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殘疾無常—一位視障者對生命的感悟

作者：徐啟明

出版社：初文出版（香港）

出版日期：2021年5月

失去視力，相信對每一個人而言，都猶如晴天霹靂，可能有人只會埋怨上天對自己不公平，但本書作者卻能自強不息，以滿腔熱忱，為自己黑暗的世界添上繽紛的色彩。

「自八歲失明後，為了光明，為了自我實現，走過不同的路，經過不同的平台，目睹不同或同一時空下的遺棄、隔離，再看見福利、權利及互利的力量。在任何時候，視障人士和其他有心人以不同的行動燃點燭光，而積極的視障人士均以自強不息的精神適應和改變環境，像向日葵般擺脫束縛，尋求突破，朝向陽光。」──徐啓明

完成中三（國中課程）後，我從香港「心光學校」轉到「聖保羅書院」繼續學業。由於缺乏點字數學教科書，很多學兄和學姐都沒有選修數學科。儘管如此，一位在「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協助下得到升學機會的學兄，願意把他的數學筆記借給我閱讀。細閱之後，我覺得除了應用題是用英文出題外，內容跟以前用中文所學的大同小異。若我真的要選修這科，就要解決沒有教科書的問題。那時，「香港盲人輔導會」和有關政府部門沒有製作點字中學數學書。即使書內的文字我可以依靠別人誦讀，但數學符號是較難掌握的 以及數學圖表亦不能自行製作。

為了解決這個困難，我先從「英國皇家盲人輔導會」（Royal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Blind）借來點字數學符號手冊閱讀。另外，使我欣喜的是，「心光學校」的朱慕珍老師答應為我製作可摸讀的圖表。其後三年，她花了不少時間，用盡巧奪天工的剪貼技術，製作了數百幅圖表。同時，我亦得到數十把聲音的幫助。這些聲音來自家人、鄰居、朋友、同學和義工，他們把中三至中五的數學教科書一字不漏的讀給我聽，我就用點字打字機抄錄成點字版本。有了教科書，我就可在課前預習，在課堂上聽老師講解，並在下課後做功課和溫習。過程是從無到有，從身邊尋求助力，按部就班的獲取前進的動力，最後取得成果。三年過去，不但完成中學課程，數學科在香港中學會考和英國普通教育文憑考試也通過了。不但如此，我從數學科學到邏輯、統計學、或然率等知識，不但在其他科目大派用場，而且終身受用。

那三年的經驗使我領悟到，生命的意義在於能夠追求理想以及品嚐辛苦得來的成果。這些成果源於上天賜我的一切和別人給我的助力。那三年的經驗亦叫我不要放棄任何邁向理想的機會，儘管是向前挪移一小步，因為這一小步代表著生命中可堪回味的千辛萬苦！

（作者為視障者。本文摘錄自《殘疾無常–一位視障者對生命的感悟》  一書第08～09頁，感謝香港「初文出版社」慨允轉載。）

「從依附到獨立」是成長心理學研究的課題，也是家庭和學校培育下一代的重要過程。我很幸運，母校的環境和氣氛既能訓練我的紀律和責任感，又能促進我和同學間的互動和合作，這正好體現在我從學校回家的進程–先是家人接送，繼而是與同學聯群結隊乘車搭船，最終是獨立上路。

我是在1967年3月23日入讀香港「心光盲人學校」的。心光是一所寄宿學校，位於港島南區薄扶林道，距離瑪麗醫院和鋼線灣（現稱數碼港）不遠，矗立在一個斜坡下，背山面海，環境優美。我們需要在星期日下午回校，星期五放學後回家。不過，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政府開始發放傷殘津貼之前，除了聖誕節、農曆新年、復活節和暑假，校方容許學生留在學校，周末上午會有紅十字會的義工帶我們出外遊玩，他們都是來自一般中學的「大哥哥」和「大姐姐」。沒有他們，我的童年不可能有機會到維多利亞公園、太平山山頂、巴黎農場（位於現時的海洋公園附近）、兵頭花園（現稱動植物公園）及海運大廈等地方一遊。

我剛上了兩天課便需回家，因為碰巧是復活節假期，這是我第一次由家人接送回家。之後數年，除了有一次發生特別事件，上學和回家都是由哥哥、姊姊和弟弟接送。

1967年是香港動盪的一年，因為發生暴動，學校提早放暑假，由於家裏沒有電話，校方來不及通知我的家人，我被迫多留在學校數天，最後由宿舍保母陪同乘搭校車回家，這是我第一次乘坐校車（似乎是七座位的），八年後我才每天早上乘坐校車到聖保羅書院上課。

小學階段，周五放學後，大家執拾好旅行袋，把需要洗熨的衣物放進裏面，便蹲在飯堂旁邊的石階等候家人。有些同學的家人早來，便與他們傾談，他們有時會給我巧克力或其他零食吃。那時，香港沒有地下鐵路和過海隧道，住在九龍、離島和新界的家長需花上數小時接送子女，路途是迂迴的，需要轉車、轉船再轉車，暈車浪和暈船浪是當時的一點回憶。

到了高小至初中階段，我們開始長大，便抓來同路的同學（有些是弱視的），聯群結隊回家，一起乘坐巴士到中環，然後再乘渡海小輪。出了佐敦道碼頭，有時會光顧街邊的熟食檔，在回家前，品嚐街頭美食。

1974年左右，學校開始提供行動定向訓練。我學習了使用手杖的方法、領路法（Sighted guide techniques）、行動技巧及不同交通工具後，無論是回家、上學或是參與活動，我都能獨自上路。當時的行動定向導師曾提議我到澳洲學習使用領路犬，但由於我要到普通中學繼續升學，故不能成行。

去年年初某個星期日，回母校參加校友會的活動。恰巧與一位小師弟同坐一輛從中環開出，路經母校的小巴。上車前，有路人協助他，他向那路人道謝後便坐下。下車後，我覺得小師弟的行動有點蹣跚，便上前問他是否需要幫助，他很有禮貌地婉拒。我說我也是回「心光」的，我們便一起走了一程。他除了失明，一邊身還有點痙攣，但他勇敢地詢問小巴的路線，禮貌地婉拒別人的幫忙（因為他能應付），態度不卑不亢，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路上，他談到暑假後會到一所普通中學重讀中三，又說很喜歡海洋公園的機動遊戲，他姊姊在一所大學念新聞系，遲些日子她會陪他到海洋公園玩。我想小師弟也經歷了我在回家和上學路途上的進程——從依附到獨立的進程。在這進程中，有家人的關懷、同學的友情和自己的成長。

（作者為視障者。本文摘錄自《殘疾無常–一位視障者對生命的感悟》  一書第23～26頁，感謝香港「初文出版社」慨允轉載。）

麥修女（Sister Moira）是「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榮譽會員，曾以義工身份全職管理該會學生中心，我和許多視障學生因而得到她的幫助。我第一次閱讀《南華早報》的文章，是由她以點字打字機逐字打印出來的；而我上課時的同學手抄筆記，全靠麥修女安排四、五個義工在周末讀給我聽。為了找到義工，她有時會站在火石道二號截停路過的學生，要求他們給予幫助，讀書給我們聽或把資料錄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你可曾在火石道遇見過她？

她於1992年9月29日辭世，享年85歲。麥修女一生不遺餘力地貢獻弱者。麥修女充滿慈悲心和正義感，讓我們簡略地回顧她的生平事蹟。

1907年，麥修女在美國新澤西州出生。年幼時，由於家貧，她沒有上大學或接受專業訓練。她15歲時，為了謀生，她到一間公司當文員。一年後，機緣巧合，她在瑪利諾修會學校修讀初中課程，並於1925年成為修女。

1933年，修會差派麥修女到中國工作。事實上，她早於學生時代已開始關心中國的婦女。那時，麥修女和她的同班同學聽聞在中國歧視婦女的情況嚴重，初生女嬰被遺棄，於是他們在班裏發動「一分錢」運動。每個同學每月捐出一分錢，由麥修女負責收集款項以及交給一間關懷中國婦女權益的機構。款項的用途是幫助有關家庭撫養他們原本打算遺棄的女兒以及興建孤兒院。

麥修女來到中國，最初在廣東羅定一間孤兒院工作了三年。之後，她到廣西桂陽一間女子宿舍，負責幫助有意做修女的女子解決問題及帶領她們學習聖經。1951年，中國政府要求她離境。其後，她到澳門照料難民。1953年，她來到香港，擔任幫助新移民重過新生的工作。1962至1969年期間，麥修女回美國，然後在越南一間孤兒院工作。

麥修女認識盲人早於1938年。那時，她在廣西的女子宿舍工作，一名女傭發現一名失明女嬰，而麥修女就負起照顧這名女嬰的責任。稍後，一些神職人員把更多被遺棄的失明女嬰交給麥修女。因為她不懂得怎樣教養這些女嬰，所以她把其中兩名女嬰帶到香港，並把她們安置在一所由嘉諾撒修會開辦的盲人學校。

她第二次接觸到盲人是在1953年。當時，她在香港幫助一名失明男童獨立生活及在一所普通學校就讀，這名男童成為香港首名在普通學校就讀及參加香港中學會考的失明學生。1971年，「香港盲人輔導會」的工廠工人罷工，麥修女支持工人爭取公平待遇。1972年，她正式參與協進會的工作。除了幫助協進會租用九龍塘火石道二號成為該會學生中心之外，她亦以全職義工的身分參與協進會的工作。縱使當時年屆65歲，但她仍跟美國婦女會會長Jean Castle太太學習英文點字，為失明學生轉譯點字教科書。因此，1979年，在協進會創會15周年的時候，麥修女獲邀成為該會榮譽會員。1981年，在協進會提名下，她取得崇德社的傑出婦女獎。數年後，因她在香港作出的卓越貢獻而獲頒發大英帝國員佐勳章。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她返回美國過退休生活，直至終老。總結麥修女的一生，她隨時準備不遺餘力地奉獻自己，幫助別人。

麥修女對協進會作出了巨大貢獻。協進會今天的教育服務以及許多失明學生完成中學甚至專上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均受到麥修女的鼓勵和幫助。更令人讚賞的是，雖然麥修女服務我們，但她從不把她的意願加諸我們身上，而且她支持我們有自己的看法，並鼓勵我們將之實踐並成立我們的學生會。這種尊重實在可貴。

麥修女，我們永遠懷念你！

（作者為視障者。本文摘錄自《殘疾無常–一位視障者對生命的感悟》  一書第133～136頁，感謝香港「初文出版社」慨允轉載。）