鏽的針。他說：「有人在妳兒子身上施了巫術，我已經把巫術移除了，你們從這生鏽的針可以看出來。」阿珠的母親大為折服，高高興興地奉上幾百元，這在1960年代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由於阿成的病情沒有好轉，朋友推薦他們去看一名馬來巫醫，他將檸檬切開、抹在阿成身上時，檸檬變成黑色。

然而，阿成的病情仍不見起色，他們又去找一位中國靈媒，他說阿成的靈魂被7個不同的幽靈給捉住。阿珠必須去7座不同的墓園，採集墳墓上的白茅(一種長長的野草)，紮成人形，放在阿成的床底下。此外，阿珠每星期必須從靈媒那兒領取所謂的聖水給她哥哥喝。

許多個月之後，他們花了數千元，變得更窮，家人的希望也愈來愈渺茫。阿成失去了樂富門的工作。家庭的積蓄大半付給了巫醫。不過，他依然沒有好轉。

阿成的狀況時好時壞。在某些日子，他看來幾乎像是正常人一般，會看看報，或坐在角落裡抽菸。然而，過不久，病症又會浮現，他會做些奇怪的事，自言自語，或是對自己比手畫腳，或把東西扔掉。不過，他從不曾有暴力行為。

有個星期天，阿珠從黃埔市場走回家，她注意到幾個鄰居聚在一起，你推我擠，吵鬧地竊竊私語。

「那是阿成的妹妹。可憐的傢伙，她哥哥發瘋了。」

「哎呀，瘋了！」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的爸媽這輩子一定做了什麼壞事。」
「肯定是這樣囉。鐵定是報應。不管怎樣，小心點，別讓你家孩子接近他。你永遠不知道瘋子會做出什麼事。」

「噓⋯⋯別講那麼大聲！萬一她聽見我們的話，她的瘋子哥哥可能會拿著帕蘭砍刀來攻擊我們哪！」

阿珠察覺到自己的雙腿移動得愈來愈快，呼吸變得沉重而緊繃──他們的閒話讓她透不過氣。她拔腿跑了起來。 當阿珠回到家，關上家門，倚靠在門上，滴滴汗水與淚水交融，滲透她的罩衫。終於，她到家了，平安了。或者，她真的平安了嗎？

她的父母親又在口角；這回是父親責備母親。

「妳看啦，早該讓阿成在醫院接受治療。瞧，阿迪的兒子也得了同樣的病，可是人家在醫院治療之後，現在好了，妳看看，妳看看，都是妳毀了阿成！」

阿成的母親哭了起來。

「我怎麼會知道？大家都告訴我別讓他待在那間醫院，怎麼能把電流放到大腦裡，等著整個腦子燒起來嗎？大家都說巫醫很厲害，肯定能治好他。也許是我們沒有徹底遵照巫醫的指示，所以才會治不好。」

父親的情緒變得激動。「大家，大家，妳為什麼老是聽大家說？現在大家會幫妳照顧他嗎？」

阿珠想起她的乾爹乾媽，那對和藹可親的夫婦在她嬰兒時期曾照顧過她，甚至認她為乾女兒，他們和她母親不同，沒有聽「大家說」，而是讓他們的兒子在板橋醫院接受治療；她想到他們的小兒子，她的乾哥哥，也就是她父親剛才提到的「阿迪的兒子」，他同樣患了思覺失調症，但接受治療之後就康復了。她注視著阿成，他坐在角落裡抽菸。忽然間，感覺像是有人將滿滿一杓又一杓滾燙、灼熱的東西倒進她的胃裡。成堆的恐懼；接著是大量的憤怒；再來是愛、同情，與悲傷的混合物。這複雜的情緒相互糾纏，搞得她想嘔吐。

不，她必須逃跑。逃離這世界的敵意，逃離她哥哥生病的事實，逃離濃得化不開的黑暗。當她試圖揣想未來的前景時，這片闃黑直盯著她。

但是她無處可逃。她閉上雙眼，嘴脣顫抖，無法擺脫苦澀、奔竄的紛亂情緒。不。她的父母親沒做什麼錯事，沒做任何壞事應得鄰居口中所說的報應。況且阿成是個好人，他是個好兒子、好哥哥。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為什麼她、阿成，和她父母親必須承受這樣的苦呢？就在幾個月前，一切都還很好。她哥哥是個健全的年輕人，有工作，有女朋友，和光明的前途。她自己則是個平凡的年輕女孩，每天上學，回到正常的家庭裡。為何人生會如此大幅度地改變，而且毫無挽回的餘地？如今在前方等待著他們的是怎樣的未來？

這時她聽見哥哥熟悉的聲音，從內心的混亂中滲透過來。

「阿珠！阿珠！」

她睜開眼。哥哥正用溫柔的目光凝視著她；他的眼神哀傷，且顯得憂心忡忡。今天肯定是他狀態良好的日子；在這種時候，他看起來幾乎像是又恢復正常。她看得出來，他察覺到有什麼不對勁；也許，或者大概，在他偶爾出門的時候也感受到汙名和流言的刺痛。或許這就是他大多時候都待在家的原因。

阿珠深深明白，這仍是打從她出生就一直關愛著她的哥哥，現在雖然生了病，但依舊關心她。這世界背棄了他，可是阿成並沒有因為生病而不關愛她──這世界無權干涉他們的尊嚴。

她望向老邁、惱怒的父親，看著年邁、哭泣的母親，打了個劇烈的哆嗦，恍然明白思覺失調症及它在世上所包含的一切，還有這個世界及人們對思覺失調症所抱持的所有鄙視，如今已落在她的肩上，甚至不亞於她哥哥所承受的。如果她不照顧他，就沒人會照顧他了。

她再次閉上雙眼，把臉埋在雙手中，哭了起來。

（書中主角阿成是新加坡的思覺失調症病友。本文摘錄自《住在三十年的寂寞裡》一書第27～35頁，感謝大好書屋慨允轉載。）

阿舅失蹤了。

一天下午，阿舅在警察學院的上司打電話來。媽媽不停地點頭說：「是，是，」並在電話中不斷地道歉。她說：「真是抱歉，非常抱歉，是，他不應該那麼做，我瞭解。是，是，他不能就那樣扔下掃帚一走了之。我知道，讓您非常為難。真的很對不起。我待會見到他的時候會告訴他，我明天一早就先去見您。您能不能，嗯，拜託，嗯，再給他一次機會？」

媽媽放下電話時，臉色變得蒼白。我看一下時鐘──快6點了。她再度拿起電話，和阿嬤通話：「媽，阿成回家了沒？他的上司打電話來，說他又丟下掃帚突然離開了……什麼？還沒回來？好吧，他一回到家就馬上打電話給我，好嗎？」

她坐在那兒，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話，皺起眉頭。

我問：「媽媽，阿舅迷路了嗎？」

她說：「希望不是。也許他是去散步，很快就會回來了。妳和姊姊去吃晚飯吧。」

我們吃晚餐時，我好奇阿舅的地盤在哪裡，他是否在自己的地盤上迷了路，就像我之前那樣，他是否和我當時一樣害怕，我想叫媽媽用她嘹亮的嗓音去找他；不過電話響了，她急衝過去接電話。

「媽，怎麼樣？什麼，還沒回來？」

她放下電話，準備換衣服。現在已過了7點。她告訴爸爸：「通常，他會散步一會兒，但是總會在天黑前回家。他從來沒有走遠，總是在湯申和大巴窯一帶。不曉得這回是不是迷了路？」

媽媽吃了幾匙飯，然後對爸爸說：「我最好去媽那兒一趟。你Jaga孩子們。」

她換好衣服，留下爸爸Jaga我們──那意思是「照顧」我們。爸爸在冰箱裡找到一桶霜淇淋，又在櫃子裡找到一包蝦餅；我們一起吃霜淇淋和蝦餅，一邊看《老外學英文》影帶。

就寢時間到了，媽媽還沒回來。我想等她，卻開始打瞌睡。一會兒，電話鈴響了，爸爸接了電話，我想也許是媽媽打來的；但我真的累了，決定不再等她。

隔天，我在幫媽媽捶打做糕餅用的豬絞肉時，詢問一臉疲憊的媽媽：「阿舅昨晚怎麼了？」

媽媽告訴我事情的經過：

「媽媽到阿嬤家的時候將近晚上9點。可憐的阿嬤，她站在走廊上，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婦人，奮力從矮牆上往外看；瘦小、駝背的身軀幾乎不比矮牆高，但她拚命伸長身子找尋阿舅的蹤影，不時用手帕輕輕擦拭眼睛。

「阿珠！」阿嬤看見媽媽，媽媽牽著她的雙手，將她帶回屋內。她傷心欲絕，不停地說：「阿珠，萬一阿成出了什麼事該怎麼辦？他從來沒有這麼晚回家，他在哪兒？他在哪兒啊？」

媽媽陪著阿嬤在家裡等候，每當她們聽見外頭走廊上有腳步聲，就急忙跑到門口，隨後又心沉到谷底地走回來。不久之後，阿嬤不再急奔到門口了，因為心臟上上下下地猛跳，像顆過一會兒再也彈不起來的溜溜球似的──老婦人實在承受不起。

這時，傳來敲門聲。

一個男人大聲喊：「哈囉！阿成住在這裡，是嗎？」

媽媽和阿嬤急衝到門口。媽媽說：「是啊，是啊，您是？」

「我叫阿陳，是計程車司機。」

他拿出阿舅的身分證給媽媽看，一邊說：「他是，妳的，嗯？」

媽媽說：「我哥哥。」

「喔，我明白了，是妳哥哥啊。他在樓下我的計程車上。哇！妳知道，幸好我及時剎車！要是剎不住啊，真不知會怎麼樣。我正開往樟宜機場去接乘客；妳應該知道的，晚上有很多人抵達樟宜機場需要搭計程車。總之，幸好那裡有一長列的計程車，所以我不得不放慢速度，因為妳哥哥啊，突然衝到馬路上──我的計程車前面。哎喲，我告訴妳，我嚇了一大跳哪！我猛踩剎車，心想，哇靠，這個傢伙在幹嘛，想死啊？幸好我的反應快，可以及時剎住車。於是我下了計程車，對他大吼：『喂！你幹嘛衝到我的計程車前面？你要知道，可能會死啊！』但是他沒有回答，只是低著頭站在那兒。我想，這傢伙不大對勁，看起來非常迷惘、困惑，於是我問他：『你還好嗎？你要去哪裡？』他還是沒回答。呃，女士，妳哥哥，他不大正常，是吧？』

「對，他患了思覺失調症。」

「啊？那是什麼？」

「呃，精神疾病。」

阿陳兩眼瞪得圓大，彷彿剛聽見有點嚇人的事情，接著他說：「喔。總之，妳哥哥掏出皮夾拿給我，只說了一句：你能載我回家嗎？我查看了一下皮夾，裡面沒錢，只有他的身分證和照片，所以該怎麼辦呢？我同情他，所以把他載到這兒。』

媽媽對他說：「謝謝，非常謝謝您，我會付您計程車費。」

阿嬤也說：「感謝，感謝您！」

媽媽告訴阿嬤，她會帶阿舅直接去（新加坡）板橋醫院。接著，她隨同阿陳先生下樓去找計程車裡的阿舅。他們沿著走廊往下走時，媽媽向阿陳先生說到阿舅那天下午突然走出警察學院的事。阿陳先生說：「妳的意思是他一路走到樟宜機場？我的媽呀！」

他們朝著阿陳先生的計程車走去時，媽媽鬆了一口氣──終於，找到阿舅了，他平安無事。然而，當他們走到計程車前──溜溜球的繩子突然啪地一聲斷了──她的心猛然掉到地上。

計程車門開著，但四處都沒看到阿舅。

阿陳先生把手放到頭上說：「我的媽呀！」

媽媽說：「他不可能跑太遠……您能幫我個忙，我搭您的計程車，我們試著找一找？」

於是他們開始絕望、狂亂地搜尋。他們沿著2巷行駛──沒發現他的跡象。駛入1巷──仍然沒有他的蹤影。他們開進8巷，過了菜市場，經過我們家，通過麥裏芝與美德小學。

忽然間，計程車停了下來，媽媽跳下車，開始狂奔。她看到他了，她看到他了，穿著綠色Polo衫，頭髮一團亂，雙肩斜向一邊，整個身體歪向一邊，他蹣跚地向前走，一次踏一小步。媽媽大聲呼喚：「阿成！阿成！」他回頭，四處張望尋找她，媽媽跑到他身邊，抓住他的手臂以支撐住他的身體。他注視著她，一臉茫然、疲憊，但是仍設法說出：「阿珠，我來這裡找妳。」

而後，媽媽搭阿陳先生的計程車帶阿舅到板橋醫院。

這就是事情發生的經過。我聆聽的時候，不知為何，心臟似乎也像溜溜球般上下彈跳。

我不明白為什麼阿舅會一路走到樟宜機場，所以我問媽媽。

媽媽說：「他告訴我，那天他去拿掃帚時，另一名工人迅速地閃開。那人一直對其他工人說他是個『肖狼』；沒過多久，他們全都壓低聲音在談論，還不時地瞄他。因此他想走回家。他走出了警察學院，記得如果沿著泛島高速公路走，就能抵達大巴窯。可是他沒走到大巴窯，因此，他想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走，希望終究會到達大巴窯。沿著馬路走了許久之後，他去到了一個市鎮──他以為那是大巴窯，但實際上是勿洛（Bedok）。他不知所措，於是蹲在路旁休息片刻。之後，一輛警車經過。他揮手攔住警車，問員警是否能載他回家。可是他們說不，不行，他不是罪犯，因此不能坐警車。能怎麼辦呢？他只好繼續走下去。」

媽媽此刻在洗米，她持續攪拌鍋裡的生米粒，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地攪動。聽著事情的經過，我內心難過了起來，所以，我想媽媽應該也覺得不好受──心裡難過時，很難迅速地做事。

媽媽說：「妳阿舅瀕臨復發邊緣，他其實正確地記得沿著泛島高速公路就能走回家。但他並沒走向大巴窯，反而走往樟宜機場的方向。他身上又沒錢，所以，儘管他的確想過自己也許是迷了路，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走。」

我想，我現在理解了。問題出在──他走錯了方向。

「為什麼計程車司機真的送他回家後，他卻又走開呢？」我問。

媽媽說：「他說他想去找我。」

我回想我在市場──自己的地盤上──迷路那次。迷失的感覺真的很恐怖，雖然我總以為只有小孩會走丟，從沒想過大人也會迷路。對阿舅來說，這是否也是個可怕的經驗呢？

稍後，晚餐時分，姊問媽媽：「她有沒有去警察學院找阿舅的上司談談？」媽媽點頭說：「嗯，他說必須和長官討論一下，再回電話給我。」

媽媽看來精疲力盡且悶悶不樂，因此我們沒再多問。我想到她在外公迷路的時候去找外公，在我走丟的時候找我，在阿舅迷失的時候去找阿舅。難怪她會累壞了。

阿舅離開板橋醫院後的那個週末，我跟媽媽去他們的住處探望他和阿嬤。我們坐在沙發上，媽媽異常地沉默。過一會兒後，她要求我進去阿嬤的房間。阿嬤繼續坐在沙發上，媽媽搬了張小凳子走進廚房，阿舅坐在那兒的窗邊。我坐在阿嬤的床沿上，但是屋子很小，媽媽又沒要求我關上門，因此我能聽見他們的對話。

「阿成，」媽媽對阿舅說，一面將凳子擺到水泥地上，坐了下來。

阿舅說：「什麼事？」

但媽媽悶聲不吭了好半晌。

最後她又叫了聲：「阿成。」

阿舅回應：「嗯，」接著又陷入沉默。

欲言又止非常不像媽媽的行徑；她似乎想說什麼卻又說不出口，有點像是我今天早上便祕發作那樣，我相信當我說那狀況真是糟糕時，應該很能領會。

「阿成，你在警校工作超過15年了，對吧？」

「嗯。」

「你跟我都不再年輕了。每天在炎熱的太陽底下掃落葉，很累人吧。」

她的聲音逐漸減弱，再度靜默下來。

阿嬤坐在沙發上說：「我們有足夠的存款。不需要每天去掃葉子啦。」

媽媽說：「阿成，警校打電話給我，他們說，呃，也許這種工作，嗯，太累了。你知道的啦，這是事實，對你來說太累了。我們的年紀都漸漸大了。所以呢，呃，他們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或許你應該休息，就像媽說的，你們有足夠的存款。」

阿嬤說：「對啦，阿成，無所謂啦。就別去工作了，不要緊的。」

再次，沉默。

最後，阿舅終於說：「所以，我再也不去警校工作了？」

阿嬤說：「對，不去啦。」

半晌後，我看見阿舅從廚房出來，走向門口。他穿上棕色的橡膠拖鞋，說：「媽、阿珠，我去散步一下。」

我想，現在我應該可以走出房間了。媽媽仍坐在廚房的那張小凳子上，兩隻手肘撐在膝蓋上。她用手指拭去眼中的淚珠。阿嬤也用手帕輕輕擦拭眼睛。

我走到門口偷看外面的走廊。當我看著阿舅走開的時候，我留意到他的皮膚非常黑──正如媽媽所說的，這麼多年來在大太陽下工作。他的腳步依舊蹣跚，雙肩駝著，輕微地斜向一邊，以緩慢、疲倦的步態往前走；走路時，頭上下晃動，灰白的頭髮有點凌亂──他出門前沒梳頭髮。感覺像是有種重量拖著阿舅的拖鞋，緩慢、短促地劃過水泥地，發出窣、窣的聲響──這聲音和掃帚清掃落葉的聲音沒多大差別。

此時，媽媽走去和阿嬤一起坐在沙發上。我不知道該做什麼，因此走過去坐在她身旁。

阿嬤問：「他不會有事吧？他會迷路嗎？」

媽媽說：「別擔心，媽。他只是需要獨處一陣子。」

「對啦，這孩子總是那樣，不愛說話，把所有事情放在心裡。那就是為什麼啦，為什麼他會得到這種病。」

「那能怎麼辦呢？媽，他的個性就是這樣。我們應該感恩他沒抱怨，或者變得脾氣暴躁或尖銳。」

「警校什麼時候打電話給妳？」

「兩天前。」

「真的沒希望了啊，真的沒機會保住工作嗎？」

「沒有，他們說已經給過他很多次機會了。」

「可是他非常認真工作啊，除了生病之外，每天都去上工呀！」

「不然能怎麼辦呢？媽，他這份工作能做那麼多年，已經是很大的恩典了。記得他剛得到這份工作的時候嗎？我們從沒想過他會做這麼久，不是嗎？」

「對啊。但他現在每天要幹什麼呢？沒有老婆，沒有小孩，沒有朋友，現在又沒了工作。以後等我死了該怎麼辦？只剩下妳了。阿珠啊，阿成和我一直是妳沉重的包袱哪。」

「別這麼說啦，媽。」

媽媽和阿嬤沒再多說，不久，我們便離開了。在我們回家的路上，媽媽不發一語。她望著車窗外，也許想著阿舅失去工作的事。我凝視著她，心想，我的媽呀！她頭上怎麼會有那麼多白髮？幾個星期前，姊姊和我不是才剛幫她拔了白頭髮嗎？下次她叫我們幫她的時候，會有好多白頭髮要拔，那時得更小心才行，不然會同時拔掉很多黑髮，而媽媽會大喊：「哎喲……」

我們到家的時候，媽媽走向她放藥的抽屜，把幾顆藥丸扔進嘴裡，隨後開始準備晚餐。我則坐在書桌前寫功課，一邊聽著炒菜鍋裡蒜頭和其他東西嘶、嘶的聲音。

（書中主角阿成是新加坡的思覺失調症病友。本文摘錄自《住在三十年的寂寞裡》一書第113～124頁，感謝大好書屋慨允轉載。）

媽媽告訴我（新加坡）新板橋醫院，也就是心理衛生學院（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或稱IMH）的事。我們正在吃晚餐，只有我和媽媽兩個人；爸爸出門了，姊姊去英國，憑藉著獎學金去唸牛津大學。

幾天前阿舅剛從IMH出院，他在那兒待了一個星期。媽媽說，IMH比舊的板橋醫院來得寬敞，也明亮多了，有更好的設備和更舒適的環境，比起板橋醫院那種宛如牢籠的氣氛好太多了。

我跟媽媽提到自己剛進入一家行銷公司從事臨時工作的情形。我正在等高級水準會考的成績；每個在等待高級水準會考成績的人都會找份臨時工作。我告訴媽媽：「很輕鬆啦。只要輸入資料，做些不用動腦的工作，五點就可以回家了。」

突然，電話鈴響起，媽媽去接電話。

她說：「喂？是，是，我是他妹妹。」

她的臉色漸漸轉為蒼白。「什麼？他還好嗎？嗯嗯，嗯嗯，好，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他的傷勢多嚴重？嗯嗯，嗯嗯，好，好，我馬上過去。」

媽媽氣喘吁吁地告訴我：「阿舅出車禍了！」我們得趕去大巴窯醫院。趕快！

我們將食物留在桌上，在恍惚中換好衣服，匆忙奔向馬路，攔了一輛計程車趕往大巴窯醫院。

醫生告訴我們，一輛車子撞到了阿舅。他說：「不用擔心。他的傷勢看起來並不嚴重，有些擦傷和瘀傷，只是表面的輕傷而已，不嚴重。」

一名員警朝我們走來，拿著阿舅的棕色橡膠拖鞋和黑色皮夾，裝在一個透明的塑膠袋裡，看起來像夾鍊袋──警方通常拿來保存證物用的那種。他說有人目擊了車禍，打電話報警。據說是一輛想闖紅燈的車撞上了阿舅，他正好從大巴窯一巷的紅綠燈路口的人行道上走來。員警將袋中的拖鞋和皮夾交給媽媽。其中一隻拖鞋遭到嚴重地輾過，變得像塊烤餅似的扁平。他說：「拿去吧，這些是妳哥哥的東西。」一隻拖鞋在離他幾公尺的地方，另外一隻越過道路分隔島，飛到馬路的另一邊。無論如何，很高興聽到醫生說他的傷勢不嚴重。

媽媽向員警道謝，一邊緊緊抓住那雙拖鞋。接著，我們到病房去看阿舅。他的雙眼閉著，呼吸沉重，身上連接了一些管子。醫生說得沒錯，各種形狀和大小的擦傷、割傷及瘀傷，有的鮮紅，有的藍黑，散布在他渾身各處。

媽媽坐到阿舅旁邊的椅子上，她輕聲地喚：「阿成，」手裡仍緊握著他的拖鞋。

他昏昏沉沉地睜開眼，頭緩慢地朝她的聲音轉過來。他凝視著她。好長一段時間，他只是盯著看，胸脯上下起伏。半晌後，一顆淚珠滾落枕頭上。他張開嘴，像是想說話。我好奇他想說什麼，也許是告訴媽媽事情的經過，或者問她發生了什麼事，或是告訴她傷口很痛，或要一杯水，也或許是一杯牛奶？

「阿珠，他們為什麼不讓我死？」

那是他唯一想說的話，說完，他又閉上雙眼。此時媽媽闔上眼，幾滴淚水從臉龐滴到她手中的塑膠袋上──裝著拖鞋的那個袋子。他的胸膛起伏，她的身軀也因為試圖壓抑哭聲而顫動。我也哭了起來；我深思那句話的意思──思考像阿舅這樣的人生的意義。我不曉得，我真的不知道，為何世上會有思覺失調症存在？究竟有何道理，為什麼媽媽必須走在他身旁30年？這一切是否有任何道理？為什麼他說的區區9個字，不過是一串音節，卻有如刀子般刺入我的心中，刺進媽媽的心裡？

媽媽用手擦拭眼淚，在褲子上抹乾，再將手放在阿舅的前額上。他沒有睜開眼。她輕輕撫摸他的灰髮，就像我小時候她經常摸我的頭髮那樣。我看著他們兩個人，驚訝於他們的人生連結得多麼深，可是，他們各自卻肯定非常地寂寞──彷彿他們內部深處的某個地方相連，深到讓他們之間的聯繫變得難以捉摸。然而，這種聯繫是什麼，是兄妹關係嗎？是苦難人之間的繫絆？或是對人生投來的一切感到無可奈何而產生的連結？然而，儘管這聯繫難以捉摸，但這聯繫豈不是對阿舅的人生影響重大嗎？雖說他的人生就算有此聯繫仍十分艱苦，但是倘若沒有這聯繫將會如何？

媽媽忽然對我說：「是只有我這麼認為，還是妳也覺得他的肚子似乎變大了？」我們起先看到他的時候，他的肚子看起來微微膨脹，可是現在，好像更腫脹了。

我說：「我不知道，我看不太出來。」

她觸摸他的腹部──他沒張開眼，事實上他似乎睡著了。她按下呼叫鈴求助。一名護士來了，媽媽告訴她阿舅的肚子膨脹起來。護士看了一眼，說：「我去叫醫生來。」
醫生到了病房，檢查一下阿舅後，告訴我們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

時間已近晚上11點，媽媽和我才離開醫院，回家去。

到了半夜，電話鈴又響起。我聽見媽媽說：「什麼？」我的心臟猛跳了一下，搖搖晃晃地走到她房間。爸爸也醒來了。

媽媽在電話中說：「之前怎麼沒檢查出來？醫生判定他的傷只是外傷！」

她仔細聆聽──無論對方是誰──必然會說的一字一句，然後回答：「好吧，我會過去。」隨後，媽媽掛斷電話。

她說：「他的膀胱穿孔了。」

爸爸說：「我的媽呀，怎麼會這樣？」

我問：「那現在怎麼樣？他有生命危險嗎？」

媽媽說：「他們準備要動緊急手術。」我告訴他們阿成的腹部脹起來時，那個醫生還堅持沒什麼問題。

我問：「是內出血嗎？」

「嗯，是內出血，因為他的膀胱被刺穿了。我得再去一趟。」

爸爸和我回到床上。媽媽穿好衣服，再去一趟醫院。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成功地救了阿舅，止住內出血。阿舅逐漸康復。

然而就在這時，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突然侵襲。醫生告訴我們MRSA是種細菌感染，對某些抗生素有極高的抗藥性。他們說必須給阿舅非常強的抗生素，再不斷地增加劑量，直到最後，改用點滴注射藥效極強的劑量。

媽媽每天或每隔一天帶著阿舅最愛的咖啡烏去探望他。她說阿舅每次喝咖啡都吐出來，在嘔吐物中有微量乾掉的血。但是醫生堅持沒什麼問題，儘管他的膀胱功能仍未恢復正常，不能出院。

6個星期後，某一天，我和媽媽一起去看阿舅。我們走進病房時，一名護士向媽媽抱怨，說阿舅的床總是濕的。

她說：「你哥哥一直拔掉點滴的針。每次我們發現他的床全濕的時候，點滴的針都在床上。他真是不聽話啦！」

「喔，他一直那麼做？現在我知道他為什麼無法康復了！真是對不起，護士小姐。我會罵他的。」

我想，媽媽非常生氣。她的臉頰繃緊，呼吸變得沉重，然後大步走到阿舅床前，砰地一聲，把咖啡烏重重放在茶几上，對他提高音量。

「你是怎麼搞的！為什麼要拔掉針？難怪你好不了！6個星期！你要知道，已經6個星期了！我們這麼努力地想讓你康復，你卻把針拔出來！」

阿舅以響亮的聲音反駁說：「那個針害我想吐啦！」

一個40多歲的女人好像母親罵小孩似地斥責她的哥哥，而滿頭灰髮的哥哥則以真摯、如孩子般的單純，奮力地為自己辯護。看見這一幕，護士們都竊笑了起來。

媽媽正要繼續說下去，她的嘴巴大張，憤怒的話語準備脫口而出時，突然停住了。她思考片刻後，告訴護士：「他的確一直在吐，醫生也無法說明原因。也許，我不知道，可是也許，那些抗生素真的害他不舒服？」

媽媽後來找了外科醫生談，因為病房醫生一再拒絕考量這個可能性。果真，停掉抗生素的那天起，阿舅的膀胱就恢復功能，他也不再嘔吐了。

幾天後，阿舅終於可以回家了。但這時他的身體已經變得非常虛弱。

再過幾週，我就要前往英國。說得更具體一點，是前往牛津大學。沒錯，到我姊姊所在之處。我通過了牛津大學的入學考試。和姊姊一樣，我成功地拿到獎學金。像她一樣。我想到目前為止，我人生中的一個格言肯定是「無論姊姊去向何方，我都跟隨，一路跟隨。」姊姊是在基督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我則要去奧里爾學院(Oriel College)。那是我們家的決定──想送我們到不同的學院。儘管奧里爾正巧就在基督聖體隔壁，但不同學院就是不同學院，即使它就位在姊姊的學院旁邊。

我走進咖啡店，告訴小販：「一份河粉！」這也許是我臨走前最後一次探望阿舅。當我坐在咖啡店搖晃不穩的凳子上等待食物時，周遭的人開始瞄我，我漸漸覺得心臟爬升到頸部和臉頰。或許我在這破舊的咖啡店裡顯得十分格格不入──身穿整潔的套裝，腳踩著一雙已經害我起水泡的高跟鞋──或許我不該直接從為獎學金得主所安排的交流盛會過來。

我的心思回到剛才參加的活動，以及在那兒遇見的人身上。其他的獎學金得主似乎非常聰明──傑出的學術成績、領導能力──凡所能說出的長才，他們都具備；有些甚至可能成為國家未來的領袖。是的，他們十分聰明，但「傲慢」或許也能拿來形容他們之中的某些人。沒錯，他們的舉止和禮儀完美無瑕，但為何他們有些人的微笑似乎並不真誠？這跟自負與專注在個人榮耀有關嗎？

我回想和其中一人的談話。在互相介紹之後，對話的內容始終繞著我們的生涯，以及對未來的計畫打轉。

那人說：「啊，財政部門，那是理想的職務。尤其投資銀行業，那是最有威望、也是賺大錢的地方，所以我想去那裡。我希望在那兒功成名就；妳知道的，讓自己成為有名望的人。」

還有另一個人，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他走路的時候大搖大擺，因此，我只記得他的神氣活現。

當然，也有一些看起來較有深度的人，他們的夢想和抱負不只涵蓋他們本身和他們自己的事業。但願，這些將是成功爬上顛峰的人。

「河粉！」小販的幫手喊道。我付了麵錢，走向阿舅的住處。

我敲敲門。「阿舅！我買河粉來給你了！」

「玲！好，妳等等啊！」

他打開門，我走進昏暗、骯髒的公寓；衣服晾得到處都是，菸味瀰漫整間屋子。黑人一定是去上班了。我將那包河粉遞給阿舅。

他微微一笑。多年前凌亂的兩排牙齒，如今已成了無牙的笑容。雖然如此，阿舅的笑容依舊，在我兒時逗我開心的微笑，在我長大後卻令我困惑──一個歷經多年疾病和痛苦的人，怎還能笑得如此真摯？

他說：「玲，妳即將去英國了，是吧？」

我點點頭。「是，再過幾個星期。」
「妳一定要用功讀書喔，好嗎？」

我點點頭說：「好。阿舅，你一定要保重，好嗎？我沒辦法再買河粉給你了。」

「好，好，妳要用功讀書。」

「你趕緊吃，冷掉就不好吃了。」

阿舅開始吃河粉，我坐在沙發上，環顧四周。阿舅的考試證書仍掛在牆上，鑲在薄薄的木框裡，如今上面的中文字和他的照片都已褪色。我記憶所及，這些證書一直掛在牆上，不過，也許我以前從沒認真留意過。從我坐的位置望著那些證書，赫然發覺阿舅不僅聰穎，而且長得相當英俊。嗯，好吧，一個19歲的女孩，難道不總是想著這人長得帥，那人長得不怎麼好看嗎？

然而，現在當我四處張望時，那個據我所知是他最愛的玻璃菸灰缸吸引了我的目光。菸灰缸一如往常擺放在廚房窗戶旁，但裡頭堆了大量的菸灰──或許過去都是阿嬤幫他清理菸灰缸；或許是沒人嘮叨他，所以他不再每天清理；抑或是他試著用抽菸排遣寂寞，所以菸灰累積得比較快。

我看著菸灰，再看看正在吃河粉的阿舅，接著凝視牆上的證書；我不斷地輪流看著這三處，從左到右，再從右到左。當我看著證書時，我想到言談機智的傑出學者；當我望著菸灰，我想到阿舅和板橋醫院那些像他一樣的人。

再多說什麼，也無法涵蓋他們破碎的人生；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過著卑微、寂寞的人生。他們的人生經歷，假如我們費心思索，或許可以明白，唯一區別他們的過去和現在，並且唯一區隔他們與我們的，只是一種細微的聲響，一種帶著「窣窣」聲音的調子，這個聲音非常輕微，因此，我們幾乎聽不見，幾乎沒注意到；這聲音迴響在過去和現在、他們與我們之間的分歧中——這裂隙幾乎無法跨越——或許唯有我們仔細聆聽回聲，聽出在這微弱、細微聲音中隱含的美，才得以跨越。

我看著坐在桌前的阿舅，夾在左邊的證書及右邊的菸灰之間，在左邊的過去和右邊的現在之間，在左邊的成功與右邊的破碎之間，在左邊前途光明的希望，以及在右邊繼續活下去的勇氣之間──我的舅舅──一個平凡的男人。有人會說他是個失敗的男人；很多人會說，他是個瘋子。但對我而言，我會記得他和他的微笑，以及他在我生命中產生迴響的微弱、美好的聲音。

（書中主角阿成是新加坡的思覺失調症病友。本文摘錄自《住在三十年的寂寞裡》一書第174～185頁，感謝大好書屋慨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